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雪勤：學習陳雲的調查研究思想和經驗
黨建治學
陳雲同志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黨和國家久經考驗的卓越領導人，是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陳雲同志對調查研究工作非常重視，曾建議黨中央把調查研究作為制定政策和重大決策的根本方法，依靠調查研究作決策是陳雲同志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一、陳雲同志關於調查研究的重要思想觀點
（一）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延安時期，在同毛澤東同志反覆探討怎樣才能少犯錯誤這個話題之後，陳雲同志提煉出「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交換、比較、反覆」這樣一個帶有鮮明特點的「十五字訣」。他總結說：「這十五個字，前九個字是唯物論，後六個字是辯證法，總起來就是唯物辯證法。」1990年1月24日，陳雲同志在與浙江省黨政軍領導談話時全面系統闡述了「十五字訣」。「不唯上，並不是上面的話不要聽。不唯書，也不是說文件、書都不要讀。只唯實，就是只有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地研究處理問題，這是最靠得住的。交換，就是互相交換意見。比方說看這個茶杯，你看這邊有把沒有花，他看那邊有花沒有把，兩人各看到一面，都是片面的，如果互相交換一下意見，那末，對茶杯這個事物我們就會得到一個全面的符合實際的了解。過去我們犯過不少錯誤，究其原因，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看問題有片面性，把片面的實際當成了全面的實際。作為一個領導幹部，經常注意同別人交換意見，尤其是多傾聽反面的意見，只有好處，沒有壞處。比較，就是上下、左右進行比較。……所有正確的結論，都是經過比較的。反覆，就是決定問題不要太匆忙，要留一個反覆考慮的時間。這也是毛主席的辦法。他決定問題時，往往先放一放，比如放一個禮拜、兩個禮拜，再反覆考慮一下，聽一聽不同的意見。如果沒有不同的意見，也要假設一個對立面。吸收正確的，駁倒錯誤的，使自己的意見更加完整。並且在實踐過程中，還要繼續修正。因為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往往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這裡所說的反覆，不是反覆無常、朝令夕改的意思。」
（二）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研究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決定政策。陳雲同志說：「實事求是，這不是一個普通的作風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根本思想路線問題。」「從實際出發的關鍵是，從片面的實際出發，還是從全面的實際出發？有些同志不花時間去弄清楚全面情況，弄清楚事物的本質，而是看到一些現象，就想當然，發議論，作結論，這是十分有害的。所以，重要的是要把實際看完全，把情況弄清楚，其次是決定政策，解決問題。難者在弄清情況，不在決定政策。只要弄清了情況，不難決定政策。我們應該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時間去弄清情況，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時間來決定政策。這樣決定的政策，才有基礎。」
（3）搞好調查研究，既要有好的思想方法，也要有好的工作方法。陳雲同志曾指出，「搞調查研究有兩種方法：一種是親自率工作組或派工作組下鄉、下廠，這當然是十分必要的；另一種是每個高中級領導幹部都有敢講真話的知心朋友和身邊工作人員，通過他們可以經常聽到基層幹部、群眾的呼聲。後一種調查研究，有『真、快、廣』的特點。所謂真，就是他們敢於反映真實情況，敢講心裡話。因為他們信得過你，知道你不會整他們。我就有這樣一些朋友。所謂快，就是當問題處於萌芽狀態時，就能夠及時發現。所謂廣，就是全國各省市各行各業，都有許多高中級幹部（包括離休、退休的）。在某種意義上講，後一種調查研究比前一種調查研究更重要一些。兩種調查研究都有必要，缺一不可。」「調查研究有各種各樣的方法，找有各種不同看法的人交換意見，也是一種方法，而且是一種重要的方法。總之，我們共產黨員要加強修養，養成耐心聽取不同意見的良好習慣。」「我們必須下去調查研究，同時也要注意在幹部中間進行調查研究。在幹部中間多注意聽反面的意見，這是調查研究的一種重要方法。凡是提出一種意見的人，他總是看到了一點東西。即使是錯誤的意見也不要怕，有錯誤的意見，可能使正確的意見更加正確。」
