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墨軒：建構與解構——《水滸傳》中「名將之後」身份的文學意味

但是，因為過度套路式的情節以及形象的雷同，家將小說的藝術成就終究有限，其中名將之後群體的形象塑造與文學本身的關係也相對較遠。而我們討論的「名將之後」群體，從範圍上講要遠遠超過家將小說，它強調的是整個古典小說世界中的角色及其後人之間的傳承關係，而不單單局限於某個單一的文本中。

家將小說中也有這樣的現象，比如《說岳全傳》中的狄雷，也被虛構成是狄青的後人，但像狄雷的形象終究還是太過模糊，他在小說中的形象建構是藉助「八大錘」中的另外三人一起完成的，除了剛猛勇武之外，似乎再無其他特徵。

而有些小說人物的「名將之後」身份，卻寓有特殊的文學意味。《水滸傳》中的楊志、柴進、關勝、呼延灼便是值得分析的例子。他們是同一部小說中的人物，又同時具有「名將之後」的身份：楊志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柴進是後周世宗柴榮嫡派子孫，祖上有傳國之功，家有御賜丹書鐵券；關勝是漢末三分義勇武安王關雲長之後；呼延灼則是宋朝開國名將呼延贊之後。

就其小說中的地位而言，楊志、柴進是較為主要的人物，而關勝、呼延灼則相對次要，就其故事的位置而言，楊志、柴進的故事著重在小說前半段，而關勝、呼延灼則主要活躍於後半段。

年畫《梁山五虎將》

不同於家將小說的是，他們引以為傲的先祖皆非《水滸傳》小說中的人物，也就不存在家將小說在單個文本內部凸顯出的家族榮譽感，也就是說，「名將之後」在他們身上是一個非常純粹的身份象徵，不會牽扯到家將小說創作時因家族文化薰染而不得不出現的「名將之後」。

此外，《水滸傳》是世代累積型成書的典型作品，是自宋代以來就一直在敷演的宋江起義故事的整理、裁汰、加工、匯合。[3]這個特殊的成書過程決定了如果楊、柴、關、呼四人的「名將之後」身份是在《水滸傳》寫定之時才建立、確定下來的，那麼這一身份的加入就傾注了寫定者的某種觀念，是最終定型的《水滸傳》文本觀念的體現。

所以如果說家將小說中的「名將之後」身份是一種對家族文化的強調和投射，那麼《水滸傳》中的「名將之後」身份就顯然指向了另一個維度，為我們提供了更加豐富的闡釋空間。因此，我們如要討論《水滸傳》中「名將之後」身份的文學意味，須要先看四人的這一身份是如何一步步建構起來的。

二、楊、柴、關、呼「名將之後」身份的形成

我先把結論放在這裡：這四人「名將之後」的身份，應是在《水滸傳》文本基本形成時完成建構的。

在關於宋江起義的歷史敘事中，並不曾見四人之名。不過，宋代有一些史料曾提到楊志和關勝的名字。余嘉錫先生對此已有很細緻的整理，並在此基礎上肯定了史料如《三朝北盟會編》、《宋會要輯稿》中的楊志對《水滸傳》中楊志的形塑起到的推動作用，甚至斷言《靖康小雅》、《三朝北盟會編》等材料中提到的那個在种師道麾下統領選鋒軍的楊志，就是梁山泊起義軍中的楊志。[4]不過，史料中的楊志形象與後來水滸故事中的楊志形象相去甚遠，應不會成為說話和敷演故事的素材。

余嘉錫《古代小說叢考》

至於關勝，則是南宋初年的濟南守將，《宋史》載：「因遣人啖豫以利，豫懲前忿，遂畜反謀，殺其將關勝。」[5]但這裡提到的關勝是否就是起義軍中的關勝，我們不得而知。總之我們可以看到，《水滸傳》真正從歷史敘事中吸取的元素是很有限的，在寥寥的記述中，並無一語談及「名將之後」。

當宋江起義故事進入民間並漸漸流傳開來的時候，《水滸傳》這部煌煌巨著也正式開始了它的故事建構。《水滸傳》具體的成書時間不能確定，如果我們姑且把《水滸傳》較為成熟和流行的時間段放在明代，那麼水滸故事的流傳時間就是在宋元兩代，且以戲曲、筆記、話本等多種形式開始流傳。

概括而言，宋代水滸故事以話本為主要載體，主要盛行於南方，提供的是故事的整體脈絡，元代水滸故事則以雜劇為主題，主要盛行於北方，提供的是一些個人事跡。[6]

《水滸傳源流考論》

下面再以此為基礎，對四人「名將之後」身份的建構再做考察。

在以話本為主的南派水滸故事中，《宋江三十六贊》是非常重要的材料。楊志、柴進、關勝都已經是起義軍的成員，只有呼延灼在姓名和綽號上與後來的《水滸傳》稍有出入——他被寫作是「鐵鞭呼延綽」。四人按照排名先後，順序為關勝、呼延綽、柴進、楊志，其贊語分別為：

