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庆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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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巢湖一中之所以成为我们心中的一座历史丰碑，给我们留下难以割舍的情结，就在于她有一批才华横溢的好老师，在于这些老师辛勤耕耘，教书育人，甘做红烛，无私奉献。我在母校初、高中读书学习的六年中，对很多老师的教学印象非常深，而且和其中的一些师长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都是我的良师和益友。
首先说母校有一批担当教学重任且德高望重的老教师（其实有的当时年龄并不大）。刚进中学时，我记得校公告栏公布的教研组长名单是：政史地教研组长黄宗谷、语文教研组长杨文庄、数学教研组长夏孝禄、外语教研组长柯德昌、理化生教研组长张崇琪、艺体教研组长唐绍宣。以后，程家根任数学教研组副组长，张邨任历史教研组长，宋家坤任生化教研组长，解维汉任地理教研组长。在以上这些老师中，除杨文庄老师外，其余老师都在不同时期给我上过课，而且他们都比较熟悉我这个学生。母校还有一位学问很深、教学水平很高的陈全武老师，主教语文、并教历史，在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很可惜未教过我们课，但我对陈老亦是非常地敬重；后来我到母校工作时，他已退休，被返聘做校史编写工作，我有时还向他请教问题，他总是能非常认真地给予解答。
在我的任课老师中，对很有特色的教学或教学效果较好的老师留下的印象较深，时光虽已过去近半个世纪，但至今仍难以忘怀。初一马仲铎老师上俄语课时很严肃，而俄语又比较难学，同学们听课时很紧张。我刚学俄语时发音非常困难，怕被他喊起来读单词，但又喜欢在课外学他那不太标准的俄语读音。初二的《平面几何》任课老师周月甜是上海人，非常注重自己的仪表和形象，每天要换二次衣服，这样的打扮在学校里很引人注目。《平面几何》这门课当时用的教材是大跃进时编写的，系统性、知识性较差，开始也就难学。周老师教学时注意强调逻辑思维的训练，而且讲课较简明、精炼，同学们开始上课时感到接受有困难；并且，周老师上课也很严肃，很多同学怕她上课提问，因为回答不出问题站在那里很难看。但我当时学习成绩较好，经常被她表扬，对她有好感。我对数学课学习一直很有兴趣，开始也就得益于周老师的教学。初一的历史老师董传清上课时只带几只粉笔，板书不多，讲得绘声绘色，使你印象非常深刻，课后还不时回味。初二的历史老师叫曹梦华是徽州人，知识渊博，上课讲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如数家珍；大家听得全神贯注，也对历史课特别有兴趣。初一的地理老师姚志康也是上海人，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很好听，我们在课下喜欢模仿他讲话；他讲世界地理课非常精彩，地名介绍简洁好记。而高一的历史老师张邨讲历史课是既形象又深刻，非常吸引人，听起来津津有味。我对历史、地理课程非常有兴趣，并且一直都很关注，很多国家的历史、地理情况现在都还记忆不忘，就得益于这些老师的教学。初三代数是吴恺礼老师所授，他讲课非常熟练，板书如行云流水，听他的课感到是一种数学欣赏。童元立老师教我初三下学期语文课，她上课时总是笑嘻嘻的，语调亲和，给同学们一种亲切感；优美的词汇和借助手势的表述，可谓娓娓动听。汤家烈老师在为我们上初三和高一物理课时语言诙谐、幽默、生动，使课堂的学习气氛非常活跃。凌先应老师上初三和高一化学时对实验课讲得非常细致，对操作方法要求很严。程佩兰老师上初中生物时讲课语言精练，抓住重点，辅导十分认真，不厌其烦地解答问题。以上这些老师的教学方法，对我以后走上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工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启迪和指导作用。
