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賀：《數字人文與中國現代文學》

第八章 「重繪中國文學地圖」說予數字人文研究之啟示

第四部分 數字人文內外

第九章 從研究資料集的編纂到專題資料庫的建立

第十章 「數字讀寫能力」的作育

內容節選

大多數學者對網際網路、資料庫的利用只限於一般性的瀏覽、下載和引用，但嚴格來說，這不能算是研究方法，頂多只是一種利用方式。

《數字人文導讀》

例如許馨《網絡資源下的學術研究——以丁玲研究為例》即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展示了從材料搜集、分析、組織到寫作（相對較少）各個環節如何利用網絡資源的過程。

但也正如前文所述，此著代表了十餘年前學界對網絡資源之於學術研究的一般認識，未能考慮、處理這樣的問題：除了書中所舉資源，在國內外還有哪些數字資源可以利用？不同的數字資源之間，有何性質、形式和內容的不同？有了全文檢索資料庫，研究者還需要什麼？應該怎麼做？……

同時，更有論者發現，該書引用文獻多為傳統文獻的電子化、數字化版本，但這些傳統文獻並非源自近現代圖書、報刊等處的原始文獻，而是當代期刊論文資料庫中的二手資料，[1]忽略了現代文學研究最重要的資源乃是原始文獻，可謂問題多多。

但從學術史的角度來看，此著亦具有一定的開創性，它的出版表明在現代文學研究中，網際網路、資料庫所扮演的角色絕不限於材料搜集一方面，且相關研究取向、方法的探究遲至2008年已引起學者（儘管來自圖書館學領域，而非是專業的現代文學研究者）注意，此後勢必也將激發同人更多、更深入的理論思考與研究實踐。

《數字人文與文學研究》

總而言之，與傳統的、依賴紙質文獻進行的專題研究不同，網際網路、資料庫不僅極大地擴充了我們的研究資料，而且使得我們獲取這些研究資料的途徑變為線上，以更加即時、便捷的方式取得全文（對此我們或已習焉不察），幫助我們重新理解那些相對比較熟悉的文獻資料（亦即筆者所謂的「常見書」）的意涵，更提供了一些新的理論、方法的實驗空間。

這一基於網際網路、資料庫的學術研究的變革，也部分地解釋了何以近年來文學、史學各領域專題研究不斷加增、愈益趨於精耕細作，且研究論文和著作（包括碩博士學位論文）的字數、體量不斷擴大的普遍趨勢。其實這同樣也是下文所述「網際網路研究方法」及「數字人文」等取向得以興起的一個重要根源。

從網際網路、資料庫中尋獲現代文學文獻的全文，並對其進行整理、研究，是另一種常見的研究取向。[2]這種研究取向，與古文獻學的「輯佚」類似，因此也被包括筆者在內的大多數研究稱為現代文學輯佚之學。

其所運用的理論、方法，基本上源自傳統的輯佚學、考證學、辨偽學、校勘學等領域。具體做法是先檢索到所需要的目標文獻（即「發掘」），然後進行考證、辨偽、輯錄、校勘（即「整理」），並作初步闡釋或深入研究。

《數字人文與古代文學研究》

一般表現為「發掘了一些重要作家的佚文，考訂了一些鮮為人知的文壇史實，解決或部分解決了現當代文學史上的一些懸案或疑案。」[3]尤其輯佚實踐在近年來成績顯著，可謂新世紀以來現代文學文獻學卓有成效的一個部門，但同時也出現了一些爭議，如有學者批評其間存在的「偽發掘」、「偽佚文」及「不少贗品『史料學問』」等問題，[4]但這些問題並不是不能克服的，也不能因此否定此一研究取向的合法性、可行性、有效性。

其間能夠運用的檢索策略大體已如上述，但除此之外，對於現代文學文獻的發掘、整理及研究而言，在網際網路、資料庫中採取「漫無邊際」式的閱讀（desultory reading）這一傳統的閱讀方式有時仍然需要。

其與「大海撈針式」的檢索不同，後者仍是以檢索所需研究資料為導向、以問題意識為導向的，是一旦找到自己的研究資料，就停下腳步，然後轉身去建構自己的學術偉業；而「漫無邊際」式的閱讀，則近似於魯迅所謂的「隨便翻翻」[5]，即指我們置身學校、圖書館、書店甚至自宅時的隨便翻翻，只不過我們的學校、圖書館、書店和書齋此際已變成了在線的web世界，我們的目的非為檢索、查找資料，專事學術生產，而是為了獲得知識所進行的至為普通不過的瀏覽、閱讀，抑或藉以消遣、滿足自己好奇心的需要。

