今天我们来聊聊王安石和他的变法。
说起王安石变法，在中国无人不知，我们从中学时代就读过他的故事。现代人对王安石的评价很高，说他是伟大的政治家与改革家。不仅是治国之能臣，文章也写得好，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词开北宋风气之先。
王安石还是个品行孤傲，耿介自持的人。他心里只有国家大事，对生活小节从不计较。据说，他总是连着几天不洗澡，衣服也不勤换，以至于身上有好多虱子，和大臣们聊天时会时不时地挠痒痒。有一次到朋友家吃饭，王安石只盯着眼前的一盘鹿肉吃，结果让朋友误以为他喜欢吃鹿肉。而实际上呢？王安石连吃饭时都惦记着国计民生，根本顾不上自己在吃什么。
你可能会问，这么一个工作狂，该不会是书呆子吧。还真不是，王安石长期在基层做官，深谙百姓疾苦与各种行政事务，与那些只会空谈的理论家不同，王安石是个经验丰富的实干人才。
按照中国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原则，王安石几乎都具备了。在宋朝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像王安石这样的尖子生可谓凤毛麟角。然而，由他所推动的轰轰烈烈的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何以至此？今天，就让一千年后的我们，来复盘这段历史。
王安石
1/6 “积贫积弱”的北宋
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通常的解释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守旧派的阻挠。这里所说的守旧派，是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一批文臣，他们从新法实行的第一天，就千方百计地诋毁王安石。在近现代历史教科书中，他们被描绘成观念保守，食古不化的顽固分子。
第二个原因，来自王安石变法本身，尽管王安石的出发点很好，制度设计的也不错，但在政策执行中出了问题，不少中下级官员利用新法中饱私囊，压榨百姓，加上北宋时期没有完善的监督机制，结果就活生生地把王安石的名声搞臭了，总之又是一个关于“猪队友”的反面教材。
围绕王安石变法，一开始就有很多争论。历史上把王安石一派叫做“新党”，把司马光一派叫做“旧党”。这一新一旧，很容易让现代人产生误解。
为什么这样说呢？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新势力”通常象征着革命，是站在平民老百姓的立场上说事。而“旧势力”则是替统治者张目。这显然是受到近代以来“进步史观”的影响。但你仔细看看王安石变法，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因为王安石最根本的出发点，恰恰是为了统治者的利益。反倒是那些反对他的人，有不少在替老百姓讲话。
要明白这背后的缘由，我们得了解一下王安石时代的北宋。
宋朝是个很有意思的朝代，今天我们都知道，宋朝时期中国的工商业异常繁荣，财富总量一度占据世界第一。按理说，这么富有的朝代，人们对他的评价应该很高吧。其实不然，因为历史学家对宋朝还有个形容，叫“积贫积弱”。
当然，这里所谓的“积贫”，不是指社会很穷，而是宋朝的政府很穷。穷到什么地步呢？
咱们随便举个例子，那个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你也许听说过。宋神宗十九岁即位，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想干一番事业。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每年都要举行祭天大典，可是令宋神宗尴尬的是，他居然连赏给大臣们的红包都拿不出来。
宋神宗
这当然不是因为宋神宗抠门，而确实是因为国家财政紧张。到了宋神宗时代，全国的官员，含在编与不在编的，合计已超过三十万人，光是要养活这么多公职人员已经够呛了。然而，比起庞大的官僚队伍，更令人头疼的还有军费。大宋强敌环伺，北有金辽、西有西夏，禁军人数达140多万，军费开支更是一个天文数字。
财政压力如此之大，国家已经到了不改变就难以维持下去的地步。
2/6 王安石与司马光之争
偏偏此时的宋神宗，他想要出人头地。