我们进入高中后，对老师上课似乎要求要高一些，很多老师教学水平较高，使我们的学习积极性更高。他们的教学确实是在“传道、授业、解惑”，使我们受益匪浅，甚至还影响了我们一生的前进道路。刘远明老师教我们高一、高二两个学年的语文课。他语言功底深，文学造诣高，是当时学校的少壮派老师。他的课堂教学引经据典，语言风趣，引人入胜；在教学上精益求精，大作文与小练习讲练结合，尤其重视指导课外阅读，使我们得益极大。我在高二年级测验时一篇作文写得较好，他在全年级进行讲评，对我鼓舞很大。我以后写作水平有所提高与这个时期的训练有很大的关系。黄宗谷老师教我们高中的政治课，他在长期的政治课教学中，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教学经验，因此，他的教学显得驾轻就熟、非常自如，对学生有较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我们通过政治理论的学习和教育，树立了比较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从而能在人生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正是得益于当年像黄老师这样教书育人的一大批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教育与引导。我还特别想起教我们高三政治课的高存德老师，他在给我们读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光辉事迹时，边读边流下了感动的泪水，使我们心灵上得到极大的感染，从而在思想境界上感受到一种质的升华。政治课教学收到如此效果，可以说是我们终身难忘的。高一生物老师刘承珊老师的教学条理分明、板书清楚、语言形象生动，她把这门难学而有些同学又不喜欢的副课讲得很精彩，让你喜欢而且对知识也能很好掌握。夏孝禄老师也教了我们高二、高三两个学年的代数课。他教学态度极其认真，在当时就很注意联系实际进行教学改革。在高二代数讲授“极值的应用”时联系生活实际，讲日光灯挂多大高度可获得最大照度，使我们深受启发。（因为原来日光灯都安在天花板上，离桌面有2.2米多高，但应该要放下吊装，离桌面高度为1.2米多时照度最大，现在教室的日光灯全部改为此种吊装法）。他还把我们带到西圣电灌站去讲实践课，使教学与生产实际贴近，很受学生的欢迎。高二年级的宋家坤老师和高三年级的王达瑞老师的化学课都讲得简明易懂，非常生动，同时强调叙述与回答问题的条理性与逻辑性，这样会使你掌握知识更加严谨。我在1978年恢复高考时《化学》卷几乎得了满分，正是这几位化学老师所教授的成果。
宋家坤老师后来调到县教育局负责教研室工作时，因公于1975年春到槐林区出差；我见到了这位往日的老师感到格外亲热，非常热情地邀请他到我家作客，以尽学生之情。但是过了几年，他却因病去世。我听到这一消息时，对他英年早逝感到非常震惊和婉惜；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常在我脑中显现，我非常怀念这位尊敬的老师。王达瑞老师是母校在文革运动中第一个遭批判的老师，虽经磨难却坚强地挺过来了；我后期到母校工作时，他己退休在家。在当时过春节前，我还同其他领导一道到他家去看望过他。王老师家住在城河沿小东门附近处，因家中接不上自来水，曾向学校反映这一问题；我和总务处同志还专门到他家察看，商讨解决办法。此后，由总务处出面和街道居委会联系，为他家解决了这一实际困难；这也是我为老师所尽的一份力量，心中感到十分欣慰。上高中时我的俄语课一直学得都不错，也得益于很多老师的教学。唐承卓老师教过我们初三和高一两学年的俄语。他教学认真，讲课易懂，板书也好，课后辅导很认真，而且总是笑嘻嘻的；同学们非常喜欢他的课，自然也就产生了学习兴趣。孟英明老师教我们高二年级的俄语课。他俄文功底深，很注意教学法，在俄文原版课文讲授时重视语境、意境的介绍，克服了“中国式”俄语的学习，使我们的俄语学习有了质的飞跃。高三的俄语课是汪先钧老师讲授。他教学工作极其认真，教学效果非常好，我们十分喜欢听他讲课。并且，他的板书也非常漂亮，不仅中文写得好，俄文也写得极优美。他还不辞辛苦，利用晚上为我们编印一大本讲义，对我们全面复习和扩大课外阅读提供极大的帮助。汪老师后来对我的帮助也很大：1994年我在巢湖财校申报副高职称的外语考试前，对应考教材中有很多俄文原版课文翻译感到困难，他不辞辛苦为我指导，并帮我翻译了20多篇文章。因此，我在当时俄语职称考试时取得较高成绩，顺利通过了外语考试关。我们高三的语文课由黎中庆老师讲授。他教学很严谨，对语文知识的应用较重视，文言文的教学更加认真，对我们学好古文促进很大。高三的语文课选用政论文、说理文较多，他在这方面也倾注了很大的精力，力求把这些课文的精神讲好，特别是对如何通过多重说理、正反对比来增强论证力量的分析，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他还经常参加《春潮》校刊的编辑与刊出，为学校的文化宣传工作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张世寿老师教我们高二和高三两学年的物理课。