《數字人文與語言文學研究》

但在同時，作為專業人士，出於專業訓練、職業習慣和對文獻資料的敏感，我們也隨時準備著與傳統文獻學者在漫遊紙質書刊時所體驗到的那種「發現的愉悅」[6]的感覺相遇，與某些令人愉悅、驚喜甚至厭惡、憤怒的「意外的發現」相遇。

如有學者即在瀏覽「大學數字圖書館國際合作計劃」中的《河南民國日報·平沙》副刊時，無意間尋獲一封「漫鐸」（汪漫鐸）寫給巴金的信，從而對巴金自法國留學歸國後的社會關係、及其無政府主義思想的發展作出了新的、試驗性的思考。[7]

但如果只是純粹的文獻整理、重刊，而不作研究、闡釋，還有一個「史料首發權」[8]的問題。有學者認為，應尊重首次發掘、整理新文獻的研究者的工作，凡引述這一新文獻，須註明是何人發掘、整理之版本，或至少說明此一線索最早自何處見到，[9]然而，竊以為，作為一般性的學術規則、紀律，它可能較適用於網際網路、資料庫未誕生之前的學術生態，在其之後，就很難做此硬性要求了。

從理論上來說，所有的學者可以藉助同樣的網際網路、資料庫資源，運用同樣的檢索方法、手段，獲得這一文獻的全文並予整理。

《數字人文導論》

雖然一些發掘、整理實踐的完成時間較早，發表、出版也較早，因此從學術規範、倫理角度來說，應該尊重這些先行研究，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先行研究既有被後之來者全部掌握的可能，且由於後起者作了同樣的工作、重複了同樣的程序、甚至可以利用來源更為廣泛的網際網路、資料庫資源，所得結果將更為可觀，而在其檢得新文獻後，又花了同樣甚至更多的時間去校勘、整理、注釋，甚至其間運用的文獻學方法、手段更為徹底、充分、科學，因此使得其整理、研究成果更為精良、完善，我們又有何理由忽視？[10]顯然這同樣需要我們作出積極的評價。

其實不獨輯佚，校勘、目錄之學等其他文獻學的分支如今也都遭遇著嚴峻挑戰。但這些挑戰並不應該由網際網路、資料庫、數字工具負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其工作性質造成的。

以校勘而言，如胡適所說，「校勘學是機械的工作。只有極少數問題沒有古本書可供比堪，故須用推理。絕大多數的校勘總是依據古本與原書所引的古書。」[11]因此，「兩個學者分頭勘同一部書，結果當然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相同。」[12]但能否因此就說這兩個學者的校本（甚且完成於不同的時間），必然存在著影響與被影響、抄襲與被抄襲的關係？恐怕也不一定。

《數字人文與史學研究》

因此，一種合理的態度或許是：我們既需要尊重先行的整理、研究成果，但同時也要準備著為後出轉精之作鼓與呼，對這些最新發表的成果，作出與其貢獻匹配的合理評價。

網際網路研究方法主要運用於對現代文學在當代的閱讀、傳播、接受等方面的研究。但與上述兩種方法不同，更為專門，其中既包括常人方法論與談話分析（EM/CA）等實證研究方法，也有「網際網路民族志」（netnography）等。[13]

前兩者「在人機互動與計算機支持的協同工作中發揮了更加突出的作用」[14]，後者亦稱「數字研究的民族志方法」，與文學研究的關係似更為密切。在網絡民族志研究中，網站、博客、微博等是其研究地點，而使用這些媒介的用戶的行為、表達則是其研究對象，通過對這些對象的在線訪談、參與式觀察、問卷調查和網際網路文本的文化研究，為我們了解新的媒介技術如何進入某一特定情境，人們如何將這些技術運用於自己的生活、工作、娛樂，其間身體體驗和思想觀念將會如何改變等問題，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描述和解釋。

這一方法的核心仍然是傳統的民族志研究方法。例如，信息科學研究者佩德羅·費羅拉（Pedro Ferreira）和克里斯蒂娜·赫克（Kristina HÖÖk）的論文《身體如何適應移動設備：來自萬那杜的啟示》（Bodily Orientations around Mobile: Lessons Learnt in Vanuatu）[15]就展示了通過田野調查和實地研究的方式，一探美拉尼西亞群島萬那杜居民如何接受、使用手機這一「新鮮」事物的「新鮮性」，「幫助我們從另一個不同的角度來思考西方實踐，以及這些研究對象的活動。」[16]