二、陳雲同志關於調查研究的重要實踐和經驗
陳雲同志在革命與建設中，長期堅持調查研究並屢屢取得顯著成效。1937年全國性抗戰開始後，陳雲同志到延安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38年春天，在中央書記處的一次例會上，陳雲提出中央組織部的工作要面向全國組織系統，並著手調查研究黨的建設狀況。當時延安與華北敵後交通阻隔。陳雲同志建議從華北敵後六個大區選調一些同志回延安彙報敵後根據地黨的建設情況。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見後，他要求每個區黨委來一位副書記，選送一位地委書記和縣委書記；晉綏邊區和晉察冀邊區則各來幾位鄉黨支部書記。1938年十一二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陳雲同志又指示中央組織部派了兩個組織工作巡視團前往華北敵後根據地，檢查各地黨的建設工作。通過調人來、派人去的調查研究，陳雲同志獲得了大量第一手的情況，發現了不少問題。1939年四五月份，陳雲同志同來延安的七個支部書記談話，每個鄉的支部書記都談了三天三夜，邊談邊記，秘書劉家棟做記錄。陳雲同志了解到，大多數支部是不討論群眾的切身問題的，經常性的工作是依照區委的布置，發展幾個黨員，動員幾個人當兵，要多少糧食和軍鞋，而且一概是分派。至於群眾要些什麼，就不管了。其中四個支部書記，都說婦女工作重要，但陳雲同志問他們的老婆是不是入黨、入婦救會了，得到的回覆是：「她懂什麼事？有什麼用？」陳雲同志從中組部巡視團彙報中了解到一件事。他們參加的一個鄉支部的小組會，沒有提出任何要討論的問題，就要黨員發言。一個黨員先說：「我們是共產黨員，每個同志要繳黨費，這是為了惦記黨。黨費是每月三個大子兒，沒有大子兒，繳雞子兒也行，小米也行，完了。」接著發言的三個黨員都講「繳黨費」，然後小組會就散了。陳雲同志擔心：這樣的會議如果多開幾次，恐怕誰也不願再來了。完全脫離群眾的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的區委、支部和小組，一定會失去群眾的支持，是非常危險的。陳雲同志還了解到，有些地方，一個老百姓在七八個群眾團體名冊上都有名字，而每個團體又規定五天或七天開一次小組會，十天或半月開一次大會。他想：如果真有這樣老實的老百姓，遵守紀律，每會必到，即使不種地，時間還不夠分配。他們反映的問題中，更有甚者，有個縣的地主把持鄉政權，他們把各種負擔都加在抗日軍人家屬及貧苦工農身上，卻美其名曰「起模範作用」。根據調查研究了解的情況，陳雲同志於9月和11月在黨內刊物《共產黨人》上發表了兩篇文章《鞏固黨與戰區的群眾工作》《開展群眾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指出：「我與華北六個不同地區做黨的工作的同志談話以後，覺得華北工作最弱的一環，是群眾工作。」「要使抗戰前進一步，要使我們黨的工作前進一步，問題的根本，在於開展群眾工作。這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他提出劃小區鄉黨組織工作範圍以便接近黨的支部和接近民眾、支部要經常注意解決群眾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各團體領導機關的人要深入下層工作、組織婦女等措施，主張「我們要向著這樣一個目標：支部掌握鄉或村的全局，即掌握全鄉或全村的黨、政、軍、民、學的工作。做到了這一點，支部才算得是群眾的核心，黨在群眾中的堡壘」。他還在中央討論各地工作時，針對不同地區黨的組織情況，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導性意見，為加強抗戰時期黨的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4年到1945年，陳雲同志任西北財經辦事處副主任。當時，陝甘寧邊區加上晉綏邊區共有150萬人口，卻要養活5萬脫產軍民，財政極端困難。物價飛漲，1942年比1941年上漲了3倍多，1943年又上漲了20多倍，邊區人心不安，群眾拿著邊幣搶購物資，對當時的大生產運動，是個巨大的衝擊。陳雲同志到任後，迅速開展調查研究，摸清底數後確定了發展生產、加強外銷、減少印幣的總體思路。他幾乎每天都去延安南門外新市場轉一轉、看一看，隨時了解和研究市場情況，及時和邊區銀行的幹部交換意見，對邊區的生產經營和市場交易情況了如指掌。一年後，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狀況有了根本好轉，基本生活物資正常交換。