大刀關勝，乃雲長孫，雲長義勇，汝其後昆。尉遲彥章，去來一身。長鞭鐵鑄，汝豈其人？風有大小，黑惡則懼。一噫之微，香滿太虛。聖人治世，四靈在郊。汝獸何名？走壙勞勞。[7]

我們可以一一作出分析。

從贊語來看，呼延灼的形象參考了尉遲恭和王彥章的民間形象，史料中的尉遲恭和王彥章各自擅用的武器是馬槊和鐵槍：「敬德善解避矟，每單騎入賊陣，賊矟攢刺，終不能傷，又能奪取賊矟，還以刺之。」[8]「持一鐵槍，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佗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槍。」[9]因而使用鐵鞭應當是民間流傳的形象。

柴進的贊語則顯然影響了《水滸傳》中柴進的人物設定。所謂「黑惡則懼」，應是指其不問門第出身而廣交天下豪傑，而在《水滸傳》中，柴進曾幫扶資助過梁山上諸多好漢，可謂是梁山聚義的動力之一。金聖嘆曾指出：「水泊之有眾人也，則自林沖始也，而旋林沖入水泊，則柴進之力也。」[10]這與贊語中的人物設定非常相似。

楊志贊語則影響了《水滸傳》中的相關故事，用楊志綽號中的無名之「獸」來與「麟、鳳、龜、龍」[11]四靈作對比，用「走壙勞勞」來喻指楊志的四處奔忙，頗類小說中楊志坎坷的經歷。這些贊語雖然對《水滸傳》中的人物設定與故事情節有一定的影響，但均未談到人物出身和「名將之後」的身份特徵。

孫忠會繪楊志

以上贊語中，只有關勝的明確地指出他為雲長後人的人物設定。余嘉錫先生言：

龔氏之贊皆就姓名、綽號字面牽合以成文，以此人姓關，遂曰『豈雲長孫』，非真以為壯繆後昆也。水滸傳即從此傅會，其實皆出臆造，無足深論。[12]

余先生這個觀點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他默認了史料中的關勝就是梁山泊起義軍中的關勝，但實際上，《宋江三十六贊》中提到的三十六人姓名，是否就是真的起義軍頭領名號，也仍然存疑，宋江起義的主要頭領有三十六人，這在《宋史》、《東都事略》等材料中都已說得很明白：「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材必過人。」[13]但龔聖與本人也說明：

宋江事見於街談巷語，不足采著，雖有高如李嵩輩傳寫，士大夫亦不見黜。餘年少時壯其人，欲存之畫贊，以未見信書載事實，不敢輕為。[14]

《癸辛雜識》

《宋江三十六贊》中提到的三十六人姓名也極有可能是民間流傳、杜撰出來的，所以余先生以這樣帶有一些「史學癖」的視野來審視關勝，終歸有些矯枉過正之感。

因此，關勝為關羽後人之說，雖系臆造，然以史料之關勝證此畫贊中之關勝，則並不可取，關勝的「名將之後」身份，可以說是很典型地反映了街談巷語所創造的宋江起義軍傳奇中對關勝的人物設定，在四人當中，關勝的這一身份也是最早出現的。

但是，關勝的這一身份並不固定，並沒有成為傳述水滸故事的說話人以及劇作家們的共識。

這突出表現為兩點，一是關勝自身的形象還有諸多不穩定的地方，比如在《大宋宣和遺事》中，關勝就被寫成是關必勝；二是在元代的一些水滸戲中，關勝也常常作為梁山好漢的一員出現，比如在《爭報恩三虎下山》中，關勝的戲份就非常多，但是卻沒有出現任何一點關於他「名將之後」身份的信息，相反，他在劇中奉命下山打探消息，因患病沒了盤纏，竟然「昨日晚間偷了人家一隻狗，煮的熟熟的，賣了三腳兒，則剩下一腳兒。」[15]全然不是好漢行為。

至於其他三人，則並不像李逵那樣，是雜劇作家們極其喜愛的人物，他們很少在元雜劇中出現，只有《魯智深喜賞黃花峪》中提到過楊志和呼延灼的名字，關勝也曾其中出場：「關勝同李俊……呼延灼、張順、徐寧上……這一個燕青將面劈，那一個楊志頭低。」[16]但這些作品都沒有賦予他們「名將之後」的身份特徵。

《醉翁談錄》

羅燁的《醉翁談錄》錄有多種話本名目，其中和以上四人相關的應只有屬於朴刀局段的《青面獸》一種，[17]胡士瑩先生推測這可能是講民間流行的楊志賣刀的故事。[18]但我們看不到話本原文，因而也就不清楚他是否已經具有了「名將之後」的身份。