他教学时态度极为认真，力求上好每节课；并且他批改作业极为细致，对出现的问题总是能认真进行订正。张老师是学校里有名的“大胡子”老师，他上课时很是严肃、不苟言笑，使你感到总是要非常认真的听课才行；但是在课下时，他也显得很是亲和，有问题找他时也很热情，总能把所提之问题讲清楚。因此，在两学年的教学中，张世寿老师和同学们相处也是很好的。张崇琪老师在高三最后文理分班总复习时也曾教过我们物理课。高中物理有些难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中抽象思维能力要求较高，我们有时在解题上产生困难。张老师在教学中注意把理论问题讲透，抓住主要难点进行解剖，特别注意在解答问题时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对我们的学习帮助很大。1966年冬季已是文革时期，学校不在上课了，我和一些同学买了一些电子器件学装半导体收音机，晚上到他家向他请教，他很热情地为大家指导、调试，继续为同学们在理论联系实际上给予帮助。
最后我还要提两位体育老师。一位是爱岗敬业的叶大钧老师。他不仅为我们上好体育课，教给我们体育锻炼的科学方法，还抓好课外体育活动。我们初中时在大门口的两个篮球场上做课间操，由他一人领操，声音都喊哑了，以后放唱片才免除了口喊哨领。我们在校时学校没有田径活动场地，叶老师在1964年时向学校建议把学生宿舍北边那处荒地（即后来的讲师楼区域）利用起来，改建为简易田径运动场。当时学校安排学生轮周劳动去平整场地，他也亲自参加劳动，终于做好跑道。1965年秋季，学校在这里举办了一次田径运动会，同学们热情高涨在场上跑跳，气氛非常活跃。在校六年读书期间，这是我唯一参加的一次田运会，叶老师对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另一位是德高望重的唐绍宣老师，他是解放后一直在校工作的元老级体育老师。他以校为家，非常热爱体育教学工作，当时住在学校大门口体育器材保管室边上，对体育器材极其爱护。他给我们高三上课时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引入军事体育内容，受到同学们的欢迎。在这里讲述的是，八十年代我在母校工作时的两件事。其一是：他当时已退休，但还心系学校，抱着病体到合肥省教育厅体卫处找周玉峰老处长，争取到省厅支持、免费拨给学校两块巨大海绵包，作体育课教学之用。这在当时普通中学是非常难得的体育器材。另一件事就是他生病在四康住院临终前，我和程绍铭副校长两人看望他时，他强撑病体对我讲了半个多小时的话，主要是如何改善学校体育条件，抓好体育老师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学校体育工作水平的问题。我们告别回来，当晚他就去世了，这话可以说是临终嘱咐。唐老师在死神来临之时牵挂的是学校的工作与自己的事业，对个人之事只字未提，这是何等高的精神境界啊！
在中学阶段，和学生在一起相处时间较长，联系最为亲密、给予学生教诲最多的是班主任老师。我在母校的六年学习时间，初一学年班主任是胡成保老师，他当时在图书馆工作，是副班主任（而正班主任吴仁义老师从未见面）；初二上学期是张丽君老师，教数学课；初二下学期与初三上学期是方厚庄老师，教我们语文课；初三下学期是解维汉老师，教地理课；高一学年是程家根老师，教我们《代数》和《平面三角》；高二学年与高三学年是吴允陶老师，教我们《立体几何》与《平面解析几何》。在众多的班主任中，印象最深、得到教育最大的有三位班主任。其一是方厚庄老师。方老师和朱儒奎老师两人同是母校五九届高中毕业的优秀生，当时都因家庭问题不能升学，学校爱才将他们留校任教。他接我们班时非常年轻，和大家接触时间最多又很亲密，既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又是同学们的大哥哥与好朋友。方老师是学生们公认的语文教学工作做得好，且班主任工作特别认真的优秀班主任之一。他教学时备课极其认真，讲课表达能力很强，课后辅导和批改作业非常细致，给我们学好语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平时深入到同学中，对大家的家庭、思想与学习情况非常了解，大家有什么事都想和他讲，他看出同学们有什么要求都给予关心。他虽然只带了我们一年班主任，但既教书又育人，同我们都结下深厚的友谊。1964年暑期，他因当时学历不够而被调进东风路小学任教；文革期间，由于在日记中记述了为彭德怀被错误打倒而鸣不平的言论，不幸受到打击和迫害。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经常去看他，并给予可能的帮助。文革结束后，他又调回一中工作。