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出家：一場胎死腹中的南朝印度化社會改革

以北府兵為代表的渡來人 就畸形分布於長江兩岸

從地緣分布來看，衣冠南渡的輻射範圍雖遍及長江與珠江流域，但絕大部分人口始終相當集中。除以都城建康為核心的江淮交界平原，另有圍繞著荊州拼湊漢江緩衝帶，形成近乎平行的兩個大區。其中的任何一個單列出來，都能在農田開墾面積、動員總量或單純政治地位方面，超過其他散布在浙江、湖南、江西、四川、福建與廣東的南渡人口孤島。但也受制於網絡密布的水域，以及縱橫交錯的山川丘陵，不可能無限制擴大下去。

為了能長期有效的整合上述區域，大部分南朝統治者都高舉漢魏繼承人旗幟，將光復故國作為最高訴求。從而把所有北朝政權視為天然敵人，順便繼續以宗主姿態與其他亞洲地區展開交流。這麼做的最大好處，無疑是有助於集中內部資源，壓制尖銳的土客或階層矛盾迸發。壞處則在於鎖死外交偓佺空間，經常需要用超量成本實現穩定壓倒一切的平衡。否則就容易陷入內憂外患，進而對臨時性質的安排造成顛覆性破壞。

五胡十六國無論持何種立場 必定被南朝視為敵人

當然，在上述主要矛盾之下，還存在有一些次要衝突。比如上層士族間的相互傾軋，就從最初的南北情緒對立，發展為東西兩個大區的資源爭奪。另有下層庶族對這些至少權勢占有人的挑戰，彼此間還會為升遷引起更頻繁鬥爭，以及不定時爆發的土著居民起義。這些因素相互促進，終究讓建康宮廷的權勢變得搖搖欲墜。

因此，當梁武帝蕭衍在公元502年靠兵變上台，就致力於用一切手段維護半壁江山的絕對穩定。以至於到生涯晚期，不惜冒險招攬有狼子野心的大判將侯景。至於其他軍事、經濟和行政手段更是數不勝數。倒是親自獻身的出家鬧劇，因自帶表演性質而不容易被人察覺。

依靠兵變上台的梁武帝 蕭衍

梁武帝的棘手現狀

南朝中的宋 就是由劉裕等寒門庶族建立

早在公元420年，出生彭城的庶族小將劉裕推翻司馬氏統治，建立聲勢遠邁東晉的劉宋王朝。在此之前，他不僅攻滅過北方胡人的後秦與南燕，還把大部分時間用於平息南方的各類叛亂。其中既有孫恩和盧循的吳越土著義軍，也不乏屬於北方士族的桓氏和劉氏，以及割據巴蜀的成漢政權。

顯然，如此跌宕起伏的一生歷練，完全是基於庶族背景的宏大構建。故而在大體掌握絕對權威後，皇帝力主奉行扶持寒門地主政策，藉此打擊尾大不掉的士族群體。但後者遠非只有幾個聲色犬馬的紈絝子弟，而是擁有根深蒂固的利益紐帶，能夠動員非常可觀社會資源。一旦劉裕的後人不像自己那樣機敏狡詐，就立刻引起東部士族集團的反攻倒算。祖籍山東而客居淮陰、常州兩地蕭道成，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建立南齊王朝。

南朝中的齊 就是由蕭道成等士族建立

不過，南齊在涉外領域繼續步東晉與劉宋後塵，需要花極多資源擴軍備戰。於是搞財政改革，希望將稅基由早年的長江兩岸軍屯人口，進一步擴充為其餘地方的貴族或地主。結果必然是一地雞毛，還引來荊州的西部士族集團仇視。於是，早已積累起聲望的蕭衍在公元502年宣布起兵，順著長江直抵建康城下。雖沒有廢除首都的特殊地位，卻在實際上將新建南梁變為荊楚士人的天下。

此時，恰逢問鼎中原的北魏帝國步入盛世，對苟延殘喘的南方半壁形成壓迫性威脅。因而在梁武帝繼位後不久，雙方就在淮河流域爆發激烈的長期衝突，幾乎每隔數年就有大規模交鋒。除常規募兵作戰外，還使用過築水庫倒灌城池等破壞力巨大的特殊策略，弄的江北前沿殘破不堪。乃至毗鄰邊境的連雲港地區，發生了殺死太守後主動投靠北朝的激烈民變。雖然強敵終因內部問題而分為東西兩支，卻可以對資源匱乏的防線造成更多衝擊。可能在部分頭腦清醒的決策者看來，光復故土河山的理想更加遙遙無期。