由於像《青面獸》這樣的話本往往只是演繹單個好漢的故事，不能反映故事全貌，因而像《大宋宣和遺事》這樣完整述說演繹整個起義歷程的作品才應運而生。[19]在《大宋宣和遺事》中，四人都已是起義軍中的重要成員，只有關勝和呼延灼在姓名上有些許出入——他們被寫作關必勝和呼延綽。

這裡必須要強調的一點是，中國古典小說的編創有極其豐富的民間傳說作為基礎，雖然小說的整體脈絡有其獨特的故事源流，但書中的諸多細節顯然會受到其他類型的流傳於民間的故事的影響，彼此之間有很多糾纏，《水滸傳》就是其中的典型，就我們今天看到的《水滸傳》而言，其中的故事就與三國故事、隋唐故事、狄青包拯的公案故事、五代故事、「中興」故事有諸多交集，甚至受到神話故事與人物的影響。[20]

電視劇《水滸傳》梁山好漢劇照

而小說中關、呼、楊、柴四人的先祖關羽、呼延贊、楊老令公、柴榮，恰恰都是說話藝人和小說家非常喜愛的人物，他們的故事也常常被寫入話本、戲劇和小說中。因此我們不能因為沒有看到相關的材料就斷言四人「名將之後」的身份一定不曾在民間流傳，更何況還有關勝這樣一個特例在前，但至少可以大膽地推測，四人「名將之後」的身份並不突出，即便有也終究不為小說家和說話藝人所關注，也沒有在民間流傳時形成一個較為穩定的共識。

所以無論是以講話為主要形式的南派水滸故事還是在以雜劇為主要形式的北派水滸故事，關、呼、楊、柴四人雖然已經被固定為宋江起義軍中的成員，也出現在很多水滸故事裡，但「名將之後」身份並沒有真正建立起來。一直到《水滸傳》的編創者手中，這一身份才得到了強調和彰顯。

因此，四人「名將之後」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滸傳》文本本身的精神內蘊，是《水滸傳》主題不同於其他水滸故事的表現之一。

三、「名將之後」身份在小說中的建構與解構

在上一節中，我們提出楊、柴、關、呼四人「名將之後」的身份是在《水滸傳》寫定時被賦予的，至少可以說是在小說寫定時形成了較為一致的認識。

但同時，小說又有意將楊志和柴進劃為一組，在將他們「名將之後」身份建構起來的同時，又迅速消解了這一身份；而將關勝和呼延灼劃為另一組，著力在小說後半段塑造他們「名將之後」的正面形象，這種前後對比的方式，成為我們審視小說主旨的一個維度。下面依此標準，對四人進行分組討論。

戴敦邦繪柴進

《水滸傳》對楊志和柴進「名將之後」身份的建構，主要表現在他們對自己這一身份的強調上，甚至我們可以說，小說文本有意將「名將之後」設置成他們身上的枷鎖，左右著他們的行動。

《水滸傳》前七十回的敘事帶有明顯的傳記色彩，其中，有關楊志的小傳並不長，只有十二、十三、十六、十七四個回目，但就是在這短短四個回目的故事中，楊志也經常會強調自己的名門身份，這既表現在他的語言上，比如初登場時對林沖、王倫的那一番表白：「洒家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姓楊名志，流落在此關西。」[21]也表現在他的心理活動中，比如被趕出殿帥府後，獨自在客棧內的思量：「指望把一身本事，邊庭上一刀一槍，博個封妻蔭子，與祖宗爭口氣，不想又吃這一閃！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剋剝！」[22]

楊志經歷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丟失花石綱是落，進京尋門路是起；干謁太尉府是落，東京城賣刀復落，至梁中書禮遇是起，城中鬥武再起，至接到生辰綱押送之令，又是一起，而旋即丟失生辰綱，則又是一落。

剪紙青面獸楊志

在此過程中，楊志始終忘不掉自己出身名門的身份，雖然經歷世道的不公和政治的黑暗，他仍會因祖上的忠義而懷揣建功之心，他在大名府與索超比武時的勇猛作風，押送生辰綱過程中的謹小慎微，丟失生辰綱本欲自盡時，又想到：「爹娘生下洒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只這般休了！」[23]亦皆是背負祖上忠名外化為實際行動的表現。

相較於楊志的固執，柴進顯得更加迂腐。尤其是失陷高唐州一節將所謂的「名門之後」對柴進的束縛展現得淋漓盡致。

柴進被高廉扣押時，張口便說：「莊客李大救主，誤打死人，非干我事。放著先朝太祖誓書，如何便下刑法打我？」[24]容本水滸在此處只批了一個字：「腐」[25]一語便道破柴進的迂腐之氣。殊不知高廉仗著朝中高俅的權勢，飛揚跋扈，無所不為，早已不把所謂的「規則」與「法度」放在眼裡。

