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蠻化：那些明朝海盜們的轉職求生之路

從地理位置上看，舊港本身的位置就非常緊要。從這裡向北航行，便是繁忙的馬六甲海峽與巽他海峽，向東則還有物產豐富的爪哇島和香料群島。早年奉忽必烈之命遠征的元朝水師，正是沿這條航線南下，還在沿途的加里曼丹島西部留有部分定居成員。 後來的廣東流亡者就極有可能是依照前人經驗開路，才得以在比較陌生的環境中覓得棲身之所。

控制了舊港 就等於控制了三條黃金水道

如此緊要的地理位置，註定了舊港不可能永遠是一個單純的世外桃源。當年靠擊敗蒙古人而聲名鵲起的滿者伯夷政權，已經在東側爪哇島上虎視眈眈。稍後又有重拾帝國的明朝決定將威名波及遠方，派出由三寶太監率領的艦隊迎面而來。這就迫使廣東流亡者們迅速做出決斷，究竟是以亂民身份被押解團滅，還是重新換個身份獲取招撫待遇。好在首領梁道明對此類問題早有預見，提前對外宣稱自己就是三佛齊國王。同時不忘促成許多部下由佛教改宗伊斯蘭，為日後的精細操作創造出很大想像空間。

於是，舊港得以靠這種自我蠻化的策略免於毀滅。梁道明主動向遠道而來的鄭和示好，率領少數親信和家眷返回老家居住。但包括副手施進卿在內的大部分成員，還是獲准繼續留在原地發展，逐漸穩固自己的小王國建構，且只需要以宣慰司的象徵身份照顧明朝臉面。唯有既不肯融入本地文化，又盲目選擇正面抵抗的陳祖義，在眾叛親離中遭寶船隊重拳出擊。不僅沒能在新家園裡善終，反而因自己的冥頑不靈而被送回南京斬首。

舊港的宣慰司設置 主要在於部分上層的自我蠻化策略

更為討巧的中期策略

海外鄉鄰的操作手法 對廣東本土的官商兩界都有很大觸動

既然有舊港的這個先例，那麼就會有更多依然生活在廣東境內的沿海居民嘗試效法。然而，生活在15世紀中後期的他們，本身已處於星羅棋布的衛所網絡監視下，很難像早年跑路的遠親那樣維持較大規模社團。故而只能利用下成祖皇帝死後的部分政策鬆綁，以恢復出海捕魚業做掩護，漸漸與外面的世界重新連結。加之沒有拖家帶口的軟肋負擔，更利於在陌生的遠方重新安頓。

結果，就有好事者在積累原始資本後轉投暹羅、北大年或勃尼等小邦，繼而以國王特使的身份重返故土。由於手握朝貢國的合法文書，無需如過去那般東躲西藏，還能獲得官方的以禮相待。除象徵性的外交活動外，大部分精力依然著眼於貿易，等於是以非常安全的方式重操舊業。而且在這些人的努力交涉下，廣州地方當局逐步給海禁政策解綁，不再按舊的規章年限接洽使團。隨即又引得更多人真相效仿，將東莞發展成名噪一時的 「暹羅港」。

15世紀後期的東莞 靠著自我蠻化的海商們成為「暹羅港」

當然，這番操作的局限性也非常明顯。因為南洋諸邦所能提供的名額相當有限，而想靠自我蠻化實現階級跨越的潛在人群又十分龐大。除幾個距明朝國境線較近的對象外，更為廣袤的穆斯林地區其實並不深度依賴朝貢機會。反例則是有濃厚漢化基礎的越南，因不存在顯著的交流障礙而無需招攬此等特殊客卿。

所以，廣東沿海的大部分居民，依舊只能在各類擦邊球模式中閃轉騰挪。有足夠膽識的特殊者，或許能自己拉起一支冒充番邦使節的隊伍。缺乏相關韜略的普通人，就只能等遠親們的商船不定期靠岸，並抓住空歇期完成一些中小微買賣。很多時候，他們都需要與坐鎮首府的官商展開不對稱競爭，以看似最為弱小且無助的方式延續祖傳領域。但無論如何，都算是受惠於走自我蠻化模式的先例相鄰。

