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契约和契约精神，现代人的认知存在太多混乱和臆断，甚至乾坤颠倒，以黑为白。
最大错误是，认为契约和契约精神契约于西方，而中国则是缺乏契约精神的。事实是，契约是起源于中国的，不仅如此，契约在中国文明居于始源与核心地位。可以说，中国文明就是契约文明，春秋以前的中国社会就是契约社会。
《周易 系辞》：“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所描述就是契约社会，结绳和书契是契约的最早的两种形态。
而整个西方则是缺乏契约的起源史的，而且却非真正的契约实践史。不仅西欧文明如此，即便被现代欧美人奉为人类文明始源的古两河文明也是如此。
不过，西方的契约的确出现在古两河。但是，古两河的契约，不仅是缺乏起源史，是突然冒出的。更重要的是，从属性上看，古两河的契约，包括与其一脉相承的犹太教、基督教的契约，一些现代欧美的契约，都是有契约之形，而无契约之实，压根称其不上契约。
以中国的契约看，契约的根本目的是“文以载道”、“立象以尽意”，是帮助表达和实现契约双方的真实的意志、意愿。因此，契约精神的核心就是“诚”、“直”。从甲骨文字形看，这两个字都是契约文字，其字形都是直接借用了书契符号。
对于“直”的字形含义，我已经已经做过专门的分析，就是将自己的真实的想法，直截了当地呈现出来，呈现在书契上。即契约记录的是契约双方最直接的想法、意见，没有任何隐瞒、被迫、不情愿。
“诚”的母字是甲骨文“成”，关于其字形含义，以后会做专门的分析，这里只是指出，指的契约之成，契约的成功签订和执行。契约的“成”，是双方“诚”的结果，因此“成”中是包含着“诚”的义项的。“诚”出现比较晚，战国才有，在此之前，其义项用“成”来表示。
但是，西方的契约，从起源上看，则是神学式的，讲的是对神灵，对神灵意志的服从，而不是契约双方的“诚”和“直”，不是其真实想法和意见的真实表达。
古两河的契约，是以法律的存在为基本前提。其最早的法律的出现在乌尔第三王朝，即《乌尔纳姆法典》，大约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相当于中国的尧舜时期。后来的《汉穆拉比法典》正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而出。汉穆拉比的时代处于中国的夏朝。
但是，无论《乌尔纳姆法典》，还是《汉穆拉比法典》，从基本原理上来说，都是神的意志，而契约则又是以法律为基础。
显然，犹太教的法律和契约思想来自古两河，甚至将两者等同，都是直接来自上帝，是上帝的意志，也是上帝对人类的要求，与人类的约定。《摩西十诫》既是法律，也是契约、约定，是上帝对人的要求，是神意，因此是法律。但是，同时上帝又承诺如果人遵守摩西十诫，上帝就承诺给人类很多好处，因此，也是契约。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圣经》也叫“约书”，犹太教的叫《旧约》，基督教的叫《新约》。
但是，无论是古两河，还是犹太教、基督教，在其契约中，最为契约的参与者，人是没有任何主体性而言的，人的真实的想法和意见也毫不重要，人只是一个绝对的服从者，绝对服从上帝的意志。
这样契约压根不是契约。
现代欧美的契约正是在基督教契约的基础发展而来，强调的是对法律的遵守，对契约条文的机械遵守，而非契约双方的真实意见和想法。人是没有任何主体性的，与“文以载道”、“立象以尽意”更是八竿子打不着。
在现代的契约意识形态看，《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如约割掉还不起高利贷的安东尼奥的一磅肉，就是契约精神，如果不割，反而违背契约精神。
春秋之前的中国社会，是实实在在的以契约为基础的契约社会。春秋出现的“礼崩乐坏”，实质就是对此前的契约秩序、契约社会的破坏。这种破坏随着秦始皇统一中国而达到高潮。
尽管貌似强大的秦国，在秦始皇时期统一了中国，并将法家式的高压的集权专制在全国推行。这引发了最底层的老百姓的不满，于是他们就搞农民起义。秦朝也仅仅维持了十余年。
为什么老百姓拼命发对秦国，原因很简单。有史以来，中国就是契约社会，就是协商社会，就是道义社会，就是大人社会，对秦朝的不尊重个人主体性的专制做法，老百姓非常不适应。即贾谊在《过秦论》中所总结的“仁义不施”。
最终的解决方案到汉武帝才出现，就是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所谓的“百家”，不过是在外来的法家冲击下，在中国出现的异端，可以说“百家皆法家”。而“儒术”则是对春秋之前中国固有的契约社会的总结和提炼，是中国文化的嫡传正宗。因此，“罢黜百家”实为“罢黜法家”、“罢黜西方”，“独尊儒术”实为“独尊契约”、“独尊中国”。
概而言之，儒家是在古代的契约社会业已崩溃的情况下，努力坚守和传承契约精神。契约社会的肉体消失了，但是契约社会的契约精神是永恒的。儒家思想就是契约精神。而契约精神的要义则是在维护人的主体性，反对凌驾于个人主体上的任何权威主体。因此，儒家发对法治，而倡导德治、仁政，反对任何形式的专制，而奉行礼乐教化。
但是两个原因使得儒家并没有真正做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一个原因是，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崇尚暴力专制的法家文化继续盛行，并不断地侵入中国。譬如匈奴，譬如伊斯兰，譬如北辽，譬如满清。
第二个原因是，在中国内部，被法家化的不仅仅有政府，还有民间。不仅政府，包括皇帝和官员，崇尚权势和财富，民间也兴起崇尚权势和财富的风气，不断涌现出垄断产业、兼并土地、鱼肉乡里的豪强。要对付这些豪强集团，必须一个强大的政府，一个权势更高、财富更多的政府。
因此，汉武帝之后，中国所形成稳定的制度形态，是非儒非法、亦儒亦法的，儒家和法家的因素皆有。但是，儒、法因素的地位是不对等，是“儒体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