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參與歷屆三中全會文件起草

第二個例子， 1956年夏天，上海天氣很熱，企業為了不影響生產，需要購進一些降溫設備。那時候還沒有空調，企業就想買幾台鼓風機。但企業沒有自主權，必須打報告層層審批，當時需要七個部門審批、蓋章。最後章蓋完了，夏天已經過去了。所以說，我們原來的計劃經濟其實就是審批經濟，是過於集中的體制。

這兩個例子都是很深刻的反面案例，當時我在一機部工作，曾親身經歷並感受過這種體制的弊端。後來，經過調研，我寫了一個調研報告，叫《企業要有一定的自主權》，反映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講它造成了資源的浪費，造成了官僚主義，使得企業職工沒有積極性。後來《人民日報》發表了這篇文章，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當時有人批判說，企業怎麼能有自主權呢，企業要是有了自主權那還了得嗎，企業就應該政府叫它幹什麼它就幹什麼，企業有了自主權，就變南斯拉夫、變修正主義了。總之，社會上反應很激烈。

當時，我正好跟汪道涵同志一起出差到瀋陽，他當時是一機部的副部長。早上我們散步時，他說：「小高，《人民日報》發表了你的文章。」他是用讚賞的口氣來說的。但當時別人不這麼看，很多人認為這是大逆不道，企業嘛，就應該政府叫它幹什麼，它就幹什麼，竟然有人主張企業要有自主權，別人很難理解。所以反「右派」的時候，有人給我貼大字報，說我是修正主義，我差一點被打成「右派」。

02

匈牙利領導人說：「連我們的牛都認識你們中國人了」

不僅國內的例子證明由政府來配置資源是效率低下、不成功的，國外的例子也說明了這一點。

匈牙利、南斯拉夫是搞改革比較早的國家。當時匈牙利搞改革，大家都很重視，所以中央派人去考察，後來地方、企業、研究機關也都派人去。匈牙利是個小國家，當時看這麼多人來，他們就說，你們派這麼多人來考察是好事。但因為當時大家都去考察，卻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經常會出現重複性提問的問題，他們就開玩笑說：「連我們的牛都認識你們中國人了，因為你們問的問題都是一樣的。」

1986年，因為國家要搞明後兩年的改革思想，讓我帶一個18人的代表團去匈牙利考察。當時我是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隨行的還有馬凱（原任國務院副總理）、杜鷹（原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李劍閣（原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澤鵬（原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等人。

馬凱後來寫信跟我說：「記得1986年我隨您作為團長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考察團隊到匈牙利、南斯拉夫進行了為期40多天的考察，這是一次探索改革之旅、解放思想之旅。大家夜以繼日地看、問，熱烈深入地討論，至今歷歷在目。」當時除我以外，其他都是年輕人，大家都是坐公共汽車去考察。在考察中發現的重大問題和啟示，通過駐匈使領館用密電傳回，送給有關領導人。

1986 年，高尚全（左二）訪問匈牙利期間與匈牙利領導人會談

當時我國人員去國外考察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重複性考察。各單位考察回來、向本單位彙報完情況後，就把考察材料往抽屜里一塞，再也不去管它。當時我作為國家體改委副主任，就決定要改變這種狀況，不能再這樣重複考察下去了。考察的結果應該大家來共享，而不是各自為戰。所以，我們那次去匈牙利考察就搞得很細，我們跟匈牙利的國家領導人、部長、企業家、研究單位都做了深入交談。考察的結果後來寫成一本書，叫《艱難的探索》。以後誰再去考察，可以在已有的資料基礎上進行，這樣可以提高考察水平，避免重複，不然人家也很煩，對我們來講更是資源的極大浪費。

1986年5月，與匈牙利財政部研究所所長交談，左側沙發中為高尚全

在匈牙利考察期間，我問匈牙利主管改革的一位副總理：你們為什麼要取消指令性計劃？因為在這之前，國家體改委委員廖季立先去了匈牙利，他回來後就傳達了一個信息，說匈牙利取消了指令性計劃。這個信息一放出來，就受到猛烈的批判，有人說，怎麼能取消指令性計劃呢？取消了指令性計劃就取消了計劃經濟，取消了計劃經濟，就取消了社會主義。當時就是這麼上綱上線批判的。所以，當時改革的環境很不好。

