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劉金濤、李佳浚
塵埃落定，姚明離開——中國籃球又一個時代，結束了。
從2017年上任時的躊躇滿志，到2024年黯然離開，七年，從國家隊到聯賽、從基層到校園、從三人球場到小籃球……無論現狀是否令大眾滿意，但不可否認，中國籃球事業已深深刻上了「姚時代」的印記。
短時間內，我們很難評價姚主席的功過得失，然而，從中國籃協的官方通告里，也許能找到一些總結性的文字：
「姚明在厚植大眾籃球基礎、構建職業聯賽體系、提升國家隊水平、推進體教融合、推動籃球產業和文化建設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任職期間積累的人才資源、制度資源、社會資源，為進一步深化體制改革、推動項目高質量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這些關鍵詞的順序，可能就是姚明在中國籃協主席位置上的總結。而在換屆會議開始前這個節點宣布辭職，也透露著一種意味深長的現實：
一段未竟的中國籃球改革史，提前終止了。
我們無法判斷問題究竟出在哪，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籃球需要姚明這樣的改革者，讓我們看清理想與現實的差距。想要彌補這一差距，正確答案可能就在某個街頭、小籃球場或者鄉村之間。
但在基層建設這個問題上，哪有那麼多立竿見影的事。而在當下的情景里，所有的努力，都不及一張漂亮的成績單來得有存在感。
可惜，事與願違。
繞不開的國家隊
曾擔任籃管中心主任的李元偉曾直言，「亞錦賽是小考，世錦賽是中考，奧運會是大考。」從北京奧運會到現在，中國體育變了太多模樣，但追求成績這一點其實並沒有變。
近期，姚明也對新華社袒露了心聲，他表示擔任中國籃協主席的經歷很寶貴，有不少收穫，遺憾的則是國家隊的成績和表現沒有達到預期。
自2017年上任以來，姚明在國家隊層面頗為用心，上任後火速推出「紅藍雙國家隊」，隨後在雅加達亞運會上，中國籃球四支隊伍斬獲四枚金牌，雙線作戰的男籃國家隊也湧現出了一些新人，更是造就了中國籃球那張年度合影。
那時的姚明雙臂大開，躊躇滿志，有著滿滿的信心與期待迎接未來。
彼時，「專業人做專業事」的稱讚流傳於行業之中，也因為耀眼的成績，那場關注度並不算高的亞運會，將國人對姚明的期待提升了一個等級。
一切的故事，都在對陣波蘭隊的比賽中發生了轉折，結果已無需多言，直到現在還有很多人不願意承認，那只是一個年輕球員在高壓之下的失誤。
但那又不僅是一個失誤。往小了說，是對當年的國家隊關上了世界舞台的大門，往大了說，也讓所有人徹底意識到了中國籃球「青黃不接」的殘酷現狀。
在整體實力之外，對於主場作戰的男籃而言，競技體育既是充滿偶然，也充滿了博弈與較量，一場比賽的競爭遠不止「場上的比賽」，對於「東道主如何爭取主動權」這類話題，想必如今的我們已經有了清晰認知。
國家隊反映的，首先是一支球隊的建設問題，中國男籃如今已經「觸底」，球迷們的目光也更多聚集到了崔永熙、楊翰森、張博源等年輕球員的身上，等待那個「反彈」的機會早點到來。
好的一面是，中國女籃國家隊似乎有更多的收穫。
一直以來，長集訓是中國女籃保持競爭力的關鍵。2022女籃世界盃之前，中國女籃集訓質量過硬，成功殺入世界盃決賽。去年的亞洲杯上，女籃在缺少黃思靜、李月汝和武桐桐，甚至決賽缺少隊長楊力維情況下，同樣以殘陣力克日本女籃，時隔12年拿到了女籃亞洲杯冠軍。
當然，這支被稱作「黃金一代」的隊伍也輸過很多比賽，尤其是今年巴黎奧運會小組賽1勝2負沒能出線，黃思靜就曾直接點出問題所在：「今年集訓期遇到的困難很多，一個是傷病，一個是人員始終沒有到齊。我們在奧運會開賽之前一周才全員到齊，導致我們沒有很好地磨合。」
我們能清晰地認識到，在優秀運動員輩出的時代，長期且大量的集訓是這支女籃成功的秘訣，因此更不可掉以輕心——要知道，這支中國女籃從沒有在連續的世界大賽中證明自己，沒有持續拿下過好成績。
在這背後，是中國女籃國家隊與聯賽之間競爭水平的脫節，而這一點同樣也屬於CBA。
從球員時代過來的姚明，理應是最懂國家隊的人選之一。最終，姚明在這方面交了很多學費，而在他接手前已經顯現頹勢的中國男籃國家隊，如今又培養了哪些青年才俊？
