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世界所有的国家中，独有中国是“道义国家”

精忠报国、报效国家是中国人的最崇高信仰和价值。

当中国人说精忠报国、报效国家时，是包含着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为国而死是一种荣耀，死得其所，重于泰山。

毫无疑问，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是一场新国难，那些志愿支援武汉疫区的医护工作者们，与历代那些赴死勇士一样，都是新一代的精忠报国者。

其中一位95后的男护士，他在自己的防护服背后，写下了“精忠报国，许汉兵”七个大字，“许汉兵”是他的名字。看到这个图片，谁不泪目。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说：“我们今天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自己每个星期要进去查房，至少一次到两次。第二个，把所有从年底到现在为止的医生，全部换岗。这一批都是了不起的医生，在对疫情的风险性，传播性，致病性一无所知的时候，他们就这样把自己暴露在疾病的前面，暴露在病毒的前面，所以人不能欺负听话的人。换成谁？换成科室里所有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在宣誓的时候不是说吗，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迎着困难上。你平时入党，我不管你有什么想法，对不起，现在你马上给我上去，没有讨价还价。”

这也是对精忠报国的表达。

疫情再猖狂，总是会退去。中国抗击国难的历史丰碑上会增添一些崭新的名字，中国会继续坚如磐石般的存在，精忠报国的精神也同样会坚如磐石般存在。

现在我们想讨论的问题是，中国为何以报效国家为最高信仰、最高价值？

现代世界上有195个主权国家，表面是中国不过其中之一，但在实质上，中国与其他国家存在本质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支撑中国存在的基石，不是利益，而是道义，是义而非利。中国是以义为基础的“道义型国家”。而其他国家则都是以利为基础的“利益型国家”。

第二，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单位，中国的存在远远早于现代主权国家的出现，其历史非常悠久，而其他所有的国家，作为独立国家单位的存在，都是随着现代主权国家形态的出现才出现的，历史非常低短。

先来看第一点，唯有中国是“道义型国家”，其他国家都是“利益型国家”。

中国文化的核心问题就是“义利”之辩，“义利”兼讲，但是又是以义为体，以利为用，重义轻利，以义和利。中国传统学问以经学为中心，而经学的要义则在义理。

“义利”之辩与“心物”之辩、“道文”之辩、“体用”之辩，又都是一致的，只不过侧重不同。

“心物”之辩强调心是思维主体，人生和社会的意义在于保护心的独立和自由，不然其受制于“物”。而“物”又与“心”密切相关，“心物不二”、“心外无物”，“物”是“心”的思维认知结果，是心的思维认知功能的产物。

“道文”之辩则在强调区分外在的行为表现和内在的心性支撑，在注重外在行为表现的同时，更要注重内在的心性支撑。外在的行为表现是“文”，内在的心性支撑则是“道”，合理的“道文”关系就是“文以载道”。

“体用”关系则是在强调主体、本体和效果、效用关系，维护“体”的独立和自由，不然“体”为“用”所累。

“义”就是“心”、“道”、“体”，而“利”则是“物”、“文”、“用”。

“义”是“心”，就是“义”是“心”的基本属性。用宋明理学的话，就是“心即理”、“性即理”。“心”的功能是思考、判断和选择，“义”在心的内在的判断和选择的标准。只要维护心的独立和自由，经过思考，心就会做出符合义的判断和选择。只要人人的心都是真正独立自由的，人人的外在行为将都是合乎义的，这就是“文”、“礼”，那么整个社会将自动出现良好的秩序，这种秩序就是“义”、“礼”。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就在个人的内在心性自由与良好的外在社会秩序之间实现了统一，两者就是一件事。维护个人内在的心性自由就是《中庸》说的“诚”，就是做最真实的自己，“诚者，天之道”，然后，“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大学》八条目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条，是内在的心性修养，后四条则是外在的行为表现，包括社会秩序表现，但是内在的心性修养，决定外在的行为表现和秩序表现。即前四条是“义”、“心”、“道”、“体”，后四条则仅是“利”、“物”、“文”、“用”。

在《大学》的前四条中，核心又在“诚意”。王阳明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

具体来说，外在的合乎义的秩序包括两个层面。人民的层面和政府与人民的层面。人民的层面，就是建立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体谅相互协商、协作的，以道义为基础的，契约式关系。

政府则是由人民基于道义所举荐而产生，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也是基于道义的，相互协商协作的契约关系。政府的职能主要有二。一是对人民进行教化、教育，帮助人们进行心性修养，学会独立思考，形成道义观念，并以道义的原则行事。这样就会自动实现良好的秩序。二是，领导人民，对破坏中国固有道义文化和道义秩序的外来冲击进行抵御。这些破坏就是“国难”。

因此，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单位，其基础是在作为社会共识的道义，是一个独立的道义单元。中国人“报效国家”、“精忠报国”，所报的并非政权、政府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作为广泛共识的，也是个人心性自由和社会良好秩序基石的道义、义理。

也正是基于道义，中国可以实现“大一统”的“举国”体制。

中国之外所谓的现代主权国家，都不存在基于个人心性的，作为社会普遍共识的道义。因为现代国家之前，这些地方都是宗教文明，他们的社会共识是靠宗教信仰、宗教迷信来维系。但是现代文明和现代国家又都是反宗教、反迷信的。一旦宗教被抛弃，这些国家都不存在能够得到普遍认可的共识，而只剩下利益争夺。

《庄子 山木篇》说：“夫以利合者，迫穷祸患害，相弃也” 。隋朝王通《中说》卷六《礼乐篇》：“以势交者，势倾则绝；以利交者，利穷则散”。

中国之外的现代主权国家，就是庄子说的“以利合者”，王通说的“以势交者、以利交者”。

在缺乏普遍道义共识的这些主权国家，要进行国家层面的决策，要取得共同认可，唯有的手段是一人一票式的选举，这就是 “以势交”看谁的势力大。而每个投票者也都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这就是“以利交”。

下面说第一个问题，国家存在的历史期限。

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单位，其基石是基于心性的道义。因此，是随着独立的道义观念的出现而出现的。那么中国的心性道义观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答案是随着中国文明的出现而出现的。中国文明的核心就是道义，其出现在历史久远的伏羲时代。

这意味着，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单位，最开始是没有政府的。政府在中国历史中的出现是很晚的，是尧舜之后的事，这是中国整体历史框架的五帝时代的末期。但是在五帝之前，还有一个漫长的三皇时代。整个三皇时期都是没有政府的。

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夷狄”就是当时中国之外的其他所有文明，“诸夏”是中国，“君”是政府首脑，指代政府。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在中国之外的夷狄地区，他们即便有了政府，也不会形成良好的秩序，而在中国，即便没有政府，也会存在良好的秩序。为何？因为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础是历史固有的道义，而夷狄地区则没有这样的道义。即便有了政府，也无法做到“以义合”，而只能“以利合”。

孔子的评价对当前的全球社会依然有效。

中国之外的主权国家，都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其出现和存在，不过区区几百年，有些地方甚至仅仅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