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甲骨文的属性，现代人认识依然是模糊和混乱的。
甲骨文实际上是最早的系统化的历史记录，是最早的历史。不仅中国最早，也是人类最早。
中国早已形成一种成见和定论，认为中国最早的历史是《春秋》。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前，这么说是正确的，但是在甲骨文被发现之后，这么说就是错误。《春秋》不是，甲骨文才是。
实际上，甲骨文和《春秋》是不同时代的同一个东西：不仅文字风格相同，其性质和用途也是相同的。
唯一不同的是，《春秋》经的《传》不仅被保留下来了，而且还有三家，即所谓的《春秋三传》：《公羊传》、《谷梁传》、《左传》。《传》就是对经文的补充和解释。
由于《三传》的存在，《春秋》就成为可以读的，可以读懂的。如果没有《三传》，《春秋》的经文也会象甲骨文一样，如同天书，佶屈聱牙，非常难懂。
对《经》和《传》的关系，现代人存在的一个非常流行的误解是，认为《经》是原创的、一手的，而《传》不过是对《经》的解释说明，是二手的。
其实，从根本上来说，《经》和《传》不仅都是一手的，而且《传》还可能远比《经》更核心、更重要。
要明白这一点，就需要知道甲骨文的母体，结绳和书契的表达方式。结绳和书契是最原始形态该的契约，结绳是一对绳子，书契则是一对木片。结绳和书契本身，信息表达能力极为有限，尽管它们都的确是信息载体，但是其更重要的身份，是信用凭证、凭据。主要的信息，即更详细的契约条款，则是通过口耳相传的语言而记录和保留。
这样以来，结绳和书契本身就符号化了，就是符号，信用符号和助记符号。就是“文”，而且是最纯粹的文。那么契约的整体表达方式，就是“文+言”式的。
甲骨文就是直接从作为契约符号的文发展而来，尽管已经具备字的特征，但是文的特征依然保留。字与文的区别是，字是用来表达语言，而文则不是，而是用来表达道，即文以载道。
甲骨文做字的最初形态，文的特征大于字的特征，其独立地表达道的属性要高于表达语言的属性。因此，甲骨文是文而非字。甲骨文的表达方式也是“文+言”的。对于完整的信息，甲骨文仅仅记录了一个极少的部分，另外的更多信息，是以语言的形态存在的。
这一点就明确体现在甲骨文“史”中。甲骨文“史”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史是甲骨文的记录者、书写者。写甲骨文的人叫史，所书写的甲骨文材料也叫史，这是第二层含义。第三层是，史还是甲骨文材料的使用者。用来干嘛，祭祀。作为甲骨文材料的史，就是祭品，而主持祭祀的则是史本人。
“史”的甲骨文字形为一只手，而且主要是右手，举着一根竖线。竖线上一个口。这个竖线就是“策”，指代甲骨片，口则是与之联系在一起的语言。即是“文+言”。单个的策穿在一起就是“册”，这里是指甲骨册。双手捧册进行祭祀就是“典”。
甲骨文作为史，做记录的内容是什么。是商天子所要处理的大事，疑难事。而在商朝，对重大事件的处理往往借助占卜。因此，甲骨文记录最多就是已经发生的占卜。
注意，甲骨文所记录的仅仅是已经发生的占卜事件，并非是占卜本身。已经发生占卜，就是历史。
现在我们所发现的甲骨文，实际上就是甲骨册，就是甲骨文“史”中的那根竖线。但是，对于信息量更大的语言，即甲骨文“史”中的“口”，则已经失传了。如果保留下来，并且文字化，就是《传》。
《春秋》经文的目的应该与甲骨文一样，也是作为祭品用来献祭的，献给神的。因此叫《春秋》。
杜预说，《春秋》之所以叫“春秋”，仅仅是对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减省。这是不对的。春秋在三代时期有着特殊意义，这是两个重要的祭祀季节，春祭和秋祭是两个主要祭祀。即便目前，这两大祭祀依然有保留，就是春节和中秋节。
很可能，《春秋》经就是在春秋两大祭祀中，作为祭品敬献给神。
幸运的是，《春秋》不仅经文被保留，其语言也被保留，并文字化了，成为《传》。
那么古人为何会把历史当成祭品。
原因有二。一是，古人认为，对鬼神而言，最重要的祭品，并非食物性的祭品，而是人的美德。即“鬼神飨德”，这是三代时期，最基本的祭祀原则和神学原理。
最能表达人的德的就是历史事件。德是抽象的，唯有通过人的行为才能体现。而德的主要因素就是“诚”。《中庸》说：“诚者天之道”。而最能体现人诚的事件，就是占卜。因为在占卜中，人要务必虔诚，否则就会影响占卜的结果。
历史事件中包含着人的德。这一思想到在《春秋》中发展成为，“春秋大义”、“微言大义”。到了清朝，章学诚将其总结为“史意”、“史义”。即历史的要义，在于历史事件所包含的大义、道义。
从甲骨文字形看，这种大义历史观，以及以历史为祭品，以德为祭品的思想并非甲骨文时代才有，之前也有。
在甲骨文出现之前，当然不是用甲骨文做祭品，而是用契约做祭品，包括结绳和书契。这体现在相关的甲骨文字形中。譬如豊，甲骨文字形就是豆中加干或玉，干和玉实际都是书契。即以书契为祭品，献给神。
祀中巳则来自结绳，其字形含义是以结绳为祭品献给神。
显然，在甲骨文之前，人们认为最能承载人的德的，就是契约，因为支撑契约是人的诚信、仁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