1945年日本投降後，陳雲同志任東北局副書記兼北滿中央分局書記。當時分局有些幹部曾幻想蘇聯撤軍時將大城市管理權和武器裝備留給我們，但後來卻交給了國民黨。陳雲同志從實際出發，在東北地區進行了大量細緻調研，1945年11月份主持起草了《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認為應暫時撤離大城市和鐵路幹線，在包括中小城市和鐵路支線在內的廣大鄉村地區發動群眾，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為將來轉入反攻和取得全局勝利奠定基礎，得到了中央領導的肯定，並以此為基礎，確立了黨在東北工作的戰略方針。後來，又有一部分幹部群眾對和平抱有幻想，寄希望於國共停戰帶來和平。陳雲同志根據自己在北滿農村調查研究中總結的大量數據，準確把握形勢任務和實際需求，1946年7月，起草了《關於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史稱「七七決議」），力圖使領導幹部認清敵強我弱的現實，認清必須長期鬥爭，以戰爭勝利取得和平。這份決議，中共中央做了部分修改後批准執行。根據「決議」要求，東北局明確了主要任務，其中就包括號召共產黨員走出城市、丟掉汽車、脫下皮鞋、換上農民衣服、下鄉發動群眾等。在此影響下，1948年東北野戰軍進關時，部隊數量由1945年的10萬迅速擴充到百萬以上，裝備也得到明顯改善。
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陳雲同志到上海市青浦縣小蒸人民公社，進行了15天農村調查。為什麼選在自己的家鄉？他的考慮是：「這裡是我1927年搞過農民運動的地方，解放後也常有聯繫，當地的幹部、群眾能夠同我講真話。」當時陳雲同志心臟有病，醫生只允許他工作半天。但到小蒸後，他第二天就開始工作。每天上午在家裡開座談會，下午三四點鐘到田間地頭、養豬場和農民家裡、集體食堂等地方考察。陳雲聽了公社黨委兩次彙報，召開了十次專題座談會。這些座談會，有幾次主要是向農民作調查，有幾次是和公社黨委委員交換意見。農民也敢於提意見。他們的意見和情緒，概括起來有四：一是糧食吃不飽；二是基層幹部不顧實際、瞎吹高指標，參加勞動少，生活特殊化；三是幹部在生產中瞎指揮，不向群眾進行自我批評；四是沒有把集體生產組織好，農民的積極性差，相反，對自留地、副業生產積極性高。那時，農村只有可以走人的土路，汽車、自行車都不能通行，到各個村落去都要步行七八里路，陳雲同志仍然堅持到處去看。他看到，私養母豬喂食喂得好，有的甚至喂泥鰍，豬圈也乾淨，產苗豬多，苗豬成活率高。公養母豬喂食不分大小、強弱，像開「大鍋飯」，豬圈髒得很，母豬流產多，苗豬成活率低。當時為了多產糧，上級改變當地農民種一季水稻一季蠶豆的習慣，改種雙季稻、種小麥。陳雲和當地幹部農民一算帳，表面上畝產多了，但算上多投的種子、勞力，多占的寄秧田等，其實並不合算。那時候有人擔心農民自留地多了，會影響集體生產。陳雲同志調查後發現，自留地少了更不利。農民肚子很餓，不但搞不好生產，連當肥料的紅花草都吃了，青蠶豆也是吃了再說，摜麥子的時候故意不摜乾淨，回去自己搓麥稈。回京後，陳雲同志寫出《母豬也應該下放給農民私養》《種雙季稻不如種蠶豆和單季稻》《按中央規定留足自留地》三個調查報告，為中央制定和調整農村政策提供了重要資料和依據。
1978年底，中日雙方達成總投資320億美元建設寶鋼的合同，其中中國國內投資200億人民幣，這對當時全國財政收入只有1100多億元人民幣的中國來說，可以說是舉全國之力。1979年初，我國對22個國外引進的重點工程重新安排建設計劃，寶鋼是其中最大的項目，列為需要重新審議和調整的項目首位。寶鋼對外已簽的合同由於國家缺少現匯而無法批准生效，待簽的一大批合同的對外工作也告停頓。當時很多人有悲觀論調，認為「建成後每年只能支付利息、貸款，幾輩子也還不清」「會給子孫後代留下後遺症」等。1979年4月，中共中央決定請陳雲同志出面解決寶鋼問題。陳雲同志先是在北京召開了多次調研座談會，詳細了解了寶鋼的來龍去脈；然後又親自到上海，聽取上海市負責同志以及寶鋼工程指揮部負責同志彙報，認真了解情況。同時，安排人到現場實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資料。