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蜀同風：北宋時期對南方各省的制度性歧視

由於歷史原因 河南經常被定性為中華文明的起源與核心

從古老的商周時代起，河南就是欽定的中華文明起源中心，因而多次成為最高朝廷的根據地。當地人均口含金湯匙出生，自帶鄙視「南蠻北狄東夷西戎」的文化基因。只要定期獲得似有似無的偉大捷報，就可以把居高臨下的優越感維持下去。特別是距離不夠遠又存在明顯差異的閩、蜀等省份，始終會被打成歧視鏈的絕對底層。

根據宋人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中記載，當時普遍流傳著「閩蜀同風，腹中有蟲」的歧視性言論。儘管有蜀地出身的蘇軾對此不以為然，稱古書上說立賢不應計較出身地，依然被劉安世反懟為「中人以下，多系土地風俗，安得不為土習風移」。儘管其說辭明顯屬於無理詭辯，卻駁得蘇大文豪竟啞口無言。

即便是蘇軾 都會因出生而遭地域歧視

當然，宋朝人對閩蜀兩地的刻板印象，確實相當形象且惡毒。絲毫不亞於今人談及甘肅就想到駱駝、說起內蒙便以為人人都要騎馬，而雲南土著會坐大象出行，甚至是廣東人愛吃吃福建鄰居......

但我們通過王得臣《麈史》卷下的《風俗》、洪邁寫的《夷堅志》卷二三《黃谷蠱毒》，以及蔡條的《鐵圍山叢談》，都能看到有關閩、蜀兩地毒蠱風俗盛行的記載。

在宋朝的正統論中 河南無疑有足夠底氣摸黑蜀閩兩地

除聳人聽聞的毒蠱外，閩、蜀還被正統論者認為「讀書應舉、為浮屠氏，並多於他所」。但不要認為這在重文抑武就會被視為良民，恰恰相反，宋朝早期的核心成員都來自北方武人門第。相比之下，南方人更精於做題、修佛，但也容易在長期和平中發揚光大。

更何況閩、蜀二地的土著十分熱衷抱團。僅以四面環山的巴蜀為例，雖被宋朝人為劃分成川、陝、四路，彼此間還能保持相互認同。這就加深了北方人對他們的刻板印象。

北宋時期的巴蜀雖被分為四路 但彼此間有較強認同

山川異域，濮越同天

先秦時期的百越族群分布圖

另一方面，中原觀察家把相隔千里的閩、蜀二地構想為同類，也絕非是任由刻板印象導致的惡意歸類。因為的確有不少學者注意到，兩地確實存在某些歷史或文化層面的淵源。

比如南宋人孫奕寫的《示兒編》，就記載有某位福建士子在考試中，居然將「何」「高」二字用於押韻的趣事。對此，周必大在《二老堂詩話》中表示，大可不必嘲笑福建做題家。殊不知蜀地大文豪蘇轍，也在《文集》第一卷嚴碑長韻「磨訛高豪何曹荷戈」。可見，在中原正統視角中，閩、蜀兩地鄉音與官話雅言迥異，而且相互間倒是近似。至於當代的學者程民生、劉曉南等，都分別考證宋朝閩、蜀兩地在民俗、方言等方面存在許多共同點。

脫脫的《宋史 地理志》就把福建路同川峽四路編排在了一起

此外，還有更為先進的分子人類學研究成果，進一步表明四川、福建兩地居民在染色體方面存在驚人的相似。甚至有相同特徵，在看似遙遠的傣族群體中得到充分體現。這又恰好與古代文獻的記載暗合。根據《華陽國志》記載，永昌（今雲南保山）有「閩濮……之民」。顯然，閩在漢朝還不僅僅是一個地理名詞，更代表著一個廣泛族群。既然雲南距離福建如此遙遠，還能有閩人生活，那麼臨近的巴蜀自然更不在話下。同樣還是這等文獻，記載過兩晉時期的僚人入蜀事件，還比較貼心的補充稱僚、閩都屬於百越分支。

值得注意的是，與今日四川相連的雲南，同樣能被貼上做題、佛系與養蠱等標籤。蘇轍的傻傻分不清「磨訛高豪何曹荷戈」，一樣在當地少數民族口音中有著近似韻母。不出意外，宋朝時期的福建、四川乃至更多南方省份間，還保留著源於百越先民的共同血脈和文化遺存。

古代的巴蜀（左）與近現代的閩台粵贛（右）

都存在源自濮越先民的二次葬風俗

既然不同地區存有各自特色，那就必然招來中原正統的異樣眼光。北宋福建人宋莊綽所寫的《雞肋編》，便提及兩浙地區的婦人都追求物質享受，反而以自力更生為恥。如果屌絲丈夫無法滿足其貪慾，就任其公開與有錢人私通，被形象的稱為「貼夫」。當地人即使是父子、朋友，也會互稱畜生，而且會給子孫呼父祖名。本文開頭所講的那位杭州保安，大機率也會被正統者視為不守禮法的異類。

