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中心举办第一场新闻发布会，邀请了发改委、财政部和人民银行的领导介绍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从央行行长易纲的表态中，我们大致可以窥见下一阶段货币政策的走向。
易行长首先强调：“中国的货币政策应当保持定力，坚持稳健的取向。”他从三个层面做了补充说明，“既要稳当前，也就是说要加强逆周期调节，保持我们的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速度和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大体上相当、大体上匹配，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同时我们也要注意保持我们杠杆率的稳定，使得整个社会的债务水平处于可持续的水平。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长远，也就是说要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下大力气疏通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改革的方式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我们可以分别来看：
首先，要加强逆周期调节。进入下半年以来，由于下行压力继续加大，调查失业率一度上升，从政治局会议到金融委会议再到国务院常务会议，都强调要做好“六稳”工作，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央行已经先后在“价”（通过LPR引导贷款利率下行）和“量”（全面降准+定向降准）的方面分别作出了响应。
其次，要注意保持杠杆率的稳定。上半年实体部门杠杆率抬升5.8个百分点（一季度5.1个点，二季度0.7个点），同期GDP增速却从6.4%落到6.2%，依靠高杠杆来提振经济的空间已经急剧收窄、效果也逐渐弱化。前8个月，企业信用债募资近80%用于偿还债务，资金利用效率整体偏低；居民部门债务偿付比率已高于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按揭贷款对居民消费正在产生挤出效应。近期决策层似乎淡化了“结构性去杠杆”的提法，但杠杆率的高企不可不防，所以易行长强调，要“使得整个社会的债务处于可持续水平”。
最后，要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尽管市场认为货币政策属于总量政策，在调结构方面收效甚微，但央行仍然力图通过政策工具的选择来实现调结构的目标。近期有两个典型表现：一是选择汇率工具而不是利率工具。8月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始终在7以上波动，但市场并未形成贬值预期，资本也没有大规模流出，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浮动恐惧”心魔。汇率贬值对制造业和出口有利，但对房地产不利，因此央行倾向于加大汇率弹性而不是跟随美联储降息。
二是以改革方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尽管去年底央行在纾困民企时提出了“三支箭”的政策组合（银行贷款、债权融资支持工具、股权融资支持工具），易行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认为“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但“三支箭”属于救急措施，降低融资成本根本上还应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这也是央行8月17日推出LPR形成机制改革的原因。目前已经形成了两次报价，一年期LPR与之前比分别下调了6个基点和5个基点，而5年期则仅下调了5个基点，这同样体现了支持企业融资但限制房地产发展的调结构意图。
以上这三个方面，基本上代表了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关注的三个重点：为应对下行压力，会加强逆周期调节，但考虑到杠杆率情况，可能更多采取改革的方式、进行结构性调整。这也是易行长强调“保持稳健取向，保持定力”的题中之意。
他在回答中还特别强调，要“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因为，同那些已经陷入负利率、被迫采用QE方式的经济体相比，我们仍然还有政策空间，但同前几年相比，我们的政策空间也已明显缩小。
以存款准备金率为例，经过今年的两次全面降准，大型和中小型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分别为13%和11%，已比较接近美国和欧洲的水平（12%）。今年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易行长曾指出，“准备金率下调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比起前几年已经小多了”；8月20日，央行副行长刘国强在答记者问时明确指出，从法定准备金率的角度来说，未来有一定的调整空间，但总的来说这个空间并不如大家想象的那么大。
以政策利率为例，虽然美联储在9月会议降息25个基点，但央行并没有跟随降息。一是因为当前物价形成了猪油共振，CPI四季度破3的可能性比较大，降息可能助推物价走高；二是美联储虽然降息，但联储内部分歧偏大，甚至不排除降息进入尾声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央行还需细加斟酌，以免未来陷入被动。
总的来看，当前经济仍然运行在合理区间，全年实现6.0-6.5%的既定目标难度不大，但明年经济再下台阶的可能性正在上升。展望未来，易行长有一个判断，“向前看，再过几年，如果哪个国家，特别是哪个主要经济体还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那么这样的经济体应当是全球经济的亮点，也应该是市场所羡慕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就更要“珍惜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把好钢用在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