諷刺的是，當16世紀初的葡萄牙探險家日益東進，還是同一批人在關鍵時刻選擇站隊明朝官方。他們先是抵達馬六甲執行了首次具有探查性質的交涉，繼而在南海島礁邊嘗試攔截載有對方使節的船隻。乃至踴躍接受徵召，讓長期疲軟不振的水師能夠迅速完成軍事動員，從而艱難贏下屯門與西草灣海戰的勝利。

許多私自出海的商人 都會以番邦使者的身份返鄉

代價慘重的後期掙扎

富庶的江南沿海 本應有著勝於廣東的對外貿易需求

與此同時，不少具有類似性質的地方私商海盜，正不斷活躍在閩浙兩省的漫長海岸線上。相比於自己的廣東同行，他們的家鄉位置無疑更為偏遠。因而更不容易接觸到外部世界，非常容易被人遺忘在整個15世紀的歷史記載當中。唯有偶然漂流至浙東外海的朝鮮士大夫官員，在自己的筆記中留下相關印記。

另一方面，這些閩浙海盜也有自己版本的「暹羅港」。即隱藏在九龍江下游的月港，以及孤懸於杭州灣東南的舟山群島。前者具有面朝大海、四面背山的絕佳環境，足以為海盜們提供一處相當安全的落腳點。後者同樣距大陸水線不遠，並有多座大型島嶼可供私商來回聚集。兩者間的最大區別，就在於福建對帝國糧產的貢獻遠不如長三角衝擊平原，足以讓設在福州的軍政當局搞選擇性無視，也給閩南海盜們更多開拓南北航路的餘力。本土性更強烈的他們，也幾乎沒動力搞複雜的自我蠻化策略。

相對孤懸的舟山群島 一度是閩浙走私貿易中心

可惜，只要明帝國的糧賦繼續以江南產出為主，那麼能輻射多省的整片水域就必須被嚴格管起來。特別是在1522年的中葡軍事衝突和1523年的爭貢之役發生後，嘉靖朝的中央官吏將目光重新聚焦到東南，展開過不少轟轟烈烈的地方官場整治行動。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決策，便是勸退日本方向朝貢資格。除寧波的地方士紳們不再有機會靠有限窗口獲得對外交涉渠道，更多負責外圍運作的私商也損失慘重。於是，以汪直為首的海商集團便孕育而生，將針對貿易管制措施的鬥爭帶入全新階段。只不過在當時，他也沒想成為有眾矢之的嫌疑的徽王。

事實上，汪直本人的故鄉並不靠海，而是在靠近長江中游的徽州。儘管彼時的徽商群體尚未冒頭，但源於地理環境的民間自發商業需求已十分強烈。年輕的汪直便參與其中，通過閩南走私船隊的引薦，完成了人生歷程中的首次遠距離航行。他們一方面從擁有進口渠道的廣東同行手裡進貨，同時又藉助當朝的貿易禁令措施，將買賣延伸至日本九州。甚至有幸在平戶島建立商業據點，並在陰差陽錯中將葡萄牙火槍引入種子島。位於舟山群島南端的雙嶼島，則是該地下網絡的中間支點，讓不少江浙地區的土特產由此輸入海外。

一直到被明朝官軍伏擊 汪直才去日本開啟自我蠻化策略

如此樹大招風的經營成果，勢必引來大明朝廷的重拳出擊。於是，原本以趨於集中到雙嶼的閩浙兩省海商，被迫分頭朝南北兩翼撤退。而且在冠冕堂皇的報告中，還經常被忙於遮蓋自身能力低下的流官汙衊，公開身份漸漸由不服教化的亂民演變成亡我之心不死的日本倭寇。反過來又促成各走私小分隊的抱團取暖，將原本已頗有威信的汪直推舉出來當話事人。後者也是不辱使命，險些說服地方官場為屬下網開一面。重新圈定金塘島上的瀝港為落腳點，可以周期性到舟山主島的定海完成貿易。

然而，立足北方的中央帝國，始終更看重同質化穩定而非區域經濟起飛。汪直等人的努力偓佺，也只能換來官軍的不斷打壓和偷襲。索性在逆境中徹底黑化，將主力撤往日本暫避，並在小小的平戶島上僭號曰宋、正式以後人耳熟能詳的徽王自居。餘下部眾則坦然接受被動的蠻化安排，招攬少數日本浪人為僱傭兵，同時不忘將自己打扮成真正的倭寇模樣。反倒是汪直自己還略顯保守，在多方勸說下於1557年重回浙東投降，並在兩年後慘遭梟首示眾。

