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个舆论焦点就是，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们，不把精力用对疫情的防控上，而是在国外“权威”期刊上连续发了多篇论文，有网友将这些论文称之为“人血论文”。这个事件可以称之为“新冠论文门”事件。
按理来说，作为科研人员，疾控中心的专家们，努力而积极发表论文，是好事，值得鼓励才是。但是，在大疫当前的特殊时期，作为国家的公职人员，首先想到的不是人民的疾苦，国家的危难，将病人的苦痛当成写论文的数据和材料，不仅麻木不仁，而且严重渎职。
对此，科技部也被迫发文劝诫和制止：“各项目承担单位及科研人员要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研究成果应用到战胜疫情中，在疫情防控任务完成之前，不应将精力放在论文发表上。”
“新冠论文门”事件说明，当前中国的学术领域存在严重的“论文主义”。忙于写论文的疾控中心，未能及时而准确地将疫情传递给当局和公众，导致疫情恶化，贻误战机，真真是“论文主义害死人”。
论文，在此时此刻的中国成为一个实实在在的贬义词；在国外发表论文，在此时此刻的中国成为地地道道的可耻行为。这种人神共怒的局势，可能正在打开另一扇窗户，那就是中国学术系统的大变革。
就中国学术体系来说，这次的“论文门”事件的发生，偶然中带着必然，固然有当事人的个人品行有关，但是也是当前畸形学术系统产物。
当前中国的学术系统，其基础是在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是一种缺乏道德系统的唯利是图的科学主义。为什么缺乏道德系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经学系统被彻底否定，即中国自身本有道德系统被抛弃了，而对西方的基督教又没兴趣。
从中国传统的“义利”之辩的角度来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是以“义”为本，重义轻利的，但是，民国以来开始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之后，就否定了“义”，而只剩下“利”了。而以科学为中心的现代西方学术，也是以利为中心的，可以称之为“利学”。科学包括很多科，很多专业，但是每个科，每个专业都是求利的，只是具体利的内容不同。
因此，现代中国学术培养出来的学生理论上只能是唯利是图者，“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譬如，这次“新冠论文门”事件，他们是按照当前中国学术和教育系统的标准流程在办事。
但是，中国学术和教育系统出来的学生在实际上并没都成为唯利是图者，原因在于中国学术和教育系统的失效。其原因是，中国的传统价值尽管在学术上被打倒了，但是在实践领域，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依然坚强地存在，依然在默默地在否定声中发挥着作用。
实际上，就欧美整个社会而言，以科学为核心现代学术系统也并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因为其本身也是一个残缺系统：只讲利益，而没有道德信仰和道德约束。欧美的道德部分依然是靠基督教来承担和完成的。尽管被学术边缘化，但是基督教依然广泛地存在，教育和影响人们的道德信仰。
当然，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确存在迷信因素，但是这是另一个问题。不管怎么样，只要人们还愿意去信仰，基督教就会在欧美社会发挥道德功能。
这也意味着，西方社会面临着与中国面临同样的困境：道德弱化。实际上西方的问题比中国更严重，因此他们陷入了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资本成为社会的主导、主宰。原因在于，基督教与现代学术、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更激烈，无法相容。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和现代学术之间是可以相容的，是可以将现代文明和现代学术放置道中国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中的，即可以纳入“义利”之辩的框架之中去。
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当时国人在接连战败的情况下，受到日本的误导，而错误将中国传统文化当成是现代文明、现代学术的落后对立面。在用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引入西方学术，形成了唯科学主义、唯利是图的学术形态。
当中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与西方差距巨大的情况下，这一学术形态的弊端比遮蔽了，因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是快速提升军事和经济实力。
但是，当中国已经实现经济崛起之后，这一畸形的学术系统的弊端就充分暴露了。道德和深层价值观的缺乏，不仅会分化、分裂社会，让社会秩序变得脆弱，反社会的极端现象增加，同时还会使得个人的内心普遍出现空虚和焦虑。
而且，当中国在国际体系中不在是一个跟随者，而变成领导者之后，维护和塑造良好的全球秩序，就成为无法绕开的问题。这样，解决全球性的道德缺失问题就就落到中国肩上。中国必须开发一套全球都能够接受的道德系统，并基于此，开发一套新学术系统。
因此，推动学术系统大变革，将道德重新引入学术系统，就成为中国当前必须解决的问题，成为中国继续发展的“刚需”。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简单的，所需要做的事，就是两个承认。
第一个承认是，承认实践领域中实际存在的道德系统，包括经济实践和政治实践。第二个承认是，承认在民国时期被彻底否定的传统文化。在做到两个承认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梳理。
要做到两个承认，就必须再一次地解放思想。当今的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中，中国也需要一场百年不遇级别的思想解放，所要解放的，就是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形成错误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