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兩則新聞上了熱點，都和勞動法有關。
第一則是北京尼歐克斯科技有限公司在一實習員工孫某6個月的實習期滿之後，決定解除勞動關係。對此員工認為違反勞動法，找該公司女高管對質，女高管說出了那句讓全網譁然的話：「我就違法開除你了，你去告我啊！」
像這樣赤裸裸挑釁法律制度的行為，不少網友感到見怪不怪，也有不少網友發出疑問：為何她敢如此囂張，如此肆無忌憚？
答案很簡單，請看第二則熱點新聞。
信用中國（陝西）網站發布一則行政處罰信息：中建二局下屬分包單位拖欠53名工人工資140.26萬元未支付，經咸陽市秦都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責令清償後，逾期仍未支付上述農民工工資，被罰款2000元。
2000元？這麼重的處罰，怎麼得有領導們的一頓飯錢了吧，這是想要人家公司破產的節奏啊。
看到了沒，欠53名農民工140多萬被責令清償後逾期未支付，才做出這樣的懲罰。所以，那個小孫嘛，開除你就開除你了，你去告啊，告贏了算你有本事，大不了把欠你的錢還給你，公司也不虧。萬一搞不贏，那就不好意思了，領導們吃飯時又能多開幾支好酒了。
這違法成本幾乎等於零。
企業就是做生意的，對於生意人來說，如果一項投資成本為零，又不用花什麼時間精力，還有什麼理由不去干？
當那些缺少良知的老闆都知道並認可這一秘訣之後，一陣針對打工人的「妖風」就要刮起來了。
有人說，那就去仲裁，去告他，去跟老闆硬剛。說實話，這是正確的態度，也應有的態度。但現實多少有些無奈，因為這個過程很漫長，漫長到會讓很多人都耗不起，特別是那些有家庭的頂樑柱。
對於這一點，筆者是有親身體會的。
2017年末，應朋友邀約，筆者腦子一抽，從銀行跳槽到了一家私企當總助。當時作出這一決定，主要基於兩點想法：一是拓寬一下自己的能力和人脈，不想讓自己到了35歲的門檻後，沒有選擇；二是覺得總助怎麼說也算是中高層管理職位，感覺還不錯。
我的任務也非常明確，那就是為老闆籌備新子公司，拓展新業務，一切進行得都還算順利。
誰知一年以後，我就為我自己的這一決定感到非常後悔。
2018年11月開始，因為宏觀政策和市場原因，新公司業務陷入了困境。這個時候，公司便開始只發半個月工資，12月更是直接拖欠工資不發。到了2019年1月末，老闆宣布縮減業務進行裁員，關閉我負責得子公司，被裁員工沒有任何補貼和賠償甚至只能拿回之前被拖欠工資的一半。
對於公司這一決定，我跟老闆進行了多次協商，希望能為自己和被裁員工爭取一定補償。剛開始，老闆還客客氣氣，半推半就，但是就是拖著不給確切說法。
沒辦法，我和公司被裁的幾個員工代表直接到老闆辦公室，想要最終答案。
第二天，答案來了，維持原有決定。
無奈，我們一群人只好走法律渠道，先是向勞監大隊進行投訴，那邊也組織人過來調解了兩次，但最終無果。勞監大隊的工作人員建議我們走仲裁路線。
這個時候距離我們被裁已經過去兩個月。
接下來，我們到仲裁機構提交申請，但是需要收集各種材料證據。於是，我們又得花大半個月去收集我們受到合法僱傭、正常工作以及公司違法解僱的證據。
2019年5月，我們終於等到了開庭的通知，由於公司沒有出席庭審且我們證據充沛，我們勝訴了。2019年6月，拿到了仲裁裁決書。
2019年6月的時候，我們被告知，說是敗訴的公司不服仲裁判決，向法院提出了起訴。
2019年8月，一審開庭，公司同樣是沒有出庭，法官也一樣判了我們勝訴。
這個時候我們並不感到興奮，因為知道以老闆的秉性，肯定還是繼續上訴。
果不其然，2019年9月，我們又被告知，對方又上訴了。
2019年12月，二審開庭，同樣的劇本準時上演。
2020年1月，我們收到了二審判決書，沒懸念，繼續勝訴。
想著這已經是終審了，公司沒轍了吧。
誰能想到，當我們拿著終審判決找老闆討要欠薪時，還是吃了閉門羹，沒轍的竟然是我們自己，小丑也竟然是我們自己。
於是，我們天天上公司要錢，幾次後，對方報警了。
帽子叔叔告訴我們，要走法律渠道，不要過來圍著，這是擾亂人家公司正常經營，是違法的，而且疫情期間，也不允許集聚。
我們懵了，難道我們前面一年多的時間走的不是法律渠道？
事實告訴我們，還不夠，還有法律渠道要走，那就是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2020年3月，我們提交了強制執行申請。
接下來就是一天一天的等待，每一天都是煎熬。
2020年6月，我們收到了法院執行局打來的電話，說他們經過向各大銀行、車管所和房管局等單位發函諮詢，得到的回覆是該公司帳戶沒錢，名下沒房沒車，所以沒有資產可執行，希望我們去撤銷執行，提交結案申請。如果我們想繼續執行，後期需要我們向法院執行局提交被執行公司有財產的準確證據。
徹底蒙圈了，想到雖然是子公司，但是獨立營業執照，法人也不是老闆，之前公司帳上那點錢估計早就被轉移了。
這個怎麼搞？
這回是真的沒轍了，我們想了各種方法，包括去尋找公司可能存在的財產，去證明自己任職公司和母公司的關係，去證明老闆是實控人且個人資產和企業資產有混同。
但是忙活了好幾個月都沒有任何效果。
到了2021年2月，我們別無他法，想了一招，直接去老闆家附近堵他，拿著判決書跟他要錢。老闆報警了，因為我們屬於民事糾紛有法院判決又沒過激行為，所以帽子叔叔也沒說什麼。
經過三四次這種拉扯後，估計是礙於面子，老闆終於服軟了，答應跟我們最終解決這件事。
2021年4月，我們最確定了一個折中方案——老闆發放給了我們所欠工資，外加半個月工資的補償（法院判決補償是2個月工資）。
沒錯，為了這個三個月的工資，我們的討薪之路花了2年多，最終還是在法律渠道的輔助下通過非法律的方式拿回了大部分。
要知道，這兩年因為我們身上有未結官司，找工作的時候處處碰壁，有些人只能轉行且到小微企業工作，有些人甚至只能去打零工或者做兼職。
設想一下，如果是家裡的頂樑柱，這種耗法，有多少人能堅持？
怪不得那位女高管剛硬氣地說：「仲裁、一審、二審都有人，拖你個一兩年，我下個月還有飯吃，你兩年都別想工作。」
《勞動法》也是法律，對於違反的行為，就應該有明確且有震懾性的處罰，如果不痛不癢，那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就不可能得到保障，勞動者的尊嚴也不可能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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