梁武帝執政初期 忍受著北魏方面的巨大軍事壓力

即便如此，蕭衍依舊要為供養龐大的軍政機器而開源節流。他在登基之初就公開痛斥南齊貴族的過度奢侈之風，還下令遣散那些為皇宮提供娛樂享受的服務人員。乃至強迫自己穿布衣、吃素菜，以便傾全力供應前線的一切軍需。等到權勢稍微穩固，又提倡各地軍民繼續擴大種植面積，恨不得將自己所能節制的每塊土地都化作良田。甚至扭轉自劉宋時期以來的削弱地方政策，分封皇族子弟到遠方組建藩鎮領地，希望他們能將中央的直屬經濟區翻倍擴大。南梁能在短時間內呈現出富態，必然與上述措施有著密不可分關係。

儘管如此，真正讓南梁徹底富裕起來的關鍵要素，可能是來自海上的貿易額增漲。畢竟，當遠東深陷南北朝亂世之際，整個南亞和東南亞地區正沐浴在印度教文化的繁盛階段。僅僅是立足北部的笈多帝國，就能通過印度河與恆河流域聯通東西方世界。餘下的一眾小兄弟也深知貿易重要性，能夠以較為開放的心態迎接各路海商抵達。因而有不少貴族引領殖民潮流，到蘇門答臘、馬來半島或湄公河流域，復刻出與母邦類似的印度式政體。更有超脫出地域和家國限制的佛教僧團，沿商路修建一系列寺廟，發展出自己的專屬貿易網絡。其前鋒早已越過杭州灣，由長江深入到安徽九華山，是南朝最為依仗的商業合作對象。

梁武帝執政時期 也是印度文化由次大陸東傳的高峰階段

此外，梁武帝早年的從政經歷，決定了他比許多同僚更能清晰理解跨國經貿。由於家族所在的荊州，恰好扼守著長江中游與漢水航道，所以被南朝各政權視為西北端的外交門戶。需要頻繁接待來自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乃至中亞的訪客，處理包括外交、貿易在內的複雜事物。只不過在北方一家獨大的情況下，這些必不可少的交流容易為戰爭所阻斷。加之中亞本身還承受著波斯帝國、粟特城邦、白匈奴強權和突厥新貴們的三方角力，貿易份額遠不如早年的漢魏時期那麼穩固。最好的平替手段，就是擁抱自海上來的西亞、次大陸與南洋的競爭者，避開危險係數更高的陸上通道。

值得一提的是，曾遠赴北印度取經的南北朝僧人法顯，就是選擇走海路返回東土。他在孟加拉灣登上1艘能載數百人的大船，輾轉過錫蘭和蘇門答臘等地。期間還因風暴而錯失靠岸良機，被自然之力吹拂到山東膠州灣登陸。說明當時的航海技術，已足夠支撐次大陸到中國水域的旅行。約定俗成的行船線路本身，更是附帶有非常明顯的商業重任。

從南北朝起 印度式海船足以直航到長江以北水域

鬧劇背後的社會改革

梁武帝時代 佛教在南方的興盛堪稱前所未見

正因如此，蕭衍執政中後期的南梁帝國，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崇佛盛況。根據留存史料記載，這類佛寺數量一度超過500座，坐擁大片可耕作土地，依附其中的僧尼人口也有10多萬人。由於朝廷賜予的免稅優惠，這些寺院人口雖在政治身份上被貶為賤籍，卻享有普通佃農所不具備的安逸生活狀態。

從表面上看，這番不負責任的操作似乎問題很大，與梁武帝早年推行的全面屯田制度背道而馳。實際上卻是中央大力發展經濟的相輔相成手段，在很長時間內並沒有產生直接衝突。畢竟，無論是畸形分布在長江南北的軍田，還是歸屬宗室的分封地產，並非建立佛寺的選址所在。相反，這些生活在6世紀的僧侶更注重經濟收益，總是樂於將分部開設在交通險要位置。比如江北渡來人所不曾企及的偏僻山頭，遠離建康等大型城市的海島，以及沿內河自然成長起來的村鎮。所以，非但不會干擾到君主的直接收入，還是在為以後的發展先行拓荒。