同時，還有年代更早的《太平寰宇記》稱巴蜀榮州的百姓「姓名顛倒，不知禮法」。另有兩廣的南儀州，每月中旬都有年輕男女以笛聲為暗號約會。往往嬉戲到二更後開始野合，直至天亮才散去。

兩浙男子的貼夫行徑 可能受南唐後主的事跡啟發

朱熹也回憶自己在閩地任職時，發現當地自古以來就沒有婚姻儀式。一般給不起聘禮的窮苦人家，「或至奔誘，則謂之引伴為妻，習以成風」。而且長幼無序，擅自殺牛，私販私鹽！

這些因素拼湊在一起，就對後來成書的《宋史》造成很大影響。其內容往往對北方各地的評價為中性或褒義，而對南方各地的風評卻是慘不忍睹。如江南「其俗性悍而急，喪葬或不中禮，尤好爭訟」，兩浙「急圖利，而奇技之巧出焉」，廣南「民性輕悍」「婚嫁、喪葬、衣服多不合禮，尚淫祀，殺人祭鬼」，荊楚「好爭訟」。而同樣是耿直的特性，在位於北方的河北則表述為「氣勇尚義……習尚戰鬥」。

在正統文人的筆下 南方各省往往是鄙視對象

家暴巴蜀

宋朝時期的成都城市復原

長此以往，那些針對閩、蜀兩地的差評，更是被上升到敵我矛盾程度。在許多高舉正統大旗的宋朝高雅人士看來，「川藞直」總是朝堂外的叛亂暴徒，而「福建子」多為朝堂內的兩面奸人。應該通過社會文化層面的回爐重造，消除其離心力，維持普天之下的安靜和睦。

這樣的擔心或許是所言不虛。公元966年，北宋軍隊全面進攻後蜀國，只用3個月就完成特別軍事行動。雖然將本地權貴遷往京都，給予籠絡性質的優待待遇。但戰火平息不到3個月時間，就由於分贓不均和腐敗壓榨而鬧出大新聞。不僅引起投降的前蜀軍譁變，連負責監視他們的北宋駐軍都跟著一起鬧事，乃至部分兵士在被調離巴蜀的途中再叛。

王小波、李順起義不僅用均貧富滿足底層民眾的物質需求

也用蜀帝遺孤與李冰信仰喚起人們的鄉土情懷

在叛亂平息後，宋朝開始對本地展開極其喪病的巧取豪奪，用10年就將過去非常充盈的府庫給徹底清空。結果便是王小波、李順等人領導的又一場大規模起義。公元993年，他們分別打出均貧富、後蜀孟氏遺孤和李冰信仰這三面義旗，讓苦宋舊矣的民眾再度集結，發起轟轟烈烈了的農民起義。雖然註定數百，還是讓為所欲為的流官們忌憚了很久。

宋太宗曾無奈提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迄今三十年矣。僅僅到公元1000年，駐紮四川的宋軍又因不堪上級壓迫而發動叛亂，擁立原益州的神衛軍指揮使王均為帝，建國「大蜀」。相比前兩次同類事件來說，這場兵變的時間較短、波及範圍小，但依舊讓朝廷心有餘悸，鬧的士人一直不太願意赴蜀為官。

趙匡胤的黃袍加身好戲 其實還有一個四川版本

於是，直到南宋時期的《成都文類》，還把蜀人描繪成「奸訛易動」形象。特別是卷二十二《送明運使赴職益州序》，形容當地人「其俗文、其風武、其政急、其刑威、兵乘而驕、吏襲而奸、民伺而暴」。宋初大臣張詠的《張乘崖集》，則稱其「多獷敖驁而奸豪生 , 因龐雜而禮義蠹」。

鑒於巴蜀本地的反反覆復暴亂，以及數次將駐軍都拖入其中的惡劣情節，宋朝統治者務必寄出更多嚴刑峻法。在當時的川陝四路，就出現了「為政者務為威猛擊搏以操切之, 民有輕犯則移鄉, 甚者或配徙內地, 終身不復還」的情況。此外，還要設置了大量寨堡，一面防範西夏、女真南下，一面震懾境內的潛在逆夷。於是，出生河南的宋初工部侍郎梁周翰，將巴蜀描繪為窮山惡水刁民的惡地。甚至會理直氣壯地在當地「杖人至死」。赴任益州知州的文彥博也接到朝廷文書，被要求「無貪寬厚之名」。