我在1982年秋来校工作后，同方老师工作上也经常联系，成为了同事，彼此往来关系较为亲密。他退休后迁家到合肥，每年的教师节和春节时，我都要给他打电话表示问候。这种学生时代的师生关系，一直延续到以后工作，并保持至今，亦是很难得的。其二是高一年级的程家根老师。程老师当班主任时是按照大学生的特点来管理班级。当时我先任班长，后任团支部书记，他对班级具体事务不管，交给我们班团干部自理。他说，“你们是小青年了，要培养和锻炼自己的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你们团支部和班委会要大胆地抓好班级工作。”按照他的交代，我们班、团组织认真抓好日常具体工作。当然，班级的大事我们还是要请示他，不能自行其是。程老师当时教我们的数学课也非常认真，他理解能力强，我们遇到很多难题交给他，总是很快解出答案给我们。他对我们说，“学习要刻苦，我的刻苦精神是在大学培养的。我当时参加大学生足球队经常参加训练和比赛，有时耽误学习时间，我就起早带晚加班加点补回来。”他讲的刻苦学习方法对我启发很大，我也从他身上学习了不少刻苦耐劳的精神。而且，他的教学方法也很独特，讲到重点和关键之处，他是放大声音使你听得更加入耳，然后笑嘻嘻的逗你一乐，非常有趣的。同学们说，听程老师讲课你绝对不会打瞌睡。其三是高二、高三年级的班主任吴允陶老师。吴老师是肥东人，1962年从高校调到我校，教过我们初三的《平面几何》，教学水平很高，很讲究教学艺术，大家非常喜欢听他的课。他带我们班主任的同时又教我们班的数学课，和大家非常亲切，同学们有问题都喜欢同他讲。而且，他讲课也特别生动，讲到关键处语言更是风趣，堂下大笑，他却稍露笑容之后，马上一本正经，书归正传。大家觉得听他课也是一种高水平的享受。他教学时除抓好课堂教学外，还特别注意课本知识的综合运用，每月都给同学们出一期数学课外园地，使我们丰富知识，扩大视野，拓展思维，对提高学习成绩有很大帮助。他当班主任时对同学们很关心，即使你有不对之处，他批评后仍然笑脸相看，使大家感到很温暖。他对班级工作也是放手让我们独立去做，但我们反而对他是更加敬重。文革运动开始后，他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而感到思想紧张，怕班上同学像有的班那样写大字报猛批班主任，有一段时间关在房里不敢出门。高三班主任黄宗谷老师对此很关切，找我们问情况。我对他说，吴老师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们即使对他有什么看法（他一度与夏孝禄老师矛盾较大，在课堂上曾公开表露过），也不会在这时写他大字报让他难过。吴老师这才放了心，在文革运动中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而平安地度过。恢复高考时，我曾到学校去请教过他，他给我以鼓励，并说，“你只要看半个月书就一定能考取重点大学”。托他的福，我果然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但并没有录取在全国著名重点大学，而只是上了安徽师范大学。他以后调到南京教育学院工作，我在上大学时曾给他写过一封信，但却没有联系到。后来听说他已移居美国了，我还是很想念他，祝他长寿安康。
在母校读书六年中，也还有一些很知名的、教学水平很高的老师未给我们班级授过课，比如语文组的杨文庄、张宽宏、张立潮等老师，数学组的李煜生、李德童、方百湘等老师，物理组的程干基、朱儒奎等老师。古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能得到教学水平高的老师的教诲，对于自己的成长与成材是有很大作用的。因为学校排课的缘故，失去了聆听这些名师教学的机会，我感到非常可惜。母校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资深数学老师叫张浩西，他在我进校后不久即退休。然而，我还是和这位老先生打了交道，就是参与处理了他的丧事。那是在1985年的春节期间，浩老因病去世，他的儿子张允迪（曾和我初三是同学）来校到我家告知此事。我得此消息后，便找了校工会和办公室的两位老师一道去北大街浩老家中吊唁，并协助做好有关治丧事宜。我想，这也是我为这位老先生做的一点小贡献吧！
