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红
记得那时年纪小，你爱唱歌我爱笑。
时光流水匆匆过，梦里花落知多少。
——题记
老同学最近把我拉进了初中同学群，进群一看，能把人和名字都对的上同学屈指可数。我想他们对于我可能也同样如此。
我上学早，虚六岁因为喜欢玩水，就被家人以关水的名义送到了学校。所以我的同学大都比我大一到两岁。因为年纪小，在小学和初中我都只有跟班的份儿，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转。
上初中那年的一开春（那时还是春季升学），就不大太平。学校通知说有流行脑膜炎。于是各个村子里都自制中药，我隐约还记得里面有竹叶和癞癞咕子菜（不知道学名叫什么）。每天都要喝上一大杯。那时年纪小，特别怕死。每次都老老实实地喝下去，那苦涩的味儿现在想起来好像还萦绕在鼻尖。而班主任老师每天在班级里，在一个烧红的铁块上浇上一瓶醋，那“呲溜”的声音伴随着那缕缕的醋香就一直驻守在我的心田。等我自己都有了儿子后，春天时节我还经常用醋在家中熏蒸。
祸不单行，春天刚刚过去，粉红色的杏花刚刚凋零，青涩的果子还没有挂满枝头，又传来了地震的消息。我们这一届学生多，本部放不下，还有一个班在刘疃村子里，还是在村子的中间。学校领导担心地震时，那么多的学生在村子中间跑不出来，就把他们也接回了本部—黄麓初中。班级仍然不够，于是我们就改为半日制了，每天只上半天课。教室里的桌子都挪走了，只留下一条条长凳，方便学生们在危险的关头跑出去。
剩下的半天我们就去劳动。那一年，我们的足迹踏遍了周边的村庄。初夏的季节，我们帮助农民间苗，就是把长的密密的棉花苗拔去一些，拔下来的棉花苗用一根草系上，然后就相互吆喝着“卖茄秧子了”。秋天的时候我们每人带上一个大棉兜，去帮助农民摘棉花。十一二岁的孩子，像我，那时矮小的还没有棉花杆子长。摘下来的棉花混杂着叶子，不知道农民伯伯们要不要返工摘除。
做的最多的活就是挖土。一般三人一组，两人带锹，一人带箩筐（我们老家话叫做大份子，真找不到合适的谐音）。冬去春来，我们不知道参加了多少次的劳动。就这样，我们度过了初一的时光。
进入初二，首先传来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接着，升年级的日子改在了暑期，这就意味着我们初二要读一年半。而我的家人认为我初一基本上是混掉了，要求我在初二留一级，这样我的初二就读了两年半。
四年半的初中生活，很多的记忆早已湮没在岁月的长河里。只依稀记得，那时没有专职的音乐老师，于是几个老师轮流着教我们唱歌。班主任张老师教的是“情深意长”，物理老师教的是“过雪山草地”。每当唱到“草毯泥毡扎营盘”时，老师总要吼着说“zha”，因为我们老家话把“扎”都读成了“zhai”。所以我们都唱成了“zhai营盘”。
还记得英语老师口中的那个常胜将军吗？那个眉目清秀的小男生几乎成了班级里所有情窦初开的少女心中的男神。
还记得课余时间我们跳橡皮筋，踢毽子……初二的时候，班里的女生迷上了用钩针织东西，有几个手巧的真的钩出来好看的茶盘盖和衣服上的假领。而笨手笨脚的我只能羡慕地看着，却连一个花瓣也钩不出来。
初二的时候，学校决定搞一次新年晚会。我们一个村的四个小姑娘，自己排练了一个舞蹈——《延边人民热爱毛主席》，我们投入了极大的热情编排节目，可惜的是没有被选上。这个假期宅在家里，我自跳自乐，还能记得当初的几个动作。
还依稀记得，那时年纪小，我是那样的调皮。上自习课时我到外面去掏麻雀窝，被老师抓到讲台上，狠狠地骂了一顿。今年是我们初中毕业四十周年了，我们前面的学长们搞了一次四十周年庆典，不知道这次的疫情什么时候结束。期待着能与四十年没有相见的老同学们相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