單在五十二一回中，無論是向李逵說明情由，還是安慰家嫂，無論是責問殷天錫，還是申斥高廉，柴進勢必都要講出自己有太祖御賜丹書鐵券一事，經筆者統計，只這一回便前前後後說了七次。這是對既有規則的一種無盡的、病態的幻想。

相比之下，李逵的表現則更加率真爽朗，當他聽說柴進要用丹書鐵券打這場官司時，當即便說：「條例！條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那廝若還去告，和那鳥官一發都砍了。」[26]這番話說得精神一振，畫出一個活脫脫敢於反抗現有黑暗秩序的鐵牛形象。相比之下，更突出了柴進的迂腐與病態心理，這種病態，恰恰是受他的「名將之後」身份影響造成的。

郵票《柴進失陷高唐州》

但同時，《水滸傳》一方面著力書寫「名將之後」身份對他二人的心態、行動產生的影響甚至是束縛，另一方面也將這一身份進行消解。「名將之後」之於柴進而言，是一種權力網絡（國家）和既定規則（相關制度，包括現行制度和祖宗之法等）的象徵。這一身份對柴進的束縛，是指柴進對國家權力運轉的心存僥倖和無盡幻想。

按照舊制，柴進乃前朝皇室宗親，祖上有禪位讓國之功，本人更有丹書鐵券護身，本不該受刑，更何況在整場官司中，若要論罪，李逵殺人自是犯法，但柴進自始至終都是無罪的。

正是這兩點給了柴進一種虛妄的底氣和自信，也是他七次強調自己有丹書鐵券的原因。但實際情況是這種既定的規則在高廉和殷天錫這裡早已形同虛設，李逵的話便是這一事實的反映。「名將之後」的身份不但沒有成為柴進的護身符，反而也在既定規則被破壞的情況下成為了「空頭支票」。

歌川國芳繪楊志

楊志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細讀文本，便會發現楊志雖然出身將門，但從他登場伊始，小說作者便在建構起楊志「名將之後」身份的同時，也將這一身份迅速消解。

出身名門的楊志，以一個江湖遊俠的形象登場：「只見那漢子頭戴一頂范陽氈笠，上撒著一把紅纓，穿一領白段子征衫，系一條縱線絛，下面青白間道行纏，抓著褲子口，獐皮襪，帶毛牛膀靴，跨口腰刀，提條朴刀。」[27]

這樣的形象與他後來自述的三代將門之後格格不入——登場時，小說作者就已暗示了楊志的顛沛流離與時乖運蹇。從行李被搶上梁山，楊志請求眾人還他行李開始，楊志的「名將之後」身份甫得建構，便又立刻被解構，後文經過落魄賣刀、丟失生辰綱、氣急敗壞要尋死的三層敘述，更是將這一身份徹底消解。

這種描寫的解構性在與小說對關勝和呼延灼的描摹對比中得到呈現。與楊志和柴進不同的是，關勝和呼延灼雖同為出身名門，但「名將之後」的身份並不是他們兩人的枷鎖，而恰恰是小說賦予他們的最為突出、甚至也是最為得意的身份象徵。

《水滸傳》從第四十七回攻打祝家莊開始，整體上已漸漸從人物的個人故事轉向對較大規模的軍事作戰的描寫。呼延灼登場於五十五回，關勝登場於六十三回，兩人並不是像魯智深、林沖、武松那樣有鮮明的個性和豐富的故事背景的人，而是從登場伊始便始終與大規模的軍事作戰緊密相連。

書中並不多見二人的單獨、細緻刻畫，而常見二人作為軍中主將，領兵出現於陣前，「將門之後」的身份特徵在他們身上得到延續。前文提到楊志是以一個遊俠的形象登場的，而這裡不妨對讀一下關勝和呼延灼的出場。

關勝出陣時，是「漢國功臣苗裔，三分良將玄孫。繡旗飄掛動天兵，金甲綠袍相稱。赤兔馬騰騰紫霧，青龍刀凜凜寒冰，蒲東郡內產英雄，義勇大刀關勝。」[28]

戴敦邦繪大刀關勝

呼延灼登場時也是「開國功臣後裔，先朝良將玄孫。家傳鞭法最通神，英武慣經戰陣。仗劍能探虎穴，彎弓解射鵰群。將軍出世定乾坤，呼延灼威名大振。」[29]對比之下，可見楊志已全然不像是一個名門之後的樣子，更像是一個遊民或者說是遊俠。

外貌只是一方面，《水滸傳》對關勝和呼延灼「名將之後」地位的突出主要還是借兩人的種種表現得以實現的，其中又以關勝尤為突出。

小說著力塑造的是關勝的勇武。不過，「勇武」並非只是簡單的武藝高強，而是有三個方面的內涵。

一是常寫關勝斬殺敵方主將，比如斬殺遼國兀顏統軍，征方臘時斬殺蘇州元帥邢政、常州統制官錢振鵬、殿帥府太尉鄭彪，小說特別運用了如「使轉神威」[30]等詞，以彰顯其勇。