寺廟不僅帶來僧人 也包括香客與財富

另一方面，近乎獨立體系的寺廟雖會吸納人口依附，但同樣不以江北渡來人為主要吸引對象。因為這些廟宇在最基本的宗教功能外，還承擔著慈善救濟、交易中心、客棧倉儲與金融借貸等多重職能。故而會成為各路商賈落腳選擇，也更容易感召那些原本游離於中央財政的山越土著。前者無疑能為南朝帶來商業稅收，促進市場繁榮，拉動一些與之相關的周邊產業。後者則索性從某種不安定因素，被轉化為第二、第三產業勞動力，呈現出基於財富價值的束縛效應。何況寺廟領域再大，始終被周遭郡縣、士族莊園與庶族田產包裹，沒可能也沒動力在犬牙加錯的局面中貿然造次。

此外，大力崇尚佛教的做法，還存有兩個能幫助南梁穩定統治的重要因素：

首先就是由發展貿易經濟而產生的金融功能，有利於君主增加社會面財富總量，增加對抗不確定因素的資本。因為農業社會始終要看天吃飯，還容易被戰爭等人為因素干擾，經濟領域的風險相當可觀。這時候，就需要有一套配合自己的平行體系，充當應急用的備份系統。除本就必須扛起的救濟大旗外，寺廟網絡還能把海內外財富儲存起來，通過更多經營實現增漲。他們也樂於接受各類投資募款，從而實現某種程度的雙營模式。亦如同時代的北朝貴族，會把私人收入交由粟特商人打理，其基本遠離近乎如出一轍。

中世紀前期的佛寺 恰恰是國際貿易網絡的一部分

其次，土生的道教信仰自東漢時代起就蓬勃發展。由於各地流派起源不同，又夾雜著太多巫術殘餘，所以很難入正統士大夫們的法眼。但很容易在民間收穫大批受眾，周期性演變為朝廷所不容的危險因素。漢末的張角黃巾軍、東晉末的孫恩&盧循起義，不過是其中規模最不可控的極端案例。考慮到南朝本身的外來角色，完全有理由擔心本地土族與道教分支高度合流。所以鼓勵有聯合統治者傳統的佛教發展，樂見寺廟到這類角落生根發芽。

結合這些顯而易見的元素，我們就不難理解蕭衍的瘋狂崇佛緣由。公元529年，他第一次對群臣不辭而別，躲到離宮殿不遠的同泰寺中。隨後聲稱要放棄皇位，準備出家去當和尚。最終還是靠眾人湊出的1億錢贊助費，才勉為其難的重返至尊寶座。到了公元547年，梁武帝又如法炮製，從王宮貴胄手中索要出2億錢修繕寺院。不料僅過數月時間，第三次高調宣布出家。雙方整整僵持30個晝夜，最終才得以靠1億錢贊助收場。

梁武帝三次強行出家 為寺廟帶去4億錢贊助費

事實上，只要翻看南梁帝國的主要大事記，就不難察覺其中奧妙。比如第一次出家風波爆發的529年，建康方面正利用北朝在河陰之變後的短暫混亂，派名將陳慶之進攻洛陽。至於後兩次出家風波所在的527-28年，正巧處於侯景之亂的爆發前夜，有大筆開銷被送往江北安撫人心。考慮到南朝經常要為供養軍隊而濫伐貨幣，那么半強制儲存進寺廟資金池就情有可原。既是遵循舊例參與國際金融投資，也能起到預防通脹和平抑物價效果。

當然，梁武帝對寺廟體系的醉心，還不至於單純的經濟因素。因為4-6世紀的佛教，本身尚未脫離次大陸這個原產地影響，不可避免的攜帶有種姓制度基因。雖然該制度隨歷史演進，曾有過多次改頭換面式變革，容易讓後世學者感到摸不著頭腦。但與蕭衍屬於相同時代的經典《摩訶婆羅多》，卻有著相對清晰的定義標準：譬如以白色為象徵的婆羅門，以紅色為象徵的剎帝利，以黃色為象徵的吠舍和以黑色為象徵的首陀羅。

