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46年10月，一對來自河北的小兩口董健民（妻子）23歲，鍾琪（丈夫）25歲，帶著剛剛兩歲的孩子，乘坐一艘客輪趕往東北大連。
剛上船，董健民和鍾琪夫婦就立刻察覺「情況不對」，平時前往大連的貨輪熙熙攘攘，各種嘈雜聲交織在一起，充滿煙火氣。
今天這趟船卻十分安靜，乘客們大多正襟危坐，並沒有叫喊的小商小販，也沒有抱著孩子的大姐。
既來之，則安之；董健民和鍾琪沒有表現出慌亂，他們抱著孩子按照船票找到指定位置坐了下來。 當輪船駛入渤海灣的時候，突然遇到了國民黨軍艦的炮火阻攔。
國民黨的軍艦先是擊中了船身，董健民和鍾琪的孩子不幸被彈片打傷，船被困在了海上，緊接著就走上來一群帶著武器的國民黨特務。
他們無論男女老幼挨個都進行搜查，不放過任何一個角落，並且還大聲吆喝著「有沒有共產黨？」
船上已經亂作一團，董健民和鍾琪表現得從容淡定，夫妻倆彼此交換了一個眼神，趁著國民黨特務還沒有察覺的時候，二人當場站了起來，一家三口相擁著，毅然跳進波濤滾滾的大海……
特務們方如夢初醒，為首幾人大聲喊著：「快把他們撈上來，一定要找到『小本子』。」
這對青年夫妻為何要抱著孩子突然跳海？特務們說的「小本子」又是什麼呢？
圖｜董健民一家三口合影
一、心中丘壑，眼存山河
董健民，1923年出生於河北省靜海劉祥莊村（今天津市靜海區蔡公莊鎮劉祥莊村）一戶貧苦的農民家庭。
家裡兄弟姐妹四人，董健民排行老三，父親名叫董紹棠，畢業於南開中學，學習成績優異。
原本想著繼續深造，無奈家境貧寒，董紹棠主動輟學回家、贍養父母，把讀書的機會讓給了親弟弟董秋斯。
董秋斯於1925年「五卅運動」爆發前考入北平燕京大學，他是當時燕大學生運動負責人、新中國著名文學翻譯家。
期間，董秋斯將自己的獨生女董仲民交由哥哥董紹棠撫養。
誠然，當時的革命烽火已經燒遍華夏大地，可天底下的勞苦大眾還沒有迎來真正的解放。
諸如董紹棠這樣的懷才不遇的學子大有人在，因現實所迫，只能放棄深造機會。
董健民天資聰穎，幼時在姐姐與父親的教授下，學起知識來又快又紮實。
1929年，6歲的董健民被父親送到小學念書。
老師很快就發現這個學生與眾不同，自己往往才說了一遍解答難題的知識點，董健民就能「舉一反三」，列舉出不同的解答方法，接受新知識的速度比大部分同學都要快。
老師們都誇她過目不忘，將來必定能考上一所重點大學。
然而，董健民10歲那年，她迎來人生第一次重大打擊。
某天晚上，父親董紹棠單獨找到董健民：「健民，我和你商量一件事。」
「父親您說。」
今年莊稼地收成不好，你堂姐董仲民最近身體抱恙，需要送去鎮上找個老中醫調理身體，你看能不能……
話還沒說完，董健民就已經猜到父親的想法，他當即說道：「沒事，我自己在家學習一樣，把錢留給姐姐治病。」
她離開學校那一天，老師們無不痛心疾首：「一個學習的好苗子，卻因現實問題被迫離開學堂。」
輟學後的董健民除了幫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貼補家用外，她也會在農忙之餘撿起書本自學。
叔叔董秋斯得知董健民主動輟學後，經常寄一些進步書刊給老家的孩子們看，讓她們接受革命思想。
不僅如此，董秋斯還會通過信件刻意向董健民的人傳播紅色思想。
在這種環境下，董健民與姐姐們逐漸成長為一名有志青年，更滋生出為國為民的雄心壯志。
轉眼已是1939年，16歲的董健民擺脫了青澀的稚嫩，成為一名落落大方的進步青年。
這一年初，父親董健民終於下定主意，他認為自己的弟弟董秋斯不僅學識淵博，且很有思想，這幾個孩子應該要送去他的身邊，將來會有個更好的前途。
思來想去，董紹棠親自給董秋斯寫了一封信，詳細闡述了自己的想法。
