槍彈在褲子裡爆裂：史達林格勒倖存者回憶錄

第16裝甲師的一名裝甲擲彈兵正在為戰友理髮，1942年夏季，後面的Sdkfz 251裝備了重型火箭發射架。

轟炸連續不斷，炸彈破片擊傷了許多車輛，破片打壞了散熱器，車輛就無法行駛。我們只好把車都停在草原上的沖溝裡面，在沙質土壤上挖出凹坑，用來保護引擎，作戰部隊也在這裡掘壕據守，到底挖掘過多少壕溝根本無從統計！戰鬥非常激烈，一天之中陣地有可能多次易手，傷亡率非常高，有好幾次，我的戰友就在我身邊倒下。一天晚上，我們接收到了「人力補充」，由我們部隊的一個毫無作戰經驗的少尉把補充兵帶上來，就在第二天，這個少尉就在我的散兵坑裡被彈片打中胸部，死了。當巨量的蘇軍向我們的陣地湧來時，戰友們就像被獵人擊中的兔子一樣紛紛倒下，我們傷亡過於慘重，只能放棄陣地。我引以為傲的部隊，第79裝甲擲彈兵團第3連，在短短的三個星期時間內，人數從150人下降到20人。作為一名代理下士，我在倖存者中還算是軍銜高的。這個連已經無法繼續戰鬥，被就地解散，殘餘人員併入營預備隊。

第79裝甲擲彈兵團一名陣亡士兵的身份牌。

第16裝甲師的一處機槍陣地，前面就是伏爾加河。

如果說之前的經歷稱得上可怕，那麼，現在地獄之門已經打開了。我們日夜不停地去解救被蘇軍圍困在小包圍圈裡的同袍，都是極為殘酷的近距離交戰，傷亡人數又進一步上升。早在9月份，後勤就已經出了問題，彈藥和食物出現短缺，物資到達的時間很不規律，沒法洗澡，沒法刮鬍子。最糟的事情莫過於戰友受傷或者死亡，在丟掉陣地然後又在短時間內奪回的情況下，往往做不到及時埋葬死者，搶救傷者。

這是我最為艱難的一段人生經歷，那時候我發誓，如果戰爭結束，我能活著逃出這個地獄，回到家鄉，與親人團聚，那我就去從事社會公益。

1942年9月25日這一天，又有很多戰友遭到圍困，為了維持整條戰線的穩定，包圍圈必須得打通。解圍作戰由一名少校指揮，我們一整個班坐上裝甲運兵車接近蘇軍，以近戰方式驅逐他們。一旦接近蘇軍據點，我們就跳下來投擲手榴彈，然後進行占領。

我們在快到17：00時候出發，車往東向伏爾加河的方向開，所以落日在我們身後。進攻部隊展開楔形陣型，在地平線之上很是醒目，伏爾加河那邊的蘇軍炮兵馬上就開始炮擊。幾分鐘之內，就有三輛運兵車被炮火直接命中，人員和車輛都損失掉了。少校馬上叫停進攻，我們又返回了出發點，這天晚上在運兵車旁邊露宿。天亮的時候，東方升起的朝陽照亮了戰場，攻擊又重新開始了。

第16裝甲師裝備的Sdkfz 251/B，巴巴羅薩行動前夕攝於羅馬尼亞。

因為朝陽從東邊升起，還有輕霧，蘇軍炮兵不太容易看清我們的動向，我們沒受到炮擊就到達了目標點。我要求班組成員把步槍的槍帶掛在脖子上，並將手榴彈的保險栓擰開。為了方便在近戰中取用槍彈，步槍彈都裝在衣兜里。在接近到離蘇軍戰壕還有20米的時候，我下令「投彈！起爆後跳出車外！」放人之後，運兵車就得撤離了。

這時候，伏爾加河對岸的蘇軍火炮開火了，正當我從車裡往外跳的時候，一發炮彈在附近爆炸，飛濺的彈片打穿了我的褲子，引燃了裝在側兜里的一包子彈。我感覺左側大腿突然受到重擊，一下子摔倒在地，硝煙瀰漫。我大喊：「我著火了！」當時還以為被曳光彈打中了呢。煙霧散去後，我才發現我的腳，還有整條腿都被扭轉到了錯誤的方向，我實在是搞不明白是怎麼弄的。另一輛裝甲車的觀察口遭貫穿，司機被擊中頭部，當場身亡。別人把這輛車開離戰場，順便把傷員捎到急救站。我是第一個受傷的，所以我和陣亡的司機並排躺在車裡。不到半個小時，我就已經到了野戰醫院，我一直不知道那醫院究竟在哪裡，也不知道地名。