二是在武勇描寫中逐漸突出關勝不怒自威的震懾力，小說特別描寫殺死梁山軍五員悍將的南國元帥石寶與關勝交手三次，關勝皆能全身而退，到最後烏龍嶺一戰時，小說寫道：「石寶見是關勝，無心戀戰，便退上嶺去。」[31]

周一新繪大刀關勝

石寶此前面對梁山軍幾乎沒有敗績，而此時面對關勝，卻是無心戀戰，這反映出在小說家眼中，關勝本身就應該像關羽一樣，近乎神化，有天然的威嚴與威懾力。

三是在武勇描寫中賦予其忠義特質，這突出表現在關勝降水火二將中。這一回中，關勝方降梁山不久，便主動請纓前去對敵水火二將：「關某自從上山，深感仁兄重待，不曾出得半分氣力……小將不才，願借五千精兵，不等他二將起行，先往凌州路上截住。」[32]這是知恩圖報之舉；對敵單廷圭之時，「關勝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一拍，喝一聲：『下去！』單廷圭落馬。關勝下馬，向前扶起，叫道：『將軍恕罪。』」[33]這是以禮服人之舉；招降魏定國時，魏定國點名要關勝親自前來，「關勝見說，便道：『大丈夫作事，何故疑惑。』便與單廷圭匹馬單刀而去。林沖諫道：『兄長，人心難忖，三思而行。』關勝道：『好漢作事無妨。』」[34]這是以信義服人之舉。

可見小說在塑造關勝形象的過程中，有意識地將其向先祖關羽靠攏，在武勇之外，賦予其忠信節義之特質，試圖創造出一個梁山軍中的「關公」。就連目光苛刻的金聖嘆，也說道：「人即多疑，何至於疑關勝？」[35]足可見《水滸傳》中關勝形象的突出及其與關羽形象的融合趨向。

而呼延灼也是如此。他和關勝一樣，同為馬軍五虎將，也有獨當一面之能，在《水滸傳》後半段以軍事戰爭為主要情節的敘事中，表現得同樣十分亮眼，特別是他大戰韓存保一節，寫得尤其詳細精彩，不過這裡為了突出和楊志的對比，我想著重說一說二人落難之後的一些行為。

王閱飛繪呼延灼

這些行為更能夠體現出呼延灼「名將之後」身份的強化。呼延灼兵敗後，尚在尋思投去青州知府那裡，再尋機引兵報仇，雖是助紂為虐，但觀其客店中使喚小二之橋段，先是說：「我是出軍的人，但有歇處便罷」，後又言：「我是朝廷軍官，為因收捕梁山泊失利，待往青州投慕容知府。你好生與我喂養這匹馬，是今上御賜的，名為踢雪烏騅馬。明日我重重賞你。」[36]

一板一眼，終不失大將風度，與之相比，同樣落魄的楊志顯得愈發狼狽，他沒有盤纏，卻還是要：「若不得些酒吃，怎地打熬得過。」還誆騙曹正之妻說：「少停一發算錢還你。」想到今後出路時，也是說：「王倫當初苦苦相留洒家，俺卻不肯落草。如今臉上又添了金印，卻去投奔他時，好沒志氣。因此躊躇未決，進退兩難。」[37]

在這樣的對比中，我認為「名將之後」的光環在柴進和楊志身上顯得不是那麼光鮮，也不太為人稱道。

郵票《呼延灼月夜賺關勝》

四、「名將之後」身份的文學詮釋

《水滸傳》對楊志、關勝、柴進、呼延灼四人「名將之後」身份的建構與解構有其獨特的文學內涵，本節即試對此展開討論。

這種建構與解構的過程，不由得會令我們想到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於法國的解構主義批評。以西方的文學理論來審視中國古代的文學作品，需要非常小心，因為中國的小說有其獨特的成書環境，往往又與歷史密不可分。

前輩學者早已指出，小說研究應該解決文與史、考證與立論、客觀材料與文學感悟的關係問題。[38]這確然是洞見。但我們在第二節已討論過，四人「名將之後」的身份是在《水滸傳》寫定時成為共識、得到固定的，因而這一身份蘊含的文學意味也就能較為直接地體現《水滸傳》文本本身的內涵。在解構主義批評中，話語不向真實負任何責任。[39]在文本詮釋過程中，諸種含義是並陳甚至是對立的，[40]這些構成了解構主義批評的基本內涵：任何文本都不具有確定的意義。它本質上強調的是讀者對文本進行解讀與詮釋的多樣性與極高的自由度。

用這種觀念來審視《水滸傳》中的「名將之後」身份，我們可以說這個建構與解構的過程的確能夠體現這一身份蘊含的多重意涵，但我認為，多重意涵並未造成小說主題的不確定性，反而最終又有共同的旨歸，這也構成了《水滸傳》的終極命題：批判性。下面展開詳論。