沒過多久，董秋斯的回信就送到了劉祥莊村，內容很簡單，她十分歡迎董健民三姐妹來到自己身邊學習生活。
圖｜董秋斯
1939年春節剛過，董健民和親姐姐董清民、堂姐董仲民，在叔父董秋斯的指引下，從天津老家渡海南下前往西北地區。
剛看到幾個孩子，董秋斯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今後跟著我恐怕要吃苦，想退出還來得及。」
這並非董秋斯危言聳聽，1939年，正值全面抗日戰爭進入到白熱化階段，侵華日軍四處燒殺掠奪、無惡不作，百姓們民不聊生。
尤其董秋斯這樣參與革命活動的進步人士更是危險萬分，稍不留意，就很有可能為國捐軀。
然而，董健民三姐妹的心中早就有了打敗日軍的想法，年僅16歲的她對叔叔董秋斯說道：「我要參加共產黨，去前線打敗日軍。」
兩位姐姐同時附和。
聽到孩子們這番話，董秋斯特別開心，因為她們身上代表了華夏民族今後的希望，日軍是絕對打不垮我們的。
1939年5月，經組織批准，董健民三姐妹跟著「華僑司機歸國服務團」車隊去了陝西西安。
按照董秋斯的想法，革命聖地延安大門隨時敞開，全國各地無數青年背著行李，燃燒著希望走進延安，聆聽毛主席、周總理的教誨。
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會比延安更適合年輕人。
二、偶遇真愛，董健民和鍾琪成革命伴侶
俗話說——真金不怕火煉。平時表決心，不代表到了前線就真的是英雄好漢，好鋼還需千錘百鍊，延安就是一所革命大熔爐，給了中國青年進步希望。
到達西安後，董健民一行計劃在涇陽縣安吳堡青訓班學習三個月，於1939年9月初再去延安。
不幸的是，董健民的二姐董清民在途中因病去世，最後只有董健民和董仲民參加了青訓班。
1939年11月，董健民和董仲民在青訓班學習結束後，由叔父董秋斯的引領來到革命聖地延安。
20世紀40年代初，延安是中共中央最為重要的核心，儘管物資匱乏、條件艱苦，卻是所有中國進步青年的樂園。
在這裡，董健民遇上了許多愛國青年，大家年紀相仿，每個人來延安之前都有著一段故事。
董健民姐妹倆順利抵達延安後，一起進入陝北公學學習，她們不僅要學習文化知識，還要進行軍事訓練，接受組織上的考核。
根據課程安排，所有學員每天清晨5:30必須出操、風雨無阻；上午學習理論知識，或聽中央領導人報告；下午進行軍事訓練，男女平等，生活被安排得有條不紊。
許多學員為快速提高成績，選擇私自「加練」。董健民姐妹倆就是如此，二人刻苦學習，經常大半夜還在宿舍里點油燈，仔細揣摩中央領導人的報告，撰寫學習心得。
經過一年的刻苦學習，1940年，董健民與董仲民通過層層考核，被批准加入中國共產黨。
那一年，董健民才17歲、董仲民19歲。
圖｜董健民
不過，黨員的身份和工作都是相互保密，姐妹倆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後，被分屬不同的部門工作，之後就很難見上一面。
1941年，18歲的董健民進入中共中央社會部機要處工作，主要負責截獲敵軍重要情報。
這個部門是延安又一重要神聖組織，當時年僅18歲的董健民因各方面考核過硬，且本人學思敏捷、做事不拘一格、心思較為細膩，這才讓中共中央社會部機要處將其破格選拔。
董健民雖然年紀輕輕，但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加上專業知識紮實，她曾幾次截獲敵軍重要情報，使得八路軍化險為夷。
機要處的工作異常繁忙，不分白天黑夜往往有了情況，機要員隨叫隨到，必須在短時間內破譯出敵軍情報，不能貽誤戰機。
鑒於此，機要處70%以上的工作人員都是男性，而部門裡邊好不容易來了一名女同志，這群大小伙子心情免不了就會有些起伏，實乃人之常情。