说到高考上大学，我还要特别再提到唐承卓老师。唐老师后来调到巢湖地区教育局工作，但他仍然关心我们这些当年的学生。1973年夏推荐上大学时，县里组织过一次文化课考试，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到母校来应试，他见到我们参考非常高兴、多加鼓励，并说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帮助。只是由于后来出现了张铁生事件，上大学之事又成了泡影，我们也就没有再找他。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多方找我们中的一些同学，鼓励我们参加高考。我就是被他看到反复叮嘱后，才找书复习、报名参考的，并在高考中取得较好成绩而跨进高校大门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母校工作过的老师和我们学生的感情是非常深的。我在前几年去合肥时，还特意去看望已经退休的唐老师，并一起回忆了在一中做师生的美好时光，大家是非常珍视这份师生情谊的。
说到母校的老师，还应该说一说在教导处工作的李景茀老师、吴俊璋老师与陆成名老师。李景茀老师写得一手好正楷小字，我们考试的文科试卷、教学讲义和每学期的评语大都是他书写和刻印的。他写的字一丝不苟，字正方圆，就象是铜板铅字一样端正。他在教导处工作中规中矩，严肃认真，端着茶杯、踱着方步来回走动，一派老学究的样子。他虽然不上课，但对很多学生都很熟悉。因为他登记成绩，抄写评语，很多同学的情况他是了然于胸的。吴俊璋老师瘦削的身材显得非常精明强干。在我们上初中时，他曾当过男生宿舍生活指导老师，每天早上起床时他都吹着哨子催人起床，而晚上就寝时他又到宿舍巡查，对熄灯后有的人讲话或点蜡烛，他便很不客气地严肃批评。据说他对学生讲话声音分辨能力较强，只要和你打过交道、听你说过话，便能记得；如果你要是在宿舍里熄灯后讲话，那么他就能叫出你的名字而进行批评。我们那时年龄小，有点怕他。他在教导处工作，非常繁忙，刻印试卷和讲义，抄写成绩和评语，任务总是排得满满的，整天都是忙得不可开交。他家孩子多，负担重，生活很困难，衣着很普通，我们对他是怀有同情心，因为他是学校地位较低，而且是较贫弱的一位职员。我后来到母校工作时，他已患病长期在家躺着，每年春节期间我们都要去他家看望他。教导处的陆成名老师是学校留校工作的校友，曾在校办工厂工作过，后来在教导处打字兼司铃工作。他打字时间长了，水平很高，对文稿中有笔误他可以改正；而司铃工作要求非常高，可以说一分不让，一丝不苟，他任务完成得很好。他还兼做教导处的其他一些事务工作，经常和学生打交道，我们对他很熟悉，相处得很好。
母校当时各级领导也是我们的师长，他们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呕心沥血，也对学生的成长关怀备至，在我们的记忆中，至今都还留下深刻印象。张玉汉是为德高望重的老校长，我写过专文纪念他，以表达我的敬仰之意。我在母校读书六年中，王彦舟副校长一直是分管教学工作的。我印象较深的是：其一，我们1960年11月在赵集公社劳动返校时，他也背着背包、和我们一起步行走到中垾火车站，并指挥我们上火车返校；其二，他经常深入到班级去听课，并向同学们了解老师的教学情况，用自己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来研究和指导教学工作；其三，他的语文功底深厚，书法较好，被学生树为楷模。我在高一读书时，他曾为我们上过一周的语文示范课。在讲解《荆轲刺秦王》朗读课文时，他动情地读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句话，使我们仿佛有身临其境的感受，能进一步加深对课文的理解，此情景至今还深深地留在我们的脑海中。文革期间，王校长曾一度调离一中；粉碎“四人帮”后，他又老兵归队，继续在母校担当领导教学的重任，为学校的恢复发展尽心尽力。我于1982年8月到母校工作时，王校长已生病离岗住院治疗，我还专程到医院看望过他。可惜的是，他在1983年春因病去世，母校失去了一位好领导。我读书时教导处主任是洪世澍老师，他是位抓教学的实干家，成年累月奔波在教学第一线：去教研组和老师研究教学，去学生班级听课、开学生座谈会了解学习情况，召开学生大会进行鼓劲加油，到学生宿舍巡视，等等。他心系教学、关心学生，同学们对他也很敬重。我从初二起至高三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年级前茅，而且一直是学生干部，他对我似乎更加看重一些，在高三时提议把我列为建党对象培养（当时已填表政审）。在文革中，我们还保持了较好的师生关系。1968年10月离校前夕，洪主任还专门找我谈话，要我不要灰心，回去后还要好好劳动，有机会再上大学，对我以很大鼓励。他以后调到合肥联大工作，1985年因公到一中见到我时，还勉励我要当好领导、抓好工作。我非常感激洪主任的关爱。教导副主任吴为杰是1963年下半年调来接替奚义老师的，他的中文水平较高。1964年秋洪主任去繁昌搞社教时，吴主任负责全面领导教学工作，六五届高三的高考取得好成绩也与他的辛劳分不开的。当时，吴主任把我们高二（2）班作为试点班抓教改工作，他还为我们班上了一学期政治理论课，结合实际讲理论，很受大家的欢迎。