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核心特征就是“文以载道”。中国经济属于中国文明的范畴，是中国文明的发展和延续，因此，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特征依然是“文以载道”。经济就是文，或者文的新形态，支撑其发展的，就是道。或者说经济中是包含着道的，中国的经济是“有道经济”。
西方文明的核心特征则是有文而无道，是无道的文明，根植于西方文明的西方经济模式，也是有文无道的，是“无道经济”。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中西文明之间的冲突，中国经济模式与西方经济模式之间冲突，就是“有道”和“无道”之间的冲突。这也是当下中美冲突的实质内涵。
这里边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说中国文明的核心特征是“文以载道”？再一个问题就是，为何说经济也是文？
现代人把“文以载道”的“文”理解成文章，因此“文以载道”也就成为一个“作文”问题、“文学”问题，其实，这个“文”的含义，远比“文章”宏阔、深远。
之所以说“文”比文章更宏阔，因为其含义，实际上可以指一切的人类的外在行为表现，包括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的，主要是社会层面的，可以包括一切社会现象，一切文明现象。因此，就这一义项来说，“文”与现代汉语中的“文明”一词非常接近。
在“文质彬彬”这个成语中，“文”就是指个人层面的外在行为，外在表现，“质”则是指个人的心理内在，就是后来说说的“心”和“性”，或者合称“心性”。因此“文质彬彬”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外在表现能够恰当地表达其真实内心，不虚假、不夸张、不掩盖、不委屈。
“文质彬彬”出自《论语·雍也篇》，整句话是：“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胜文”就是太直接地去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而不可以恰当的方式，非常直白、质朴、粗野；“文胜质”则是过多甚至仅仅关注外在的表达方式、外在的行为，而却疏于确认自己的真实内心，这样导致其行为非常机械、教条、浮夸、迷信、虚伪。
“文”远比“文章”深远是说，从历史发展来看，“文”的概念的出现，甚至“文”这个字的出现，都远比“文章”的出现早的多。
“文章”是由单个的文字所组合而成，因此，文章的出现是以文字的出现为前提。 中国文字的最早形态是甲骨文，出现在商朝。但是，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和金文，都不是成熟的文字，都不能独立地去长篇幅地表达语言，因此当时并不存在文章。文章的出现要到春秋之后。
春秋战国期间所发生的“礼崩乐坏”是一场社会大变革，其中就包括文字的大变革，由甲骨文、金文变革成文言文。 文言文才是成熟的文字形态，才可以独立的长篇幅地去表达语言，此时“文章”才开始出现。但是，文章的真正成熟要到两汉时期，其大规模普及要到东汉蔡伦发明纸之后。
“文”这个字在甲骨文时期已经存在，不过，那时既没有文章的概念，也没有“字”的概念，这意味着对甲骨文“文”来说，其义项中既没有文章，也没有文字。
“字”的本义是在家中生育汉字，其义项都与婚嫁孕育有关，直至秦汉时期，才开用“字”去指称文字。也就是说，“字”概念要晚至秦汉时期才得以成熟。
那么甲骨文“文”的义项是指什么？我此前已经对甲骨文“文”的字形进行专门解读。“文”是个典型的契约文字，其字形来自春秋之前主导中国的契约机制。春秋之前，中国是一个契约社会，社会秩序主要是靠契约来维持，包括结绳和书契。甲骨文“文”就是对契约机制的整体概括和描述。
一方面，结绳和书契都是契约符号，或者更直接地说，都是符号。“符”这个字本身就是来自书契，指代书契。在春秋之前，符号和契约是等价的，符号就是契约，契约就是符号。因此，甲骨文“文”的重要义项之一就是指代符号，也是指代契约。
另一方面，“文”有指代人的契约行为。在春秋之前的契约机制中，契约的签订和执行完全基于双方之间的自愿，而这种自愿则又基于双方以“诚”为基础的共识、公意。因此，契约行为的关键就是双方共同协商，取得共识，然后对这种共识进行执行。
在中国文明的语境中，共识、公意就是“道”、“理”、“义”、“义理”、“道义”。因为“文”是基于共识、公意的，那么“文”就是基于“道”的，或者说是“文以载道”的。
也就是说，“文以载道”并非说，“文”、“道”是分离的两个东西，而是文道不二的、文道合一的一个东西。
契约关系是二人关系，联结着个人与社会，既个人的行为规范，也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本单元和基石。后来孔子将这种契约关系用“仁”字来概括。“仁”就是二人关系，既可以指代个人层面的仁爱，也可以指社会层面的仁政。
因此，“文”就可以可以从契约行为而扩展至整体的人的外在行为，包括个人层面的，以及社会层面的。
这样，契约和“文-道”，就是中国文明最深层、最内核、最原始的东西，也是最永恒的东西。“文-道”之辩与“心-物”之辩是一回事，“文”就是“物”，“心”就是“道”。
经济，后者发展经济，也是人的外在行为，包括个人层面以及社会层面，因此也属于“文”的范畴，“物”的范畴，经济就是文，经济就是物。那么经济之文，经济之物也是“文以载道”的“心物合一”的。
经济之文中所载的道，就是人们的共识性的意，就是民意。经济中所包含的心，就是民心。这里的民心民意的表达，也是道的表达，是契约式的、协商式的。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模式是文的，也是契约式的、协商式的。
由于西方文明缺乏文以载道、心物合一的传统，因此，西方经济的模式就不是文以载道的，不是心物合一的，这导致西方经济模式中，没有道，没有共识性的民意，也在根本上没有契约式的协商，而是以资产、财产为本位，以所谓的市场机制为本位，个人和社会完全服从于资本、资产，完全服从于市场机制。
而中国的经济模式则是以道为本，以心为本，不是人服从于资产、资本，是资本、资产的奴隶，而是资本、资产为民心民意服务，受民心民意支配。同时，人也不是机械化的市场机制的服从者，而是契约式的协商。
当然，由于深受西方的影响，现在的中国经济模式也在相当程度上西化了，因此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西方经济模式的属性，但是在根本上，是文以载道的、心物合一的。而且，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的迅速提升，文以载道、心物合一的属性将更加突出和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