在工作期間，董健民認識了一名同樣來自河北的革命戰士，他的名字叫做鍾琪，原名陳貫忠，比自己大兩歲，籍貫是河北省滄州市獻縣淮鎮李家窪村，距離董健民老家劉祥莊村直線距離不過130公里。
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
董健民與鍾琪稱得上是半個老鄉，因而他們在生活習慣以及觀念認知上有許多相似之處，顯得格外親切一些。
插句題外話，老人們常告誡子女：「今後找人必須找本地或者門當戶對，竭力反對遠嫁。」
這種思想或許有些，但絕對稱不上「封建糟粕」。因為人在一個地方生活久了，會主動適應這個地方的飲食文化包括氣候。
貿然去一個陌生的地方，很有可能就會「水土不服」。
比如，南方的朋友去北方上大學，起初肯定不會習慣乾燥的天氣。飲食方面，南方朋友喜歡吃米飯，西北地區則是麵食當家，這就是兩地的飲食習慣和氣候差異。
往往我們外出工作或學習時，遇上老鄉時不由自主地就會產生親近感，若是各自說上兩句鄉音，那甭提多舒坦了。
董健民與鍾琪同樣如此，二人都是河北人，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渡海南下，遠赴陝西延安。
在人生地不熟的環境碰上老鄉，肯定會顯得親切，這同樣是人之常情。
鍾琪雖祖籍是河北獻縣，但他很小的時候就隨父母以及五個兄弟姐妹輾轉來到山西太原生活。
1928年，鍾琪進入太原正太鐵路扶輪小學念書；1934年，鍾琪考入太原三晉中學；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後，鍾琪一家逃難至陝西西安。
平心而論，鍾琪的家庭條件比董健民家裡要富裕不少。鍾琪父母來到山西太原後，曾給地主家打雜、扛活，後來在當地鐵路部門找到工作。
由於是「雙職工」，生活條件逐漸改善，相當於「旱澇保收」。
可是國家正值危難之際，有志青年紛紛選擇參軍報國，董健民也有同樣的想法，他於1937年參加了耀縣（今陝西省銅川市耀州區）「抗日游擊隊訓練班」。
被父母發現後，卻遭到二老的斥責。
圖｜延安青訓班
父母認為自己家條件不差，鍾琪還是三晉中學的高才生，沒必要以身設險，倒不如老老實實留在家裡繼續念書。
等到日子太平後，可以去天津、北京繼續念書深造，進入政府部門工作，這可比參加革命更加穩妥安全。
我們不能以此就認為鍾琪的父母不識大局、阻撓抗日。這兩位老人家在鐵路部門工作受了不少苦，私底下曾給公益組織捐款捐物。
老人家們還是想讓子女安安穩穩過完一生。參加革命前途未卜，許多抗日義士為驅逐日寇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奉獻了寶貴的生命，父母肯定不希望自己兒子也這樣。
自古忠孝難兩全！鍾琪有著自己的想法，他一方面沒有脫離「抗日游擊隊訓練班」，另一方面請五個兄弟姐妹和自己一起說服父母。
1938年初。日軍攻占大片華東地區，兵鋒直指西北。
此時的鐘琪再也坐不住了，他當即找到母親跪倒在地，「砰砰砰」磕了三個頭後說道：「母親，我從小到大什麼都聽你的，但這一次請你尊重我的想法。
如今日寇已經把戰火燒到咱們家門口，若不強硬地抵抗還擊，咱們將來都成為亡國奴啊。
您並非不知好歹，為何別人家的孩子都能上戰場，就我們家不行呢？」
這番話說完，鍾琪與母親皆淚流滿面。最終，鍾琪終於說動母親，他和兩個同鄉青年來到陝西延安，於同一年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來到延安後，鍾琪先後在「抗大」和馬列學院學習，1941年初被調入中央社會部機要處工作，
進入機要處工作前，鍾琪接受了專業訓練，將「不管在什麼情況，絕不可能泄露黨的機密」的這條紀律深深植入腦海里。