年轻人都向往打仗，宋神宗也不例外。他想做个具有雄才伟略的君主，打败辽金夏，收复北方故土。可身边的一群老大臣们却整天向他唠叨，说什么年轻人要稳重，要谨慎，不要想入非非，别整天喊打喊杀。可一个小伙子哪儿听得进去呢？你们这帮老头已经半截身子埋土里了，自然都想着明哲保身，我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所以，宋神宗最需要有个大臣能站出来替他说话，当然，这个大臣除了忠心耿耿，更要敢想、敢闯、敢干，能替他统筹把握所有的问题。而王安石，正是这个合适的人选。
王安石的思路其实很简单，他告诉宋神宗，年轻人有梦想是好的。但实现梦想的前提，是先得让自己的钱袋子鼓起来。那怎么让钱袋子鼓起来呢？王安石认为，应该“摧抑兼并，均济贫乏”。
什么意思？简单地说就是，国家应该把商人管管好，尤其是富人。把原本流进他们口袋里的钱，转移到皇帝的国库，同时拿这笔钱接济穷人。
王安石认为，国家之所以如此窘迫，主要是因为财富全都落到了富人手里。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王安石，和绝大多数中国的士大夫一样，坚信“为富不仁”。所以，政府要遏制商人的壮大，甚至剥夺他们的财富，是天经地义的。不过王安石也强调，政府有钱了，不是为了让官员吃香的喝辣的，而是得周济穷人，使他们有饭吃，有衣穿，只有这样，社会才能稳定。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不错，但落实到行动层面上，王安石就遇到了阻碍。而反对声最大的，就是司马光。
司马光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政府遇到财政困难，采取的办法无非两种：开源与节流。而司马光，当属于“节流”一派。
司马光始终觉得，政府财政紧张，主要原因还是花费太大，所以根本解是节省开支，把钱给省出来。司马光的想法很具有普遍性，尤其在广大儒生眼里，减少政府开支，让皇帝和官员过紧巴巴的日子，符合儒家提倡的安贫乐道的价值观。
在司马光看来，王安石玩的把戏，不过是把老百姓的钱，放进朝廷官员的腰包，美其名曰：“均济贫乏”，实际上就是搜刮。司马光有个挺有意思的观点，他说：“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国家有钱了，必然以老百姓的贫困为代价，你王安石还是别折腾了。
王安石自然不会同意司马光的说法。他认为，司马光已经out了，国家完全可以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具体该怎么做，就得看他有多大的本事了。
3/6 艰难的变法
之后几年，王安石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方案。王安石变法的大致内容想必你也熟悉，在此我们只挑三个最重点的来讲。
首先是均输法，均输法的初衷，是为了均衡商品的流通，防止某些商人利用商品的稀缺哄抬价格。为此，王安石成立了专门的发运衙门司，根据市场的供需情况，及时输送商品，平抑物价。
还有个措施叫做市易法，政府在首都设立部门，专门收购滞销的产品，随后在短缺的时候卖出，其出发点和均输法一致，也是为了防止商人的投机活动。
均输法和市易法都不是王安石的首创，在此之前，汉代的桑弘羊就有过类似的尝试，王安石只是进行了一定的改进。而真正令人眼前一亮的，是青苗法。
青苗法的出发点，是为了缓解老百姓的经济压力。青苗法规定，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可以向民间提供贷款，贷款可以是钱粮，也可以是种子。每笔贷款的利息为20%，一年可贷两次。
王安石本人也为青苗法的出台而自豪，他对皇帝说，是古老的《周礼》给了他启发。当然，青苗法是否源于《周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和其他的新法有没有给国家带来成效。
在最初的几个月，新法收获了奇效。原因很简单，它把大宋政府变成了一台赚钱机器。
均输法本质上为政府提供了商品买卖的垄断权。官员们经常以很低的价格采购商品，再高价卖给稀缺的地区，其行为已经同商人无异。市易法也好不到哪儿去，政府集中采购商品，结果越买越多，最后到了啥东西都由政府专卖的地步。
至于青苗法就更过分了，王安石的反对者很快发现，这项法律非但没能改善百姓的经济状况，反而为官员们提供了新的收入来源，那就是利息。不仅如此，官员们还把发霉的粮食借给农户，收粮的时候却故意加大重量。结果，农民的压力非但没减轻，反而加重了。