倭寇們的日本形象 是正反雙方共同塑造的蠻化成果

有意思的是，這段讓後世扼腕嘆息的黑歷史，還順帶孕育出某些非典型案例。例如留下《遠遊記》的葡萄牙冒險家，就在16世紀40年代的閩南遇到過某位西化海盜--甲潘讓。其人在金門島上的料羅港有很大名氣，還為規模不大的船隊配置了不少西方槍炮。甚至發展到自己也穿著歐洲服飾與甲冑，僱傭30名葡萄牙流亡者充當私人衛隊，並有在旗艦的主帆上塗抹十字標誌。顯然，這是遠勝普通倭寇的自我蠻化策略，且針對的目標人群也不是本土官軍。

原來，就在甲潘讓不斷往返雙嶼島和南澳島的同時，還有另一個勢力維繫著近在咫尺的平行時空。他們的典型代表，便是《遠遊記》中的穆斯林海盜頭子哈桑。儘管原籍印度西北部的古吉拉特，卻為血親復仇而不斷活躍於東方世界，祖籍遍布馬六甲、北大年、占城、海南島、廣東和福建。但鐵桿核心人數非常有限，還是自馬來亞、爪哇等南洋地區招募來的亡命之徒。 因此，真正打下手的主力群體，還屬世代定居於本地的穆斯林後裔。除需要應付明朝官軍的不定期威懾外，最大對手莫過於生活在鄰近區域的非穆斯林競爭者，這才迫使甲潘讓選擇相當西化的自主蠻化策略。但即便是這些人本身的行為模式，同樣可以被視為半推半就的自然蠻化路徑。

基督教與穆斯林世界的衝突 同樣是自我蠻化方法

出人意料的影響

明朝中後期的海禁鬆綁

在一定程度上逆轉了海盜們的自我蠻化

當然，上述這些案例並不為官方核定的正史所青睞，他們的演變軌跡就容易為後人所忽略。加之明朝中後期的一系列政策引導，海盜們的自我蠻化之路也漸漸歸於無形。

比如從16世紀60年代起，遠在北京的朝廷為平息事端、開源節流，分別為廣東與福建兩省的海禁進行部分鬆綁。廣大歷史愛好者們所津津樂道的隆慶開關和澳門開埠，全都是在該階段由原先的民間自發演變為成文條例。許多走私團體抓住機會，將自己洗白為合法官商，自然會對只是權宜之計的蠻化風說不。相反，高舉帝國賦予的大旗才更利於行事。

鄭氏家族的三代首領 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自我蠻化屬性

即便如此，曾持續近百年的自我蠻化歷程，仍舊能在閩南沿海傑出鄭氏家族這顆異樣果實。作為創始人鄭芝龍，早年在澳門撈到第一桶金，並選擇在日本結婚生子。在成功被地方官府詔安前，他甚至做過名為尼古拉斯的天主教徒，把女兒嫁給某位白人殖民者。集團第二代領袖鄭成功，雖尊奉南明流亡政權為正朔，卻在行事風格上有濃厚的文化混合痕跡。不僅愛吃荷蘭風格的烤肉，也非常樂於引進武器、僱傭黑奴士兵，強化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哪怕是存在感最低的鄭經，都知道努力維繫同英國商人的貿易關係。面對滿清的咄咄逼人之勢，也一度希望成為東南角的第二個朝鮮李朝。

此外，鄭氏家族另一個旁系，自明清易代起就滯留在廣東湛江水域。他們在18世紀中期東進珠三角，在今日香港境內壯大自己的走私劫掠事業。直至被官軍全盤圍獵，還能抱團退入越南，成為依附蠻族王權的正規水師。 隨後縱橫於廣東、福建和浙江之間，弄的滿洲帝國相當狼狽，無疑是對自我蠻化策略的極佳詮釋。

鄭氏家族的分支 在18世紀還選擇過主動投入越南

只不過清朝所特有的滿漢區別屬性，讓很多海盜不需要再委曲求全的展開自我蠻化。畢竟，此類團體本就擁有顯著的地域歸屬特色，更沒可能被納入日益封閉的旗人範疇，才讓政經模式衝突為滿漢矛盾所讓路。 但核心實質並未有改變，只是定期換個新皮膚再聯袂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