實際工作後，鍾琪在業務上刻苦鑽研，為人謙虛誠懇，經常把組織上發的日用品和補貼分給其他有困難的同志。
在延安進行大生產運動中，鍾琪積極參加生產勞動，被同志們共同評選為「積極分子」，受到黨組織的獎勵。
可以這麼說，鍾琪是一位要求積極進步的好青年，他放棄優越的生活條件主動來到延安，足以說明他是想為黨、為人民、為國家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
董健民與鍾琪同為從小深愛紅色革命，決心為黨效忠的進步青年。加之年齡相仿，來自同一個地方，隨著彼此進一步加深了解，又發現有著相同的革命信念，這份革命友誼最終升華成了一份美好的愛情。
1942年底，董健民與鍾琪這對革命伴侶在延安「棗園」的一間普通窯洞裡舉行了婚禮。
證婚人正是我黨隱蔽戰線的卓越領導者，「龍潭三傑」之首的李克農同志。
李克農當時擔任中共中央社會部副部長，董健民、鍾琪直接歸屬他領導。
正因如此，李克農非常高興，看到這兩個志同道合且優秀上進的年輕同志圓滿組成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這不僅是董健民與鍾琪的大喜事，同時也是延安的大喜事。
在婚禮上，李克農向參會眾人詳細講述了小兩口是如何從相識到相戀的詳細經過。
這一刻，他不再是「龍潭三傑」之一，也不是中央社會部副部長，而是作為董健民與鍾琪的長輩。
圖|中央社會部延安舊址
這種情況只有在我黨能發生，國民黨那種等級森嚴、內部派系林立的複雜機構，絕對不會有重要領導為基層工作人員主動證婚的情況。
這兩個年輕人受到同志們的祝福，彼此立下誓言：「為了千百萬人能夠得到解放，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寧可犧牲自己性命也絕不會泄露黨的機密。」
簡而言之，董健民與鍾琪「誓與密碼共存亡」，這一句話勝過所有甜言蜜語、山盟海誓，他們倆將用自己的生命踐行這句諾言。
之後三年里，董健民與鍾琪在情報工作中，屢立新功。
三、為掩護機密，董健民和鍾琪魂歸大海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舉國迎來抗日戰爭的勝利。面對新的形勢，黨中央作出重大戰略決定——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建立鞏固東北根據地。
毛主席、周總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敏銳地察覺到，抗日戰爭勝利不代表戰爭全部結束，老蔣蠢蠢欲動，他們必定不會善罷甘休，想要真正解放全中國，同志們仍需努力。
既然成立中共中央東北局，那就意味著要抽調大批革命幹部與部隊北上，前往東北地區鞏固革命形勢，預防國民黨大舉進攻。
1946年9月，董健民與鍾琪接到新的任務——前往大連中共中央情報站秘密建立電台。
上級領導把這兩人叫到辦公室，告訴他們在東北完善情報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對解放戰爭能起到哪些至關重要的作用。
領導是這麼考慮：「董健民與鍾琪業務水平高，黨性更是毋庸置疑，加上又是夫妻，還有一個兩歲的孩子方便扮成普通老百姓進入大連從事地下工作。」
董健民和鍾琪夫婦接到黨組織的派遣，他們沒有提出任何附加條件，堅決服從安排。
為了確保任務的順利完成，組織上派了6名交通員喬裝打扮護送董健民與鍾琪。
為了避開特務的追蹤，這一行人輾轉了多種交通工具，終於來到山東青島，這是最後一程，董健民等人將從青島乘坐一艘客輪前往大連。
圖｜青島客輪