司马光的话不幸言中。所谓“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压根就是谎言。社会上下，从商人到百姓，都遭受了严重打击。工商业被破坏，民众苦不堪言。面对群臣的指责，王安石不为所动，他甚至干脆把政敌司马光贬到洛阳，为自己的改革扫清障碍。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最后，连王安石的学生都看不下去了。有一天，他的学生郑侠献上了一张《流民图》，这张图上画的，是千万因为王安石新法流离失所的百姓。画的寓意很明确：王安石变法已经惹得天怒人怨。再这么下去，大宋就危在旦夕了。
4/6 司马光上台
不过，这些还不足以扳倒王安石，因为他背后站着自己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宋神宗。
新法尽管把大宋闹得鸡飞狗跳，可是对朝廷而言，好处却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正是宋神宗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继续信任王安石的原因。而王安石坚如磐石的个性，也是其新法得以维持达17年的重要原因。
王安石的问题在于，他的立场坚定，但缺乏变通，性格也难以和人共处。王安石有句名言，叫做：“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样的性格，对王安石其实构成了某种悖论。
一方面，大刀阔斧的改革往往需要得罪人，谨小慎微，左右逢源，或者过于圆滑的人难当大任。可另一方面，改革并不是推翻一切重来，他需要别人的理解和信任，否则根本没人去帮你落实。因此，历史上成功的改革，都是有进有退，在激进中诞生，于妥协中完成。可王安石，偏偏不是个会妥协的人，这也注定了他最终的失败。
宋神宗一死，反对派就卷土重来。新法悉数被废除。哲宗继位后，把司马光请了回来。但政府财政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司马光所能给出的，依旧是老办法。
司马光上台后，给皇帝上了两道折子，第一道折子是呼吁皇帝“广开言路”，但明眼人都知道，这实际是号召大家对新法进行口诛笔伐，为废除制造舆论上的合法性。第二道折子，是请求皇帝减轻农民负担，不过在他的政策工具箱里，除了减税这一项之外，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司马光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与历史学家，可要论处理财政问题的能力，他不及他的对手王安石。如果司马光执政的时间再长一些，他的下场可能和王安石一样，背负朝野上下的一片骂名，甚至比这还要惨。不过司马光很幸运，执政仅一年后，他就去世了。同年，王安石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今天的司马光，以一本《资治通鉴》为后人铭记。实事求是的说，如果没有《资治通鉴》，司马光对历史的贡献要黯淡得多。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他们都是正人君子，其性格虽各有瑕疵，但身为儒臣，他们皆为当时之典范。
可是在两人去世之后，情况就急转直下。新旧两大阵营里，一些投机分子粉墨登场，他们打着原则的旗号，投机钻营，谋取私利。更可悲的是，旨在富国强兵的王安石新法，到了宋徽宗时代彻底变了味，成了不折不扣的敛财工具。
5/6 改革派的下场
如果没有蔡京，那么王安石在宋朝乃至之后朝代的名声，还不至于那么差。
今天我们知道蔡京，主要是通过《水浒传》。小说里，“蔡太师”被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大奸臣。在现实中，蔡京虽不算大奸大恶，但他对北宋的灭亡，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蔡京影视形象
北宋末期，社会矛盾加剧。而蔡京认为，这是由于王安石变法推行地不够彻底所致。蔡京曾经是王安石的得力干将，对新政也颇有研究。至少在政治生涯的早期，蔡京是衷心推崇王安石变法的。
可到了蔡京执政的时代，他把王安石新政的原则与做法改头换面。比如，从王安石时代推行的《免役法》，在蔡京手里却变成了允许富人免役免税，逃避社会义务。如此一来，等于把所有负担都压到了穷人身上，穷人岂能不造反？
再比如，蔡京不停地忽悠宋徽宗，替他又是搜罗花石，又是建造万岁山，而且往往是以实行新政的名义。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就这样沦为统治者搜刮民脂民膏的“帮凶”。
宋徽宗