佛教在亞洲地區的傳播路線圖

只不過與古典時代的分類方法不同，種姓制度在一路東傳的過程中也發生了定義變化。例如南印度的泰米爾人與對岸的斯里蘭卡人，通常會把統治者的家族支系或高級貴族也算入婆羅門。留下低階祭祀與普通土地貴族，被重新分配為剎帝利。位於第三等級的吠舍，也不僅僅是來自征服者社會的平民和商人，與更低下的首陀羅間差異性很小。特別是在依靠佛教維繫的南洋等地，這樣的變體十分普遍，而蕭衍所能接觸到的範本大致就是如此。

最後，我們參考南朝各政權所面臨的等級矛盾，也能十分自然的理解何為印度化社會改革。簡而言之，就是套用起源於自次大陸的舶來概念，重新規範本國的各個階層。那些源於漢魏的世家大族，必然承擔起類似婆羅門的絕對統治義務，心安理得的擔任大部分正職。為他們服務的寒門庶族，則被徹底限定在剎帝利範疇，作為各軍政部門的實務副手。另有北府兵系統+土生郡縣人口組成的類吠舍階層，以及以山越為代表的類首陀羅蠻夷。雖然此結構早已涇渭分明，但只有在精神意識領域獲得確定，方能穩定住搖搖欲墜的統治體系。

南朝時期的建康城遺址與復原圖

必然失敗

侯景之亂 宣告了梁武帝社會改革的徹底失敗

公元548年，隨著判將侯景兵臨建康，梁武帝的這套印度式社會改革直接宣告破產。因為除君主自己與部分寺廟僧侶外，南朝上下的大部分人都對此等安排非常不滿。

首當其衝的反對者，就是理應自動轉換為江南婆羅門的士族。雖然該群體的文弱傾向愈發明顯，大部分人都在生活中遠離實務經營，卻始終對觸摸至高皇權有天然野心。例如在建康之戰中為侯軍叛軍打開大門的蕭正德，就是不滿自己的儲君地位被取代，一心要靠外力謀得上位。那些到其他區域就藩的宗室也不急於出兵勤王，而是為將來的安排自相殘殺，從而錯過了迅速評定亂局的最佳時機。歸根結底，就是不願意放棄九五之尊的尖端誘惑。

今天的石頭城遺址 曾是南朝建康的防禦核心

第二個站出的反對者，是身份地位向來處於末尾的山越土著。從三國時代起，他們就經常被來自江北的軍頭視為廉價人力，不斷徵調到外鄉從事農業生產。同時也依靠祖傳的龍舟藝能，為水師充當划槳奴和各類幫工。因而大量加入侯景叛軍，讓一支以北人為核心的軍隊瞬間提升了船戰能力。

最後，還有地位比較尷尬寒門庶族和普通郡縣人口，他們無疑是對梁武帝變革最為不滿的群體。因為從東晉立國算起，幾乎大部分軍政要任都需由他們肩負，所能獲取的利益卻有天然上限。無論長期和平時代降臨，還是殘酷戰爭延續，都只能是屈居人下的二流幫襯。所以在關鍵選擇時呈多樣化分布，散布於任何一支勢力當中，也承擔著來自各方壓力所有的傷害。最後才推舉出陳霸先為代表，徹底終結南梁帝國的統治。

南朝起始於庶族崛起 也終結於庶族崛起

此外，固有的地緣結構，同樣阻礙了梁武帝的社會改革。總是呈咄咄逼人姿態的北朝，總是能依靠黃河中下游平原的面積優勢，積累起數倍於南方山間曠野的所有產出。在漫長而又保守的農業時代，這層優勢很難被輕易逆轉。所以，根本沒充足時間和緩衝空間，供蕭衍穩部就班的創造理想世界。否則，往後的歷史發展可能截然不同，超出大部分今人的有限想像。

作為轉型失敗的副產品，以上四個曾被梁武帝精心算計的階層，很快就在後來的隋唐鼎力階段遭遇更大苦難。士族們不再享有至高地位，庶族們被迫向新一批渡來人低頭彎腰。唯有土客民眾們能日復一日的循環照舊，隨時恭候著更多歷練機會突然落到自己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