經過全面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1979年6月16日，陳雲同志對寶鋼建設提出了「寶鋼是實現四個現代化中的第一個大項目，應該做出榜樣來」，「干到底……舉棋不定不好」，「對寶鋼要有嚴格的要求，甚至要有點苛求」，「寶鋼建設只能搞好」等建議，並以此為基礎形成了向中央的專題報告並經中央批准執行，為寶鋼的建成投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陳雲同志搞調查研究，力求全面和科學是一大特點。他的訣竅還是他的六字辯證法：交換、比較、反覆。在專題調研中，他總是運用個別和一般相結合、點和面相結合、個體和整體相結合，從多個方面、多個角度進行調查，不局限於一個點、一個問題或是問題的單個方面。他注意調查與這個問題有關的各個方面、各個單位的意見。還從不同的側面，包括與調查主題有直接利害關係的其他局部，以及本問題與整體的關係角度進行考慮，反覆調查和論證調研的情況與結論。對涉及面比較廣的問題，他堅持將調查的情況和結論，與相關部門、單位進行交流，聽取不同意見，避免片面性。在青浦縣農村調查之後，陳雲同志將那三個專題調查的結論拿到與青浦縣自然條件相似的地區作比較，檢驗這個調查結論的普遍性，並與上海市委、江蘇省委和浙江省委交換意見，聽取他們對這三個問題的看法。這些都是陳雲同志實事求是的作風、科學嚴謹的態度和辯證唯物主義工作方法的充分體現。
陳雲同志在調查研究中注重調查與研究有機結合。他既注重深入實際，挖掘大量的資料，也強調要在材料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透過現象看本質，將調查和研究緊密地結合起來。在調查中，他總是「沉下去」，深入基層，接觸實際，充分占有第一手資料。當然，材料充分不僅指數量上的多，而且指質量上的優。若抓不住反映事物本質的主要材料，就無法達到認識客觀事物的目的。陳雲同志有關鋼鐵指標的調整、煤炭工業下滑、化肥設備製造等調查，都能牢牢把握住反映問題實質的材料，做到「沉下去」求深、求實、求准。在研究中，他又總能「浮上來」，站在全局的高度看問題，高屋建瓴，通過分析和綜合、歸納和演繹相結合等方法，抓住事物的本質和規律，形成指導全局工作的文件，做到「浮上來」求真、求新、求異。
陳雲同志在調查研究中總是根據客觀情況選擇相宜的調查方法。一是蹲點調查法。蹲點調查是他常用的一種方法。1961年，他在上海青浦縣小蒸人民公社蹲點調查了15天，住在農民家裡，吃在農民家裡。1969年10月20日至1972年4月22日，他在江西蹲點調查長達2年零6個月，深入工廠、農村、學校調研，開座談會，廣泛找基層幹部、工農群眾談心，聽取他們的心聲。他在蹲點調查之後，會總結當地的情況，深入分析、找出對策，形成文件，指導全國工作。二是直接請人問話法。為了更科學地制訂「一五」計劃，陳雲同志急需深入了解我國農業生產的現狀，就採用了直接請人問話的調查方法，從青浦縣請來兩位農民。三是專題調查法。專題調查是陳雲同志常用的調查方法之一。碰上一些急需解決、比較複雜、在當時具有重要意義的問題，他往往會選擇運用專題調查的方法，選定一個具體的題目進行調研，比如延安時期對青年幹部素質的調研。有時，陳雲同志也會在典型調查中做專題調查，既可以深入把握某一個具體問題，也可以促進整個典型調查的開展。四是隨時隨地積累情況。陳雲同志習慣隨時隨地收集信息。無論是參加會議、與人談話，還是閱讀文電，他都注意了解並積累各種情況。在延安他任中組部部長時，與從敵後根據地或大後方來陝甘寧地區的幹部談完工作後，他總要問問群眾生活和思想情況如何、黨的建設情況如何。從延安出去到敵後根據地或大後方的幹部，他也要在臨行前問問他們對機關單位里幹部狀況的看法，或有什麼意見。新中國成立初期，他主持全國財經工作，任務極為繁重，但他每周總要抽出三個半天的時間到百貨大樓、天橋鬧市、東單菜市場等地方去了解市場情況，深入了解城市居民的需求和供應情況，以及城鄉交流的基本情況。平常聊天也是陳雲同志積累情況的好機會。比如在西北財經辦事處工作的時候，每逢晚上有空閒時間，陳雲同志就跟一些同志聊天。他常圍繞當前一個問題、一件事情交談，有時還撥撥算盤，邊聊邊思考。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陳雲同志創造性地運用各種調查研究方法，有效地開展工作，顯示出獨特的調查研究風格，他本人也成為通過調查研究搞好決策工作的典範。
【李雪勤：長安街讀書會成員、中央紀委研究室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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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劉星月；初審：程子茜；複審：李雨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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