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答：長平之戰的中趙國為何不能選擇退讓？
問：公元前260年的長平之戰，一直被認為是秦國崛起、徹底凌駕於其他六國的標誌性事件。因而備受後世關注，不斷復盤他們的戰略戰術決策，並視之為非常正確的案例範本。作為配角的趙國就很難引起足夠重視，基本都拘泥於廉頗的嚴防死守和趙括的輕敵冒進，以及國君的用人失誤。
那麼，倘若趙國堅持執行廉頗的防禦策略，頂多也只是後撤到百里關長城。可否避免更大的損失，不讓敵軍輕易包圍邯鄲？他們與秦國之間的強弱對比，可否因此而得到有效緩解？謝謝！
後人對趙國失敗的因素 主要集中於趙括一人身上
答：趙國之所以忍痛放棄廉頗的嚴防死守策略，主要還是因為消耗過於巨大，已經不可能再堅持下去。而且當時的統治者趙孝成王比較貪戀土地，又因個人經歷而堅持反秦立場，輕易不肯和談休戰。加之戰國時期的整體氛圍作祟，註定了趙人不可能在半途中全身而退。
當然，要更好的回答這個問題，可以就將上面三個因素的順序顛倒過來解讀。
戰國時代的內卷式競爭非常殘酷
首先，戰國是一個高度內卷化競爭的魔怔時代。由於大量春秋時代的中小諸侯被兼并，形成了以七雄為首的無節制競爭氛圍。在缺乏技術奇點、資源井噴或其他變故的背景下，彼此間的強弱之爭就尤為殘酷。若是有任何一方在衝突中主動服軟，那麼很容易被所有人判定為軟弱、無力和缺乏上進心！
商鞅的變法舉措 只是同類事件中的秦國版本
因此，帶有嚴重軍國主義性質的變法，成為殘存諸侯們的唯一升級辦法。而且不論基礎高低、情況差異，都要硬著頭皮嘗試一番。始於公元前356年的秦國商鞅變法，只是這類變革中最成功的案例。反倒是看似更加「落後」的趙國胡服騎射，要等到公元307年才剛剛啟動。
由於歷史遺留問題 趙國的變法成效最不顯著
其次，長平之戰階段的趙國國君孝成王，很早就與秦國結下過梁子。他在公元前266年繼位，次年就遭到秦國的突然進攻，不得不屈尊向東面的齊國求援。加之秦趙兩國本就連排坐落於北方，還分頭向河套、中原兩個方向齊頭並進，勢必將對方作為最主要的潛在威脅。
戰國時期的邯鄲城市遺址
同時，趙國是七雄中採納軍國化改革成分較少的異類。國君雖能在邯鄲對周遭區域發號施令，卻很難觸動偏遠地區的地方世襲。哪怕是在已經被去掉副王頭銜的陰山代郡，都能在重大決策層面保留相當話語權。換言之，趙王想要順利擴展極端權勢，就必須到郡縣制已深入人心的南方去找補。當上黨郡的郡守馮亭將土地自動奉上，便顧不得平原君等一桿重臣的苦口婆心，匆忙派人跑去接收並組織軍隊預備大規模衝突。
廉頗的穩重風格 非常符合趙國對戰爭結果的預期
所以，選用老而持重的廉頗充當統帥，非常符合趙國在長平之戰前期的策略預判。不僅是要在戰場上挫敗秦人，還要儘可能的保住輕易倒手的大片郡縣。但因為動員速度滯後、韓國守軍過於羸弱等客觀難題，直接讓戰火燃燒到本方境內。唯一值得稱道的收穫，就靠接收難民獲取更多人口。
由於野戰不利 趙軍只能龜縮在營壘內據守
此後，趙國便如願以償的開始與秦國進行殘酷消耗戰。在接連輸掉前哨運動戰，丟掉兩座邊境小城後，選擇徹底龜縮進臨時構築的大型營壘據守，希望以時間換空間熬到敵人放棄。但因為北方代郡兵馬不願意南下馳援，使戰爭演變為半個趙國vs整個秦國的不對等抗衡。如此一來，即便剛剛吃緊不少人口紅利，廉頗手中的資源仍舊不能和對面相提並論。事情到了這一步，趙國也沒可能斬獲任何重大勝利。
爾虞我詐的戰國式外交 總是充滿欺騙和障眼法
在此期間，包括孝成王在內的趙國上層已決定採取外交手段平息紛爭。但只願意單方面同秦人進行交涉媾和，並沒有為積極籠絡楚國和魏國而付出多少努力。結果被秦人的表面友善所懵逼，錯過了及時組織攻守同盟的寶貴窗口期，更沒有察覺到對方正在緊鑼密鼓的實施總動員。何況，為了能讓使者在談判桌上更有底氣，前線的軍隊勢必不能輕易後撤，也就只好留在原地造成更多資源浪費。
趙括的兵敗身死 只是在為趙王的決策買單
正因如此，長平之戰演變為久拖不決的燙手山芋，即將耗盡半個國家的儲備家底。孝成王在外無楚魏援軍、內有代郡貴族抵制的情況下，只能換上敢想敢幹的趙括去放手一搏。結果自然是輸的徹底，將幾十萬軍民葬送在名將白起手中。雖然還能在邯鄲的防禦中勝出，卻已在實際上葬送了趙國的翻盤希望。
至於的廉頗的建議是否可行？決定因素並不在於軍事，而在於外交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