在上一節中，文章討論的是「名將之後」身份在楊、柴、關、呼四人身上不同的表現。出現於故事前半段的楊志與柴進，他們「名將之後」的身份在建構的同時又在節奏極快的敘事中被消解，而出現於故事後半段的關勝、呼延灼，小說則有意使其與先人同化，不斷強化他們身上「名將之後」的身份特徵，包括勇武、忠義、大將風度等。

京劇呼延灼臉譜

所以在這一節我們要問的問題是：圍繞「名將之後」的身份，這種前後差異甚至顯得有些對立的話語表達能夠說明什麼問題呢？

這要從《水滸傳》的忠義觀與招安問題談起。應該說，梁山一百零八人大部分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們齊聚梁山皆以反抗壓迫作為共同的基礎，但在此基礎上，不同出身的人又有不同的訴求，其主要分歧在於梁山的最終出路該引向何方：這就是研究《水滸傳》時繞不開的招安問題。

梁山上大致可以分為招安派和反招安派兩個派別，關勝、呼延灼這樣的朝廷降將，包括他們的大哥宋江，都是招安派的人物，而像武松、魯智深、阮氏三雄、李逵這樣出身低微的人，基本都是反招安派的人物。

余象斗說：「盡心之為國之謂忠，事宜在濟民之謂義。」[41]可見「忠」和「義」是《水滸傳》的兩條邏輯線索，前者指向的是剷除奸佞、廓清寰宇、匡扶君上的政治理想，是個人與朝廷的關係；後者指向的是江湖世界裡的道義、正義，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這一組概念在《水滸傳》的世界中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衝突，但並非不可調和，我們可以看夏志清先生的這一段論述：

余象斗刊本《水滸志傳評林》

因此這本小說一方面有意肯定了忠貞公正的理想，描述這班草寇怎樣忠於王室，即使是在暫時的不滿情況中，他們的忠心耿耿仍保持不變。另一方面，幾個著名的英雄和他們的集團必須被看作是社會動亂與施虐行為的根源。[42]

以反招安派人物而論，他們的許多行為遵從的是內心的道德判准和理想，比如阮氏三雄追求的是「論秤分金銀，一樣穿綢錦，成瓮吃酒，大塊吃肉」[43]這樣樸素簡單、無拘無束的物質生活，因而會有劫取生辰綱之舉，武松、魯智深追求的是倫理綱常和社會的公平正義，因此會有諸多懲惡揚善之舉。

以招安派人物而論，他們的成長環境和經歷決定了他們必然具有忠君的思想，所以我們會看到宋江經歷了諸多苦難，仍然不肯輕易落草，但招安派人物的最終目的仍然是要替皇帝掃除奸佞，拯救黎民於水火。

從這一點上講，兩派人物的追求是有一致性的，他們都追求社會上的正義、道義，目的都在於拯救社會的弊端，只不過在追求這一理想的過程中，招安派人物會將其付諸於更加具體的「忠君」行為，而反招安派則注重個人能力的展現，其故事更多地展現社會如何壓迫以及他們如何反抗的過程。

在這個話語體系中，《水滸傳》想要強調的一個主題是：由於社會積弊已久，即使是懷揣著忠君理想的招安派人物，也不得不採用先落草後招安這樣的方式來達到目的，更遑論這些江湖氣息更重、對朝廷疏離感更強的反招安派人物了，因此社會的動盪甚至是血腥的殺戮就成為一種不可避免的後果，究其根本原因，還是在於天道不彰的黑暗現實。《水滸傳》想藉助這樣的話語，實現小說本身強烈的批判性。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基於對忠義和招安這樣的認識，我認為以《水滸傳》的整體脈絡而論，大致以攻打高唐州為界，前半段著重以好漢個人故事展現反招安派人物受到步步壓迫而踐履正義的故事，後半段則著重以大規模的軍事戰爭描寫展現招安派人物實現忠義的過程。而「名將之後」這一身份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就是作為一條脈絡、隱線，為我們生動展現了這兩個層面的故事特徵。

以柴進故事論，殷天錫、高廉的飛揚跋扈和有恃無恐是對既定規則的破壞，進而襯托出權力網絡的種種疏漏和弊端，在柴進的病態幻想和李逵的天然率真形成的鮮明的對比中，讀者會痛惜於柴進的迂腐，但也會憤怒於目無王法的高廉和殷天錫。

楊志的故事則充分反映出他最在意的祖上之名一次又一次在心底被喚起，卻一次又一次被踐踏；理想一次又一次重燃，但一次又一次被毀滅的過程，楊志對先祖之名的強調，也就是小說文本對「名將之後」身份的建構過程。所以楊、柴二人對「名將之後」身份的看重以及不切實際的病態幻想，與這一身份一次又一次地遭到踐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王弘力繪《楊志賣刀》