我就問這位副總理取消指令性計劃的原因，他說，我們匈牙利過去是根據平衡表來編制計劃的，計劃編制好後，執行的結果有的完成500%，有的只完成10%，但最後誰也沒有責任，既然資源不能有效地配置，我們就取消了。他們沒有意識形態的障礙，覺得不行就取消了，但我們國家當時不一樣，我們一說到這種問題就上綱上線到姓「資」姓「社」的問題，就認為既然是社會主義，就不能取消計劃經濟，取消經濟計劃就是取消社會主義。所以，那次考察的認識確實是很深刻的，我們回來後整理了考察報告，向國務院領導彙報，領導也很重視，後來報上也發表了匈牙利、南斯拉夫改革對我們國家的啟示。

後來我又去了捷克斯洛伐克。捷克和斯洛伐克現在是兩個國家，當時還是一個國家。捷克斯洛伐克的工業化搞得比較早，工業產品是世界上比較有名的。原來它有一個名牌皮鞋叫拔佳牌皮鞋，但後來因為搞計劃經濟，名牌沒有了。為什麼呢？因為計劃部門按照捷克斯洛伐克的1600萬人口來編制計劃，一人2雙，這樣生產3200萬雙皮鞋的計劃就編制出來了。把這個計劃發到皮鞋廠，皮鞋廠就開始生產。最後生產的結果，老百姓要的它沒有，它生產的大家基本上不需要。因為皮鞋是個性化很強的用品，男人跟女人的需求不一樣，大人跟小孩的需求不一樣，有錢人跟沒錢人的需求不一樣，怎麼能千篇一律地生產皮鞋呢？最後導致產品的大量積壓。所以，從外國的例子來看，靠政府配置資源也是不成功的，他們取消指令性計劃也就成了順理成章之事。

1986 年5 月，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考察團隊參觀南斯拉夫工廠

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到底什麼叫社會主義？當時一說社會主義，首先想到的就是計劃經濟，一說市場就認為是資本主義。但後來的實踐經驗證明，我們國家只搞計劃經濟是不行的，不搞點市場調節是不行的。比如廣東人愛吃魚，但是自從搞了計劃經濟，沒有魚吃了，為什麼？因為計劃經濟價格是國家管的，把價格管死了，養魚的人沒有了積極性，魚當然少了，所以大家吃不著魚了。後來，廣東把養魚的價格放開了，一放開以後，養魚的人有積極性了，魚又多了，又因為競爭，價格回落了，價值規律開始發揮作用了。這個例子也說明，我們不搞市場調節是不行的。

03

十二屆三中全會建議把「商品經濟」寫進《決定》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中央對改革作出過四次重要決定：第一次是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第二次是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三次是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第四次是最近，也就是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此外還有一些專題性的改革決定，如農村改革、企業改革、科技改革、教育改革等。這四次中央改革的決定，對我國的改革和發展，對改變我國的面貌、提升我國的國力都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前三次改革決定的起草工作，我有幸都參加了，第四次沒有參加，但給中央提了一些改革的意見。

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報告中首次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方針。當時為什麼要提出這個方針呢？因為計劃經濟作為我們國家的制度，必須要堅持，但是不搞一點市場調節也不行，所以要計劃經濟和市場調節相結合，一個是制度，一個是手段方法，要兩者結合起來。

到了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中央作出了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文件。這個《決定》闡明了加快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規定了改革的性質、任務和各項基本方針，在理論上和政策上有很多重大突破。之前不是說沒有改革，20世紀50年代的時候就搞過改革，但因為我們計劃經濟體制的特點是集中過多，集中過多了以後，就出現「一統就死，一死就叫，一叫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又統，統了又亂，亂了又放」這樣的惡性循環，所以一直沒有找到改革的目標和方向，只是在你管、我管上做文章。到了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終於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這個決定的創新點，是提出了「商品經濟」的概念。原來我國一直是計劃經濟，現在提出了計劃經濟跟商品經濟不是對立的，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商品經濟。