我以后分来母校工作时，他是副校长兼教导主任，非常热心地指导我做行政工作，为我修改文字材料，对我有很大的帮助。罗浩老师是我在母校读书时又一位很能干的领导。他是1963年下半年调任一中团委书记的，到任后即利用共青团工作的舞台来施展他的领导才能。首先，他于1964年春主持召开了学校首届团、学、少代表大会，健全了这些组织的工作机构，并组成了一批团的骨干队伍，使学校团的工作卓有成效的开展起来；其次，他组织了全校的学生干部去合肥省博物馆参观“雷锋事迹展览”，回来后即在全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学习雷锋热潮；第三，他于1965年初放寒假时举办全校所有班级主要干部培训班，对提高学生干部素质和能力有了很大的帮助；第四，他于1964年下半年在全校开展阶级教育活动，虽说有些做法不恰当、并且过多占用了同学们的课外时间而引起大家的反感，但客观地看，当时的阶级教育活动对学生思想进步还是有积极作用的。我在高中阶段一直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学校团委委员，因为工作关系，经常得到罗浩老师的教育和指导；在文革造反时，我为此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这是“上挂下连”的效应。我参加工作后，一直还和罗老师保持联系：他积极支持、鼓励我考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在调合肥工作后还关心我的工作和进步。我过去工作期间到到合肥出差时曾去看望过他，以表达我的尊师之情。
在母校读书时还有很多职员和工人在为我们服务，也是我们敬重的师长。在我的记忆中，和学生打交道较多，给我们进行过实践教育，且印象较深的有三位。虽然他们都已辞世多年，但我还想再说一说。笫一位是校医务室的陈逸修先生，他是一位热爱本职工作，热心为同学服务的好医生。在对学生的小伤小病的治疗、卫生防病知识的宣传和学校周末的卫生大检查等方面，他都是做得很认真而又负责。例如，1962年春，巢城爆发脑膜炎，人人谈虎色变。在此情况下，他按照县卫生防疫部门的要求，争取学校领导的重视，努力做好卫生预防工作，指导食堂熬制中药汤水绐学生服，有效地防止了此病在学校的传播。又如，为了保护学生视力、预防近视眼的发生，他在卫生宣传栏里大力宣传预防近视眼的知识，建议学校将教室日光灯再增加两只、以提高光照度，还不遗余力地做好眼保健操的推广工作。经过各方努力，学校在预防学生近视眼方面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们在高三毕业时，每个班只有少数几个人戴眼镜。陈医生对学生的身体健康尤为关心，特别是家庭困难的同学如生病，总是尽力给予照顾。当时高三（3）班的李登喜同学不幸患急性肝炎在家治病，他听说后带了药品、买了食品前去看望，很是感动人。第二位是总务处的胡崇玉师傅，他是木工，做维修工作，我们教室课桌椅坏了则找他，他非常热情给予修好。另外，在班级劳动周时，他又是劳动教育指导老师。他领着我们挖土、运土、填土，并且领发劳动工具，对我们很关心，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我们对他也很尊重。他后来在维修房屋时从屋上跌下而身亡，这是非常可惜的，而学校也失去一位很勤劳的老师傅。再还有一位就是电工李贤斌师傅，他当时做的事很多，每天早上学生起床时他要去天主堂的钟楼上敲钟，并管理学校的开水炉和浴室，还是学校的电工，每天早上放广播。另外，我们初中物理上电路知识及安装照明线路和电灯时，经常向他请教实际知识，他很热情地给我们讲，并且一再嘱咐我们在搞电时千万要注意用电安全，防止出现触电事故。由此可见，母校在行政后勤部门的师长们在管理育人和服务育人方面的工作做得也是很出色的，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为我们的健康成长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们将深切地怀念这些可敬的师长们。
我在母校读书多年，有幸得到众多师长教诲，我对他们无比敬重和爱戴。现在有些老师已经仙逝，我愿他们云游天外自由自在；而对健在之师长，我祝他们健康长寿，安度晚年。
母校在发展过程中凝聚着众多师长的心血，他们为建设学校、培育人才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毕生的精力；在母校百年历史的长卷中，将会永远铭记这些师长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