《新數字人文導論》

賀麥曉（Michel Hockx ）關於中國網絡文學的研究，也部分地使用了網際網路民族志這一研究方法。[17]葛濤編選的《網絡魯迅》《網絡張愛玲》《網絡王小波》《網絡金庸》等資料集，及其所著《網絡魯迅研究》《網際網路上的「作家迷」虛擬社區研究》等專書，亦皆顯示出一定的開創性。

但毫無疑問，運用上舉這些策略、方法，仍不能完全地解決我們在研究中遇到的全部問題。除了基礎設施、設備和作為用戶的研究者個體的信息素養、「數字讀寫能力」等因素，都制約著我們利用網絡、資料庫及數字工具，以展開研究的專業技能、水平，無論是網際網路資源，還是資料庫，自身都有不少問題有待我們克服、解決，發展出相應的因應之道。

更重要的是，由於受到社會科學、數據科學等領域的影響，一種旨在超越信息檢索的新的研究取向——「數字人文」——也逐漸進入了現代文學研究領域。……

《數字人文與新文科發展》

作者簡介

作者近照

王賀，文學博士，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上海師範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研究員、副主任，數字人文學科負責人，上海市「數字人文資源建設與研究」重點創新團隊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索引學會數字人文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人工智慧學會智能信息處理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通信工業協會專家委員會「青年專家」，《中國數字人文》雜誌主編。主要從事數字人文、中國文學、文獻學等方面的研究與教學。

注釋：

[1] 牛犢：《讀〈網絡資源下的學術研究——以丁玲研究為例〉》，網址見：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0275410100ci91.html，2020年4月12日檢索。

[2] 有研究者曾簡略地討論了紙質文獻之於文獻整理、研究的局限性，並謂專業資料庫在現代文學輯佚學者「那裡早已悄然普及，」參金星：《於佛堂中言廟堂事——郭沫若佚文續考兼及民國報刊文獻的數據化問題》，《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3] 陳子善：《發現的愉悅》，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頁。

[4] 王彬彬：《中國現代文學史料的「偽發掘」》，《中華讀書報》2008年10月22日；倪文尖：《這樣的年代，批評何為？——致黃平》，《南方文壇》2011年第3期；吳寶林：《 歷史感的缺失與「偽佚文」的輯佚——以劉濤〈現代作家佚文考信錄〉為例》，《文藝研究》2019年第9期。

[5] 魯迅：《隨便翻翻》，《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140-145頁。

[6] 參陳子善：《發現的愉悅》，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 陳子善、張德強：《鉤沉輯佚，以小見大——陳子善先生訪談錄》，《新文學評論》2019年第1輯，2019年3月。

[7] [日]坂井洋史：《巴金研究現狀和前景——兼及文學史敘述的轉型》，《中國文學批評》2020年第1期。

[8] 謝泳：《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法》，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97-199頁。

[9] 前揭書，第205-207頁。

[10] 與謝泳的看法不同，有學者就強調了對網絡文獻必須實事求是、親自閱讀等七項引用原則，參見趙銘建、鄭永果、傅德謙編著：《網際網路資源檢索與利用》（第2版），青島：中國石油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44-145頁。

[11] 胡適：《考據學的責任與方法》，氏著《治學方法》，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3頁。

[12] 前揭書，第22頁。

[13] [美]羅伯特·V.庫茲奈特：《如何研究網絡人群和社區：網絡民族志方法實踐指導》，葉韋明譯，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69頁。

[14] [英]薩拉·普賴斯、凱里·朱伊特、巴里·布朗：《數位技術研究：世哲手冊》，史曉潔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326頁。

[15] Pedro Ferreira & Kristina HÖÖk. Bodily Orientations around Mobile: Lessons Learnt in Vanuatu，網址見：https://www.doc88.com/p-6601591625950.html，2020年4月14日檢索。

[16] [英]薩拉·普賴斯、凱里·朱伊特、巴里·布朗：《數位技術研究：世哲手冊》，史曉潔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284-286頁。

[17] 其專著《中國網絡文學》（Internet Literature in China）尚未翻譯出版，一個簡要的介紹請參李婉容：《透視中國網絡文學——談賀麥曉（Michel Hockx）的新近研究》，《漢語言文學研究》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