當時我參加了這個《決定》的起草工作。那時我已經到國家體改委工作，是調研組組長兼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在會上我說，根據我的調查，哪個地方搞了商品經濟，哪個地方的經濟就比較有活力，哪個地方的老百姓也就比較富裕，所以我贊成把「商品經濟」寫進《決定》。但是，我們起草小組也有人不贊成把商品經濟寫進去，主要擔心什麼呢？害怕社會主義跟資本主義混同起來，怕變成資本主義。因為他們認為，社會主義和商品經濟是互相對立、互相排斥的。後來又經過討論，他們有所讓步，說只能寫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我說，有了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就必然有商品經濟，所以沒有什麼風險。過去有一句話，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我說現在應當加上一句，只有商品經濟才能富中國。

當時中央是這樣考慮的，我們國家搞了幾十年的計劃經濟，可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一直發揮不出來，反而暴露了很多弊端。所以中央領導認為，必須要改革，否則沒有出路。老百姓也希望改革，搞了幾十年社會主義，結果還是這個樣子，老百姓也希望改變貧窮落後的狀況。所以，20世紀80年代改革的動力比較足，阻力也很小，所以改革推進得還算比較順利。

雖然這樣，關於「商品經濟」是否寫入《決定》還是統一不了思想。鑒於這種情況，1984年9月初，我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的名義，找了一些經濟學家在西苑賓館開了一個會，當時請了一些思想比較解放的經濟學家，如蔣一葦、董輔礽等。在會上我首先提出，應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概念，這是當時改革要求在理論上的一個關鍵性突破，經濟體制改革不從理論上突破是不行的。後來大家討論的結果也一致認為，必須要提出「商品經濟」，因為「商品經濟」是個必然的途徑，和資本主義制度並無必然聯繫，不是資本主義的特有範疇；「商品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必經階段，和計劃經濟不是對立的。

1987 年10 月26 日，高尚全（前排左二）在中共十三大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答記者問

另外，我們還討論認為，十二大報告中「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這種提法存在問題，因為它前後不對稱。計劃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制度，是必須要堅持的，市場調解是方法和手段，是作為輔助作用的。應該是，要麼是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要麼是計劃與市場相結合，要麼是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不對稱。後來，經過反覆徵求意見，十二屆三中全會《決定》中，不再提「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而是改成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種提法。

04

關於「勞動力市場」和「勞動就業市場」的爭論

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在我們國家歷史上非常重要，我也有幸參加了這個決定的起草工作。

1992年，十四大提出了我國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去沒有目標，十四大首次提出了改革的目標。但是怎樣實現這個目標，當時並不明確。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里提出了到底怎樣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答案是要建立五根柱子：第一，要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企業制度；第二，要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第三，要建立以間接調控為主的宏觀調控體系；第四，要建立按勞分配為主體，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收入分配製度；第五，要建立多層次的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相應的法律法規體系。在第二條「要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中，就提出來資本市場、商品市場、技術市場、房地產市場、勞動力市場等概念。但在提出「勞動力市場」時，又有爭論。

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勞務市場」概念，到了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提出來「勞動就業市場」。我參加文件起草小組後就說，培育和發展市場體系，把資本市場提出來了，把技術市場、商品市場、土地市場都提出來了，而其中恰恰最重要和最活躍的一個要素——勞動力市場卻沒有提出來，這是不應該的。所以我建議，一定要把「勞動力市場」寫進去。

當時的阻力很大，有人說，勞動力是國家的主人翁，主人翁怎麼能進入市場呢？我說，勞動者、勞動力、勞動力市場，這三者有聯繫，也有區別，勞動力進入了市場，不是勞動者進入了市場，而是勞動者的能力進入市場。過去計劃經濟時代，人家說搞飛彈的和搞茶葉蛋的是一樣的收入，所以不公平。人本來天資是有差異的，後天努力也是有差異的，所以分配的時候應當根據勞動能力來分配，不能一刀切，不能搞平均主義，搞飛彈的不能跟賣茶葉蛋的一樣的待遇。怎麼樣才能夠區分開呢？沒有勞動力市場的評價，就體現不出這種差別來，單純靠政府定價是不行的。