這種幻想與現實之間的強烈對比，突出的是既定規則的破壞，背後的根源自然是上層出現的漏洞——姦邪弄權。楊志和柴進對「名將之後」身份的強調越是顯得迂腐可笑，小說對社會弊病的批判也就越深。

從另一面來說，小說也表達了追求平等的願望，並藉助「名將之後」身份的消解得以實現。楊志最終與曹正、魯智深一同打上二龍山，這一行為意味著他對「名將之後」身份徹底的拋棄。

這種拋棄並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個心理變化過程。拜訪高俅失利，誤殺牛二，一樁樁困難落到楊志頭上，他都沒有放棄自己的這個身份，依然在想如何建功立業，當他以罪徒身份在大名府得到梁中書賞識後，更是覺得自己的政治生涯要迎來轉機。

但這一切都隨著生辰綱的丟失而徹底覆滅，他在聽到有二龍山這個去處時，顯得是那樣果斷決絕：「既有這個去處，何不去奪來安身立命。」[44]他顯然已接受放棄「名將之後」身份的現實了。

來取走生辰綱、徹底奪走楊志「名將之後」身份的是晁蓋七人，他們與楊志的矛盾，按理應該就在此時埋下，楊志應該對晁蓋七人心存成見才對，但在後來三山同歸梁山時，這一矛盾卻被忽略過去了。

這個現象頗為有趣。我們看到在2010年翻拍的電視劇《水滸傳》中，編劇似乎捕捉到了這個「缺漏」，因此把這一段故事改編得十分曲折，楊志在劇中甚至劫持宋江，逼吳用換命以顯誠意，這就是為了突出楊志與以晁蓋為首的梁山人的矛盾。

電視劇《水滸傳》中晁蓋劇照

這個改編從營造戲劇衝突的角度講是成功的，因為它使得情節更加曲折複雜，但卻忽略了《水滸傳》文本中的內涵。楊志與晁蓋七人在黃泥岡上的對峙，實際上是官與民的矛盾的一種縮影。

楊志丟掉生辰綱，放棄了「名將之後」的身份，也就放棄了「官」的身份。因此在寫到三山同歸梁山一事時，也就自然而然地不再去提這個矛盾，這恰恰寓意著小說追求平等、正義的美好願望。所以小說在藉助「名將之後」身份強調官逼民反的同時，也藉助「名將之後」身份的消解闡釋著官民一體、官民平等的願望。

隨著各路好漢慢慢匯聚梁山，故事的重心也發生轉向，開始以軍事戰爭為對象，描寫以招安派為主導力量的梁山踐行忠義的過程。這個時候，小說就不再去寫「名將之後」身份如何在社會的壓迫下解構，而是要藉助這一身份中「名將」本身具有的正義性來賦予梁山軍以忠義的特質。

關勝的相貌、裝束、武器、馬匹都與關羽無二，且行事作風重情重義，戰時又能獨當一面，這些都與關羽非常相似，呼延灼也是同理，小說中他的先人是呼延贊。呼延贊的形象本身就頗具傳奇色彩：「具裝執鞬馳騎，揮鐵鞭、棗槊……絳帕首，乘騅馬，服飾詭異。」[45]到小說《北宋志傳》中，也有一段占山為王、等待招安的日子。

《北宋志傳》

可見二人形象十分接近，彼此糾纏。所以，《水滸傳》是有意將關勝和呼延灼的形象向其先祖關羽和呼延贊靠攏、捏合，並通過戰爭描寫將其勇武、重信、具有大將之風等特點進一步強化，將其形象樹立起來之後，卻又在征方臘的高潮之後將其一下推向幻滅，藉以達到批判天道不彰、姦邪弄權的目的。

小說結尾，呼延灼後來對抗金軍，殺至淮西陣亡，這一橋段被移接到了《說岳全傳》中，並加以發揮，杜充獻了長江，高宗奔逃，呼延灼才復出迎戰，雖殺杜充，卻死於兀朮之手，想來若無杜充獻長江，呼延灼也不致陣亡，而鍾伯敬評本中的關勝，與前揭史料中劉豫手下那名叫做關勝的將官命運相同——不願降金，竟為所害，應是合二為一之舉。這種設置，正是小說在征方臘的高潮過後忠義之感的延續，也是對忠良遭害之現實進行批判的餘音。

作為一部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經典，《水滸傳》的文本內涵並不是單一的，而應該是多層次的。郭英德先生曾提出《水滸傳》的三重寓意：官逼民反、替天行道、忠義之烈。[46]若以此觀點審視《水滸傳》，那麼《水滸傳》對楊、柴、關、呼四人「名將之後」身份的書寫，分別體現了官逼民反和忠義之烈兩大主題，而又共同歸結到小說深化社會批判的終極命題上來。