延續至今的巴蜀李冰信仰 在宋朝時多次成為叛亂者的精神圖騰

《張乘崖集》的作者張詠，曾藉口自己的府衙原為後蜀皇宮，所以把一系列故國遺蹟當成違建縮小或拆除。其真實用意，還不是要消除本地人的歷史記憶。他的另一項舉措，便是鼓勵本土士人外出為官。此前，宋朝曾為防止內部抱團而禁止巴蜀人就地為官。但有了張詠的一通操作，就迅速將社會精英吸收至朝堂內，讓他們與留在家鄉的底層分離。

更有甚者，如益州知州程琳那樣無理取鬧，汙衊民眾祭祀灌口神李冰的表演是公然造反。先是將組織者逮捕斬首，而後又把全部參與者都發配到內地。哪怕造成「道路或以為冤」的效果，也要寧可錯殺一千而不放過一個！

善於坐而論道的士大夫 經常在實務處理中毫不留情

調教閩南

宋朝時期的福州城市復原

相比秉性剛烈的巴蜀，同樣亡於宋朝的閩國故地，則多少欠缺幾份耿直。由於並沒友犯上作亂舉動，自然能與死罪絕緣。但只要還能艱難活著，就免不了遭遇各類回爐重造。

比如在佛教領域，宋朝吸取後周老前輩的教訓，採取既要限制又要利用的對策。原本佛教氛圍濃厚的閩地，就成為最重要試驗田。以朱熹為首的理學家，一面把佛教批判一番，一面又巧用辯證法、吸收部分符合禮法的教義，如禁止殺牛、節制慾望。

位於泉州的福建第一大廟 開元寺

其次，一些閩籍士人曾積極參與變法，故而又被中原正統視為叛徒行為。僅在《宋史·奸臣傳》的20人大名單中，來自福建的臣子就占了9席。如果將範圍進一步放大，就能發現這類遭清算者幾乎都是南方籍。以至於舊派旗杆兼北方人司馬光就曾啟奏說：閩人狹險，楚人輕易！言下之意，就是職責閩籍人據高位還要抱團打入內部搞破壞，帶壞了整個朝廷的風氣！

即便是在其他領域，南北派系間的爭鬥也從未停止。比如後來留下雕像任群眾抽打的秦檜，就因為自己是南方出身，常常與來自北方老官呂頤浩處於競爭關係。後來還提出過「北人歸北」的最終解決方案，讓出身北方的趙構龍顏不悅。

秦檜的歷史悲劇 有相當比重源於本人出身

值得一提的是，來自南方各地的士大夫們並不總是鐵板一塊。例如出身楚地的王安石，就對閩、蜀二地頗有微詞。出身閩地的朱熹，則對王安石主導的變法毀譽參半。他一方面指責其重用小人、政策具有危害性，另一方面又肯定其初衷出於善意，否認北宋滅亡應由以蔡京為代表的變法派接班人背鍋。

當然，歷史的進程往往充滿戲劇性。隨著軍事對抗加劇，以及北方入關者不斷南下，勢力範圍越來越小的宋庭，也逐漸轉變自身對南方的看法。當鎮守四川的吳曦自稱「蜀王」，選擇叛宋投靠金國，並未像先前那樣引發朝廷對巴蜀地區的反彈性報復措施。

同為南方出身的王安石與朱熹 就有過相互攻擊案例

歷史的反轉

宋朝的歧視南方人風潮 最終被大舉入關的金兵所治癒

到了只有半壁江山的南宋時期，有關巴蜀戰略重要性的內容在文獻中越發增多。但這次叛亂卻導致朝廷對武人的打壓捲土重來，並引發了日益積貧積弱，最終不敵蒙元的蝴蝶效應。

諷刺的是，在蒙元滅宋的最後時刻，位列「三傑」的文天祥和陸秀夫均出身南方。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於南方人士憑藉自身的做題天賦，巧妙利用南宋中後期的重文輕武政策實現翻盤。

力保宋朝的文天祥 是後期南方人重新掌權的標誌性結果

可惜，這樣的高光也只是曇花一現。隨著蒙古鐵蹄踏遍萬里河山，南人再度被置於歧視鏈的最底端。哪怕是高舉驅逐胡虜旗幟的明朝，也並不打算替這些南方做題家們出頭。相反，朱元璋、朱棣父子還通過推行南北榜、沒收土地等一通猛如虎的操作，為南方人的做題升官或置地發財路都設置了路障。

只不過放眼整個中國歷史，類似的情況似乎才是常態。早在先秦，南方就被視為南蠻不毛之地。到漢末兩晉，南方人還會被中原正統蔑稱為「貉子」，根本沒有做人資格。隋唐時期也是關東、關西子弟繼承大統，絲毫看不上南邊的「島夷」之後。即使到了清代，福建還要冒稱是「河洛」為自己貼金。結果，南方人徹底逆轉歧視鏈的契機，恐怕還要從辛亥年的武昌槍響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