在作戰間隙休息的德軍步兵，1942年9月，史達林格勒。

我首先在一個帳篷里得到了急救，他們切開了我的左腿褲管，這時候我才看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爆炸的步槍彈炸斷了我的大腿骨，導致左腿扭向一邊，從傷口中一共取出了8枚子彈。手術將在當天晚上進行，在處理過傷口之後，我趕緊給我的女朋友，也就是未來的妻子寫了封信。

這一天是9月26日，手術一直做了四個小時，扭曲的左腿得以復位，大腿外側被切開，插管引流。這是必需的，因為爆炸將火藥、污物和一些其他東西帶進創口，需要排出大量膿液，這之後過了好幾個月才不流膿。醫生們取出了一部分子彈碎片，但直到如今，我的左大腿裡面還是殘留著100多塊微小的金屬碎屑。在將我的腿復位的時候，一些碎骨被推入腹腔，由於我狀態虛弱，沒法當場取出。直到1943年秋季，維爾茨堡的尤利烏斯醫院才實施複雜手術，取出了碎骨。

手術之後，我被送到一個充當病房的大帳篷里，那裡已經躺了四五十位傷員。有人告訴我，這是1936年柏林奧運會時候為運動員們準備的帳篷。這裡的負責醫師是一位來自哈爾科夫的俄國女醫生，她是為了養家餬口才來為德軍工作的。我那時候22歲，髒兮兮的。第二天，醫生注意到我沒有吃早餐，我身上一點力氣都沒有，什麼都拿不起來。在巡視病房的時候，她發現我不對勁，於是她坐在床架上，就像喂孩子一樣喂我吃飯，之後每次吃飯時候，她都會來喂我。

兩個星期之後，女醫生又有了新的任務，她被調去擔任史達林格勒前線總醫務長的助手和翻譯，她已經吩咐接替她的醫生要好好照看我。雖有新任務在身，但她還是不能放下野戰醫院這邊的事情，差不多每隔兩三天就要回來一次，一回來就問我狀況如何。如果我說想吃點什麼，例如想吃點酸的，她就想方設法地幫我帶一份。

過了5個星期，我還是在發燒，體溫總是在39°以上，女醫生說要是這樣的話，就沒法給我打上石膏，轉運出去。這自然促使我每次測量體溫時努力把它降到37.5°，這樣我的「恩人」就會滿意。我在11月8日的家信中寫道：「終於退燒了！今天早上我打了石膏，準備轉運。過個一兩天，飛機就會把我運到史達林諾，然後繼續後送，我很快就能回國了！」

在去飛機場之前，我躺在擔架上向女醫生告別，感謝她的幫助和照顧。飛機場上一架飛機都沒有，大約一個小時之後，來了一架義大利飛機，但沒有著陸，只是用降落傘投下來一些容器之後就飛走了。沒有人能確定還會不會有其他的飛機過來，別無選擇，救護車又把我們拉回了醫院。原先的床位已經被別人占了，我只能躺在地板上，我的恩人顯得很是沮喪。她來看我的時候，說明天早上會有一支有裝甲車護送的車隊開往季希爾，車隊里會有些救護車，如果我願意冒險，那麼可以和他們一起走。俗話說的好：「手裡的一隻鳥兒勝過林中的兩隻」，所以我決定離開。

第二天出發的時候，救護車司機說，為了趕上車隊，他必須要保持速度，肯定會不舒服。路上很是顛簸，傷員一路大呼小叫。在史達林格勒通往季希爾的公路上有一處高地，曾經多次易手，從救護車的窗戶往外看，景象很是悽慘，到處都是起火燒毀的德國和蘇聯坦克殘骸，士兵們的遺體暴露荒野，無人掩埋，蘇聯人後來在那裡豎立了一座紀念碑。

車隊安全到達頓河畔的季希爾，這是火車到達史達林格勒之前的最後一個經停站，當時後勤物資還能送到這裡，都堆放在倉庫里。一列貨車完成卸貨，把傷員運往第聶伯羅彼得洛夫斯克，每節車廂里躺著5個傷員，然後再站著差不多20個。在路上，火車遭遇了一起破壞活動，有人在鐵軌下面埋設炸藥，炸藥爆炸導致機車脫軌，傷員們在車廂里滾來滾去，躺在擔架上的那些尤其倒霉，好在我的石膏足夠結實，沒有再出問題，真是幸運，真是多謝恩人了！

周日晚上到站之後，傷員又繼續往利沃夫轉運，可以想像，在貨運列車上，食宿和衛生條件會有多麼糟糕。周一上午，我們終於被送進醫院，制定下一步的治療方案，醫生在查看和清理了我的傷口之後，做出了將我送回本土治療的決定。

1942年11月28日，魏格曼被送到維爾茨堡的尤利烏斯醫院，經過了好幾次手術才保住了腿。1944年7月27日，魏格曼從國防軍退役，他忠實地履行了自己的誓言，一輩子投身於社會公益。

史達林格勒戰役結束後被蘇軍繳獲的第16裝甲師車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