小說巧妙利用了「名將之後」身份本身就具有的正義性、正當性及可能涵蓋的種種「特權」（比如柴進的免刑；關、呼等人的威望等），但放之於楊、柴、關、呼四人身上時，又有著不同的敘事重心。

石灣公仔楊志賣刀

在楊志和柴進身上，小說通過兩人對這一身份的強調與幻想完成「名將之後」身份的建構，又用殘酷的現實完成了這一身份的解構，在對比中突出官逼民反，也呼籲了官民平等，實現對姦邪弄權、天道不彰的社會現實的反映與批判，是小說前半段注重好漢個人不平故事的書寫的體現；在關勝和呼延灼身上，小說則是有意捏合他們與先人的形象，試圖營造出一個梁山軍中的「關羽」和「呼延贊」，從而賦予這支軍隊以忠義特質，是小說後半段試圖書寫以招安派力量為主導的梁山泊如何踐行忠義的表現，但同時，小說又以悲劇性的筆調，在故事的高潮到來之後，沒有迴避嚴酷的歷史真實，令人信服地展示了理想的幻滅，[47]深化了對社會的批判力度。

作者一方面要讓自己深愛的英雄們接受招安，另一方面也基於對朝廷腐敗的清醒認識而深知招安終不能補救時弊於萬一，[48]因此走向悲劇，是一個必然結果，也即郭英德先生所說的「忠義之烈」。

《明清家將小說研究》

對「名將之後」身份的討論旨在將其作為一種窺探小說敘事的線索和表達主題的視角。可以說，在《水滸傳》中，楊志柴進與關勝呼延灼「名將之後」身份的不同書寫，反映了《水滸傳》前後故事不同的敘事重心，也深刻地揭示了官逼民反、忠良蒙難的黑暗現實。

注釋：

[1] 譚邦和：《明清小說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42頁。

[2] 黃宇新：《漫話明清家將小說》，《文史知識》2011年第5期，第85頁。

[3] 石昌渝：《中國小說源流論》，三聯書店1994年，第319頁。

[4] 余嘉錫：《宋江三十六人考實》，作家出版社1955年，第30頁。

[5] 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第13793頁。

[6] 胡以存：《南、北支水滸故事與〈水滸傳〉成書》，《明清小說研究》2015年第3期，第68頁。

[7] 周密：《癸辛雜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1-83頁。

[8] 劉昫：《舊唐書》，中華書局1975年，第2496頁。

[9] 歐陽修：《新五代史》，中華書局1974年，第347頁。

[10] 金聖嘆：《金聖嘆批評本水滸傳》，嶽麓書社2006年，第229頁。

[11] 阮元：《十三經註疏》，中華書局1980年，第1425頁。

[12] 余嘉錫：《宋江三十六人考實》，作家出版社1955年，第40頁。

[13] 王偁：《東都事略》，齊魯書社2000年，第886頁。

[14] 周密：《癸辛雜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80頁。

[15] 傅惜華：《水滸戲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3頁。

[16] 傅惜華：《水滸戲曲集》第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85頁。

[17] 羅燁：《醉翁談錄》，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第4頁。

[18]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324頁。

[19] 程千帆、吳新雷：《兩宋文學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586-587頁。

[20] 這一話題，侯會先生已做了比較詳細的梳理，見其著：《水滸源流新證》，華文出版社2002年，第171-275頁。

[21]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155頁。

[22]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第157頁。

[23]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第209頁。

[24]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694頁。

[25] 《容與堂本水滸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774頁。

[26]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692頁。

[27]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154頁。

[28]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851頁。

[29]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727頁。

[30]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1187頁。

[31]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1259頁。

[32]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881頁。

[33]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888頁。

[34]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889頁。

[35] 金聖嘆：《金聖嘆批評本水滸傳》，嶽麓書社2006年，第1444頁。

[36]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757頁。

[37]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210-212頁。

[38] 戴雲波：《中國古代小說研究方法論》，《江海學刊》1999年第6期，第160頁。

[39] Roland Barthes, S/Z. trans. Richard Miller, Hill and Wang, 1974, p.80.

[40] Paul de Man, Blindess and Insight: Essays in the Rhetoric of Contemporary Criticism, Routledge: 1983, p.28.

[41] 余象斗：《題〈水滸傳〉敘》，載《水滸傳》會評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1年，第33頁。

[42] 夏志清：《中國古典小說》，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80頁。

[43]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190頁。

[44] 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212頁。

[45] 脫脫：《宋史》，中華書局1977年，第9488-9489頁。

[46] 郭英德：《〈水滸傳〉的三重寓意》，《文史知識》2003年第9期，第26頁。

[47] 孫一珍：《〈水滸傳〉主題辨》，《文藝研究》1979年第3期，第122-123頁。

[48] 張錦池：《〈水滸傳〉考論》，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8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