無論如何，對於未來改革方向的施行，兩屆世界盃的失利，也讓我們看到了很多答案。
CBA公司，姚時代最大的「遺產」？
姚明上任籃協主席，本就是件不那麼尋常的事情。
2016年初，姚明聚合18家職業籃球俱樂部，意在倒逼CBA聯賽加快市場化改革。彼時的背景里，「46號文」剛剛發布，體育創業潮不斷湧現，各大聯賽賣出天價版權，NBA國內轉播權更是被騰訊以5年5億美元摘下。
姚明的推動很有效果。一年後，身為「社會人士」的姚明就任籃協主席，兼任CBA公司董事長，推出過一系列聯賽改革措施，包括董事會決議、擴大聯賽規模、加強賽事包裝與傳播，甚至不惜放棄個人代言來助力聯賽的商業化改革……照比當年，如今的CBA在商業化和社會責任層面都要立體得多。
第一屆CBA俱樂部杯即將開打
但改革也讓我們看到，讓CBA奉行商業鐵律的代價和難易度。2018年底，因為註冊問題，從NBA歸來的周琦無法參加剩餘的CBA聯賽，這也導致周琦半個賽季無球可打，缺乏系統性的賽事鍛鍊影響著他的發揮。
此外，改革更要考慮到CBA球隊的所有權問題，且大多數俱樂部盈利能力不強，需要資方輸血，這也是CBA與NBA最大的區別，之後新疆男籃退出後又回歸，實際上也是職業化現實情況的一種體現。
實際上，如果說「管辦分離」是大勢所趨，發揮社會辦體育的存在著優勢，那麼後續籃協的部分管理多少背離了這樣的初衷。尤其是周琦與趙睿的交易，籃協深夜發文，周琦1年頂薪合同的簽約，都與CBA合同規則相悖。
這也表現出在遇到關鍵問題時，CBA仍難以完全脫鉤和脫離。
2017年，CBA公司獲得了CBA聯賽的辦賽權、商務運營權、推廣權等多項授權，授權期限為十年，但聯賽的產權仍屬於中國籃協，如今授權期限將近，在姚明離開後，CBA又將如何？姚時代從未提及過的CBA升降級和准入制，是否也會出現不同的樣貌？
一切都只能留給繼任者回答了。
誰是「姚時代」的受益者？
基層，一直是「姚時代」工作的重心所在，而群眾籃球和青少年籃球，更成了籃球界在這7年以來，最具存在感的兩個關鍵詞。
2017年11月，中國籃協姚明宣布了小籃球發展計劃，發布了新出版的《小籃球規則》。此後，籃協還加強了教練員培訓、裁判員培養等，打開了眾多籃球人才成長的窗口。
這些著眼於青少年的改革，幫助了一個籃球領域的快速成長。在那之後，越來越多的培訓機構完成了教練員的持證上崗，小籃球的社會影響力促進家長們的意識轉變，籃球培訓的生意一度紅火起來。
與此同時，有規則參考的青少年籃球賽事變得更為熱鬧，眾多青少年品牌賽事湧現出來，包括賽事公司、培訓機構以及品牌，都紛紛創立自己的賽事IP，而賽事也帶動著裁判員成長，激發著地區籃球市場的活力。
還有一群受益者，則出現在了CBA選秀大會上。
這幾年，從大學走出的校園人才通過選秀大會進入CBA，也在職業體系下獲得了諸多成長，祝銘震、張寧等多位球員成為球隊主力，甚至進入國家隊，也有矣進宏這樣的草根球員完成逆襲，在職業比賽中出場拿分。
原本，選秀大會被看作是「體教融合」的一個絕佳出口，但隨著選秀的進行，很多球隊開始直接與球員簽約。民航的賈明儒、旅美多年的王泉澤、從清華退學加入新疆男籃的齊麟、清華的張陳治鋒等等，甚至從高中聯賽脫穎而出的淡厚然、張文傑也都跳過選秀，直接加入職業俱樂部。
太多優秀球員跳過選秀被提前「截胡」，導致CBA選秀難以實現質變，但同時也加速了人才選拔的方式。
換句話說，在姚明的諸多努力和設想中，並非只專注於青少年，但這的確是見效更快的一環。
而大眾籃球的活躍度，背後也有地方籃球建設的影子，而無論是踴躍出現的草根球星、鄉村籃球乃至小籃球明星，背後都與時代風潮緊密相關，這也證明，無論是國家隊的戰績如何，都沒有影響基層籃球的發展，群眾體育的自發性，會建立起屬於自己的發展路線，這也是體育市場發展的一個風向標。
運動員時代的姚明，是中國籃球界的「天花板」，他本可以不牽頭推動CBA改革，但他還是做了，帶著整個籃球行業的理想與追求，成為了時代的選擇。
但就像賽場上的競技體育一樣，他遇到了失利，也碰到了不走運的時候，但歸根結底，姚明在籃球領域留下的「種子」，可能是歷屆籃協主席里最多的之一。
至少姚明在任的這7年，整個籃球行業都在成長，也希望等這些「種子」開花結果的那天，「姚主席」的名號，能被再次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