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天無二日國無二主，在我們的普遍觀念中，作為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它的君主在子民心中一定是神聖和獨一的，但是被大漢養了四百年的士人心中卻偏偏有著二重君主觀這般大逆不道的觀念存在。

黨禁解，五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爽制服三年，當世往往化以為俗。

——《後漢書·荀爽傳》

東漢的士人對本州郡或者舉薦自己的長官有著極強的效忠觀念，甚至直接表現為臣子對君主的態度。黨錮解禁之時，司空袁逢曾徵辟荀爽，荀爽雖然沒有應辟，但卻在袁逢死後為他守喪三年，而當時士人非但不引以為奇，反而還大加讚賞甚至是效仿，便足以看出當時人們對「故主」忠貞的推崇。

並且這樣的事件還遠不止一例，與後世官場上對「恩主」與「座師」的態度不同的是，即便東漢「故吏」的職位做到比「故主」還高， 但一旦故主出事卻仍舊會出現為故主奔走效死的情況，甚至我們可以看到漢末三國時代各路諸侯雖然名義上都是漢臣，但已經光明正大的被稱之為「明公」「主公」了，這就是一種及其明確的君臣關係。

那為何在漢朝還未消亡，漢帝還在位時漢朝的士人們卻普遍有著二重君主觀呢？

何為二重君主觀？

在前文中我們只是簡單的提到在東漢的士人心中有兩個效忠的君主， 接下來我們再來具體分析一下什麼是二重君主觀。

在二重君主觀中首先漢帝為第一重君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漢帝與天下其他臣民的關係就是第一層君臣關係，而在此之外，東漢政治的運轉還離不開闢屬制度，辟主與徵辟士人的辟屬關係則構成了第二重君臣關係。

但是我們要注意的是，它們之間是一種主次關係而不是並列關係，第二重君臣關係更多的是對第一重君臣關係的模仿和補充。

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事君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至明，必濟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必享百世之利，楚國實受其佑，使嵩可也；設計未定，嵩使京師，天子假嵩一官，則天子之臣，而將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為將軍死也。唯將軍重思，無負嵩。

這是劉表在派遣韓嵩出使許昌時韓嵩臨行前對劉表說的話，大意就是現在我韓嵩策名委質奉將軍你為君主，就算是赴湯蹈火也萬死不辭，但是如果我到了京師，天子任命我一個官職，那麼我就是天子的臣子了，而對將軍就只有故主之情，不能再為將軍赴死了。

這裡面就牽扯到一個君臣關係是怎樣確立的問題。

在現代人的觀念當中，我們會習慣性把君臣關係按照後世儒家所解釋的如同父子那樣的「自然」關係，但是兩漢承先秦遺風，這個時候的君臣關係更接近夫妻朋友那樣的「義合」，也就是君臣關係不是自然就有的，要「策名委質」，登記入冊獻上禮物這樣君臣的名分才算事君的開始：

古者始事，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於君，然後為臣。

而如果君臣不和，「義絕」也是有著一整套的儀式規範的，要好聚好散，仁至義盡才可：

臣之事君，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

我們將之帶入到漢朝時的環境就是，誰徵召的我我就忠於誰，將他看做是我的君主，赴湯蹈火萬死不辭，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大家是普遍認可皇帝作為天下的共主的，如果受到了皇帝的徵召，那麼天大地大皇帝最大，肯定是要優先聽皇帝的了。

漢朝的徵辟制度是二重君主觀的成因

即便以我們現代人的視角來看，這種徵辟制度所帶來的二重君主觀對皇權統治來說絕對是危險的，但為何漢朝官方沒有禁止這種制度或者說觀念呢？

事實上在西漢皇權對第二重君主關係還是抱著打壓和限制的態度的，漢出郡守的辟吏之權受到很大制約的，但是朝廷在警惕這種制度的同時又不得不倚重它來對地方進行控制，用察舉徵辟的選官方法讓地方的人才參與到中央與地方政權的運作中，實現中央與地方治權的銜接，而這種制度在東漢終於脫離了它的初衷。

東漢從立國之初就是依靠河北豪族建立的政權，因此在政治上就不得不對河南、河北豪族聯盟妥協，「度田失敗」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豪族們沒有限制的「茁壯」成長最終發展成了在政治、經濟、學術上占據壟斷地位的世家大族，而世家大族為了繼續發展實現「再封建化」就會利用徵辟制度為自身招攬大批的門生故吏，四世三公的袁紹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我們總結一下，東漢的徵辟制度中，其三公開府基本就是各大世家豪族用來籠絡門生故吏的渠道；而郡守開府最開始則是皇權為了拉攏地方，實現地方治權的渠道；至於州部開府則是單純的徵調人才進行地方行政監察治理和軍事調度，而如此制度之下就初步形成了東漢士人的二重君主觀。

黨錮之禍推動了二重君主觀的發展

地方政權漸漸成長，亦有一種道義觀念為了扶翼，因郡吏由太守自辟，故郡吏對太守名分亦為君臣……甚至即已進身中央宮，仍多為其舉主去官奔喪。當時的士大夫，似乎有兩重的君主觀念，依然擺不脫封建時代的遺影。

國家觀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家庭。君臣觀念之淡薄，逐次代之以朋友。自此東漢下半節已有此端，至三國而大盛。

——錢穆《國史大綱》

事實上東漢的二重君主觀就像是天平的兩端，一端的衰弱必然會導致著另一端的崛起。

前文中我們已經提到過了，以袁楊陳荀等為代表的世家大族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尋求政治上的發展壯大，力圖實現「虛君」政治，而這對皇權來說當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我們就可以看到桓靈二帝一直試圖通過重用宦官的方式來重振皇權，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在長達十八年的黨錮之禍後相當多的士大夫已經對皇權失去了信任和歸屬感。

畢竟在當時流行的還是先秦時代的君臣觀念，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如此這般在多年的黨錮之下多少人一輩子也當不了官，多少人被宦官害的家破人亡，而這些在某種程度上不光記在了宦官頭上，也記在了天子頭上。

而隨著黃巾之亂士人對朝廷的歸屬感的崩塌，另一重君主觀也悄然興盛起來，我們也因此可以看到漢末三國時代的士人們對徵辟他們的「君主」格外忠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