更可怕的是，出于维护自身权力的目的，蔡京还把王安石生前的政敌：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等人来了个总清算，司马光甚至差点被鞭尸。“残害忠良”的骂名就此落下，北宋开启了死亡倒计时。
随着宋室南迁，中国统治阶层的思想日趋保守。王安石甚至被历朝历代列为反面教材，一直到清末，随着维新思想的兴起，王安石才重新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可。
但从另一个方面说，这也是改革派的宿命。中国历史上，从秦国的商鞅、唐朝的刘晏，到宋朝的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他们都没有好下场。不是生前被对手弄死，就是死后被政敌清算。这背后固然有个人性格与政治斗争的因素，但从根本上看，还是由中国政治的大环境所决定的。
中国儒家意识形态，把稳定作为统治的第一要务。儒家所向往的，是一个四时有序，万物有常的世界，这大概也是农耕文明的特色。
所以，在儒家的话语体系里，任何改变，任何创新，都得从祖宗之法里寻找依据，否则其合法性就会遭到质疑。如果改变让世界变得混乱，哪怕是暂时的混乱，那也是相当可怕的。正因为如此，王安石才会挖空心思，借助《周礼》为自己的青苗法辩护。
但无论你的包装术多么精妙，改革的根本，总归要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要么是上层的利益，要么是下层的利益。可是在守旧崇古的政治生态中，坚持不变，永远比坚持改变更加政治正确。
改革一旦引起动荡，各种骂声纷至沓来，对手们往往从道德，而不是技术层面来批评改革。可要论道德立场，改革派永远不是守旧派的对手，在“祖宗之法”这面大旗帜下，改革派的“伪装”很容易被撕下，且往往没有反驳的余地，他们最终的悲剧，就这样被埋下了。
6/6 王安石的局限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财政史上的一次伟大尝试，但是在帝国特有的政治生态中，这场新政的结局早已注定。感叹之余，我们不能不看到王安石及其时代的认知局限。
毫无疑问，王安石是中国中古时期的顶尖人物。但无论他的聪明才智有多高，在他的观念库存中，中国传统思想始终占据着核心位置。中国古代，政府发展经济的主要方式，正如之前所说的，无非是开源与节流，其理论依据则来自于儒道法。其中，法家推崇国家统制经济，道家主张放任，儒家则介乎两者之间，有点调和折中的意思在内。
王朝新建初期，由于人民饱经战乱，统治往往选择休养生息，不与民争利。经济经过两三代人的时间得以恢复，王朝统治即将步入黄金期。可伴随着盛世到来的，是官僚队伍的扩大，军备开支的增加，以及政府承担公共品建设成本的提升，如果碰巧再遇到一两个好大喜功的皇帝，一经挥霍，国家财政就开始告急。而这时候，往往就需要改革派站出来收拾烂摊子。
改革派的根本任务，首先是提高政府的财政收入，因此，无论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亦或北宋的王安石，他们所谓的新政，本质上是扩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如果成功了，王朝得以续命，倘若失败，那王朝很有可能就毁在他们手里。
然而，无论改革派多么努力，却终究不是救世主。他们的做法，只是延迟了王朝灭亡的时间。因为，在存量不变这个大前提下，所谓改革，其实正如司马光所说的，不过是把钱从一部分人的口袋移到另一部分人的口袋。
那么根本解是什么呢？其实现代经济学已经告诉我们，解决存量问题的关键，是盘活增量。唯有增量被激发了，经济才能获得增长。那该如何盘活增量呢？有两条路径，一个是对外贸易，用存量来交换存量。另一个是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加速存量的积累。
很显然，这是王安石时代的人不可能想到的。尽管在今天，我们已经把这些原则视为天经地义。如果王安石穿越到现代，他也许会明白，宋朝政府最应该做的，既不是靠垄断民间贸易打压豪强，也不是靠省吃俭用省出一个丰满的国库。而是修建完备的基础设施，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以及最重要的，开放市场，让自己的国家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一部分。
当然，这都是后话。个人认为，王安石变法失败对今天的启示在于，当你被存量思维给绑架的时候，你的任何行动，最后都会走进死胡同。睁眼看世界，对每个人都无比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