為了說明我們國家「工人階級是主人翁」的觀念根深蒂固，我還舉了一個例子。新加坡資政李光耀先生對我們中國的司機不「感冒」。因為他覺得我們國家的司機態度不好，心態不平衡，司機老以為自己是工人階級，是主人翁，而坐車的是僕人，覺得主人怎麼能給僕人服務呢？針對他們提出的把「勞動力市場」寫進《決定》就不能體現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的意見，我解釋說，工人階級是一個整體概念，主人翁也是一個整體概念，個別的工人不能替代整體，不能等同於整體，個別的概念和整體概念應該相區別，我們不能誤解。勞動力進入市場，是勞動能力進入市場，不是勞動者進入市場，跟過去販賣黑奴是不一樣的。工人進入市場不能說貶低了工人，而是更加尊重工人。工人進入市場有了市場評價後，可以自由選擇，有了選擇權，能更進一步體現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為了使我的建議得到高層的支持，我還分別徵求薄一波同志和李嵐清同志的意見，他們的反應都很積極，都作了表示贊同的指示。

後來，中央專門開常委會討論《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參加常委會討論的除了常委外，還有個別政治局委員和起草小組組長。起草小組裡，有若干分組，我是市場體系分組的負責人。當時我們小組是三個人，除了我，還有鄭新立（原來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現在是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和張卓元（原來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的所長，現在是學部委員），我是組長，所以我列席了常委討論。常委討論時，因為《決定》的原稿上是「勞動就業市場」，我心血來潮，就舉手發了個言，建議把「勞動力市場」寫進《決定》。

關於為什麼要把「勞動力市場」提出來，我一口氣講了五個理由：第一，勞動力的價值只能通過交換體現出來，勞動力進入市場是勞動的能力進入市場，而不是勞動者本身進入市場，勞動的能力有大小，貢獻有大小，所以反映它的價值也是有大小的。第二，確立勞動力市場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我們要建立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就必須使勞動力要素進入市場。如果勞動力這個最活躍的要素不能進入市場，那麼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很難建立起來。第三，我們現在就業壓力那麼大，不放開勞動力市場，就業壓力解決不了。第四，我們現實生活中已經有了勞動力市場。第五，提出勞動力市場不會影響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當時常委沒有討論，總書記就問了一句，你提出「勞動力市場」，社會上能不能接受？

第二天，我找了溫家寶同志，因為他是主持文件起草工作的。我有點內疚，說我昨天不該發言，常委開會，政治局委員一般都不發言，結果我卻發言了，但是如果我不講的話，「勞動力市場」就出不來，所以在那種情況下我才突然要求發言的。溫家寶同志說，我贊成你的觀點，但是能不能上中央文件，我也沒有把握。我說，那我們共同努力。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當時難度確實很大，提反對意見的人中有的職位是很高的。後來溫家寶同志為此做了很多工作，他曾向江澤民總書記單獨彙報，說現在對「勞動就業市場」有不同意見，也講到我的意見。後來，總書記要求看我的資料，溫家寶同志就要了我的材料呈給總書記，總書記又批給各常委，最後各常委沒有意見，「勞動力市場」才被吸收進《決定》里。

1993 年11 月19 日，《經濟日報》刊發高尚全文章《為什麼要提出「勞動力市場」》

所以，「勞動力市場」在改革文件當中能夠逐步被接受，也是聽取了各方面意見的結果。領導也是希望大家能夠多提意見，最後作出決策，所以每個文件的制定都是大家群策群力的結果。

05

「改革無止境，完善無止境」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這個《決定》，對於怎樣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的起草工作我也參加了。

自從十四大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以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已經確立，全方位、寬領域、多層次的對外開放格局基本形成，並日益發揮出市場機制的巨大效益。對外開放則因為加入世貿組織而取得了跨越式的進步，許多在內部難以突破的體制機制障礙因為對外開放的倒逼機制而被迅速克服，極大地促進了社會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到2003年，我國的經濟發展已經取得巨大成績，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人均GDP達到1090美元，首次突破了1000美元大關。當時就有人認為，我們已經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搞得差不多了。十六屆三中全會重申了「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但對十六大提出的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更具活力、更加開放的經濟體系」是否需要重申，卻有不同意見。