上了客船後，董健民和鍾琪夫婦察覺有些蹊蹺。按照以往的工作經驗，青島至大連的商船是非常熱門的航線，他們買的又是普通票，大廳里肯定會擠滿了人。
現如今，大廳里上座率不到1/3，僅有的乘客們個個正襟危坐，且幾乎都是男同志。
看到這裡，董健民與鍾琪相互對了一個眼神，一切盡在不言中，他們清楚這趟旅行恐怕凶多吉少，必須時刻保持100%的專注力。
商船進入渤海水域時，突然遭遇到了國民黨軍艦的阻攔。更加離奇的是，國民黨軍艦根本不管三七二十一，直接開炮擊中了船身，董健民和鍾琪的兩歲兒子被彈片擊傷，頓時暈倒。
接著，國民黨軍警和特務人員從戰艦上進入商船，開始搜捕共產黨員。
雖然船上已經亂作一團，但他們卻表現得從容淡定，因此未讓國民黨特務有所察覺。
這一刻，夫妻倆已經下定決心：「千萬不能讓反動派的特務們得到我黨重要機密，密碼本若是被查到，意味著後方有無數同志要流血犧牲，更意味著我黨多年對東北的部署頃刻就會瓦解。」
夫妻倆想到這裡，他們迅速做出重要決定，寧可犧牲我們一家三口的性命，絕不能讓黨的機密落入敵人手中。
夫妻倆把攜帶的秘密文件（密碼本）緊貼於胸口，董健民把孩子緊緊摟在懷中，他們悄悄站起來，趁特務們不注意，快速走到甲板上，默契堅定地看了對方最後一眼，一家三口相擁著毅然跳進了波濤洶湧的渤海……
特務們此時才反應過來，趕忙衝到甲板上，大聲喊著：「一定要把這三個人撈上來，尤其是要找到小本子，誰找到它就能升官發財。」
可董健民一家三口已經帶著密碼本消失在了大海中，他們保護了黨的機密，同樣付出了寶貴生命。
圖｜董健民一家三口跳海油畫
這一年董健民23歲，鍾琪25歲，懷裡的孩子鍾明明才剛滿兩周歲。
波濤滾滾的海水瞬間就把他們吞沒，伴隨著洶湧的浪花，董健民夫婦結婚時立下的那句誓言愈發清晰。
董健民夫婦跳海後，護送他們的交通員與7名一起從延安出發的同事，均未能幸免於難。
最後只有同行的一名交通員僥倖脫險，董健民和鍾琪的英雄事跡才被人知曉。
當他們一家遇難的消息傳到了山東省委和華東社會部時，電報隨即發至延安，大家都為董健民鍾琪的壯烈犧牲而痛惜。
1947年3月，胡宗南調集25萬重兵大舉進犯延安，革命隊伍準備撤離時，中共中央專門為董健民、鍾琪兩位烈士舉行了簡單的追悼會。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董健民的堂姐董仲民才知道妹妹一家三口犧牲的消息。
由於戰爭環境和工作特殊性，黨組織未能和董健民鍾琪的親人及時取得聯繫，所以就沒發烈士證書。
1981年，經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等人證明：「董健民、鍾琪兩位同志確係中共黨員，他們為保護黨的機密，帶著密碼本抱著孩子英勇跳海犧牲，追認為烈士。」
因為找不到遺體，2005年6月，國家安全部把董健民和鍾琪的遺像安放於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結語
2017年，河北獻縣淮鎮民政所所長常強在李家窪村下鄉過程中，找到了鍾琪烈士的後人，一同找到的還有兩張黑白照片。
圖｜鍾琪堂弟陳起忠
根據鍾琪的堂弟陳起忠回憶，1945年左右，鍾琪夫婦曾帶著剛剛出生的孩子回到河北家鄉探望親友。
臨別前夕，他讓親人們不要過問，留下兩張照片，一張是他們一家三口的全家福，一張是鍾琪烈士的半身像。
正是這兩張珍貴的照片，為日後證明鍾琪、董健民的烈士身份提供了重要證據。
參考文獻：
［1］大海揚波唱豐碑——記為保護黨的機密毅然跳海犧牲的董健民烈士，作者童欣，下一代 2007年03期
［2］董健民：為保機密 壯烈投海，作者周潤健，人民日報 2019年0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