在2003年4月23日溫家寶同志主持的起草小組全體會議上，我發言說：「改革無止境，完善也是無止境的，不能說到到某個時間點就能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因為，第一，從理論上講，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二者的矛盾是不可能停止的，是長期的；再者，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也是長期的，矛盾的長期性決定了改革的長期性。第二，從實踐上來講，已開發國家搞市場經濟搞了那麼多年，照樣出問題。出了問題就解決問題，暴露了矛盾就解決矛盾，這樣社會才能進步。所以，不管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來講，改革是無止境的，完善也是無止境的。

當時我提出這個問題是比較大膽的，對「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提出了質疑。後來，《決定》沒有把「到2020年要建成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寫進去。現在，這種發展的觀點已經形成共識，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中就說：「實踐發展永無止境，思想解放永無止境，改革開放永無止境。」

06

市場基礎性作用的演進

我在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起草小組會上提的另一個問題，是關於如何正確理解市場的基礎性作用與國家宏觀調控的問題。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里指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要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後來，隨著時間的發展和實踐的檢驗，我認為這個表述不確切，問題就出在「國家宏觀調控下」這個地方。

第一，要發揮市場的作用，要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怎麼能把「市場配置資源」置於「國家宏觀調控」這個前提之下呢？這樣的表述，說明要使市場發揮作用，必須先經過國家的宏觀調控，國家宏觀調控變成市場調節的前提條件了。第二，配置資源的主體是市場，而不是政府，所以「國家宏觀調控下」不能作為前提條件存在。第三，政府發揮宏觀調控作用是在市場基礎上發揮政府的作用，不能先是發揮政府作用，然後再是發揮市場作用。第四，宏觀調控主要是運用經濟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來調控，而不是主要用行政手段。第五，誰代表國家宏觀調控？國務院理所當然代表國家，但到了地方省里、市裡，也想代表國家掌握宏觀調控權，大家都宏觀調控，這樣就亂了。所以，在2003年4月起草小組開會的時候，我就提出：「國家宏觀調控」這個表述不科學，應當改一下。我說，馬克思主義要與時俱進，不能說黨和國家的政策就不要與時俱進了，根據實踐發展，黨的文件也是要與時俱進的。

我提出的這個意見被溫家寶同志聽進去了。在他的努力下，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不再用原來的表述，而是改成「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

在十八大的報告中，關於市場經濟的表述則改為「更大程度更廣範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加了「更大範圍」，這是我們的認識逐步深化的表現。到了十八屆三中全會，有了更大的突破，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07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

「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最大亮點。《決定》提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回答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正確定位。

什麼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去一直沒有很好地取得共識。一種理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都必須要遵循；另一種理解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可以不遵循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所謂「中國模式」，就是政府主導配置資源。我在1993年就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在堅持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般，社會主義條件下是特殊。」（高尚全：《中國經濟制度的創新》，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3、24頁）

國內外的經驗證明，違背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違背反映社會化大生產的規律，違背市場配置資源，就會受到懲罰，資源就會錯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就會受阻，因此處理好一般與特殊的關係非常重要。

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是經過長期實踐形成的普遍規律，是人類社會的文明成果，是長期積累的共同財富，不是資本主義獨享，我們必須結合中國實際大膽吸取和借鑑。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所說：「一切從實際出發，總結國內成功做法，借鑑國外有益經驗，勇於推進理論和實踐創新。」

我們黨歷來重視和借鑑國外的有益經驗。1984年《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就指出，我們「必須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已開發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管理方法」，一切有利於經濟發展的方式我們都可以借鑑。黨的文件里也多次強調要學習反映社會化大生產規律的管理經驗，比如現代企業制度、股份制等。現代企業制度是西方企業長期積累起來的經驗，它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否則企業的經營活動沒辦法進行。中國要實現現代化，現代企業制度是必不可少的。還有股份制，原來一直爭論它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直到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明確提出來，股份制既不姓「資」又不姓「社」，是資產的一種組織形式，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也可以用。習近平總書記最近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專題研討班上發表重要講話，在強調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時指出：「中華民族是一個兼容並蓄、海納百川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不斷學習他人的好東西，把他人的好東西化成我們自己的東西，這才形成我們的民族特色。」

市場決定資源配置，不是不要發揮政府的作用。有效的市場取決於有為的政府，有為的政府重在促進有效的市場。政府的職能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市場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促進共同富裕。

—THE END —

本文選自《縱橫》2014年第3、4期，高尚全口述，楊玉珍整理，文字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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