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撒奖上闹得纷纷扬扬的影片《我控诉》，这两天终于揭开了面纱。一度降至6+的豆瓣评分，目前已经升到7.0。
仔细看看评分情况，一星占了16%，五星也有23%。这两年社交网络的状况，可见一斑。
《我控诉》也成了今年毫无疑问最受争议的电影，没有之一。
我 控 诉 / J'accuse 2019
《我控诉》改编自法国历史上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是波兰斯基筹备七年的全新作品。
犹太裔导演罗曼·波兰斯基
本片此前曾入围过去年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不仅以4.1分的成绩拿到了场刊最高分，最终还拿到了主竞赛单元的评委会大奖。
当然，和影片的口碑一起发酵的还有源源不绝的争议——有外媒称，波兰斯基试图通过历史冤案来替自己辩护的行为是“下流的”。
影片获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狮奖
是伪善的辩护，还是作品的回春？与其人云亦云，不如试着从电影中寻找答案。
要看懂《我控诉》，先要大致了解一下“德雷福斯事件”。
德雷福斯事件（Affaire Dreyfus），又被称为德雷福斯冤案，是19世纪末法国一起政治事件。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1859-1935）
事件起因要从法国“反犹主义”开始说起。
西方的排犹思想从古到今都十分严重。而随着启蒙思想的诞生，法国爆发了大革命，成为了最早解放犹太人的现代国家。
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
然而当犹太人和其他一切民族群体间日益平等之时，保守的右翼阵营所主导的反犹思想又开始逐渐兴起。
一方面，种族主义为其提供了助力：随着人种学与语言学等新科学的兴起，以宗教为基础的“反犹主义”，转变成了以种族为基础。
另一方面，通过一些政治组织的创立，“反犹主义”逐渐化作了某种政治意识形态，影响了不少人。
在法国，这一组织最早的代表，便是记者爱德华·德鲁蒙（Edouard Drumont）和他建立的“反犹太主义国民联盟”。他创立了一份报纸《言论自由报》（La Libre Parole）并亲自担任编辑，宣传反犹思想。
《言论自由报》头版丑化犹太人
不仅如此，他还专门出了一本名叫《法国犹太人》的书。
书中提到：占全法人口不到0.3％的犹太人控制着法国一半的经济，所以法国国内经济萧条和社会贫困完全是犹太人的罪过。
“为富不仁”是欧洲人对犹太民族的普遍印象。而这本完全是靠着主观偏见写出来的书，在出版的当年居然售出了十万册，在社会上起到了极大的蛊惑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德雷福斯案”成为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右翼反犹主义思想的顶峰事件。
当时的德雷福斯漫画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出生于法国的米卢斯（隶属于阿尔萨斯），1871年普法战争结束后，这里被德意志帝国占领，德雷福斯随父母迁居至巴黎。
军校毕业后，德雷福斯于1889年被提拔为炮兵上尉，1893年晋升到上尉，成为法国军队总参谋部唯一的犹太人。
1894年9月，法国情报机构称，通过一名打入德国大使馆的间谍获得了一份手写的文献。在这封文献中，一位消息灵通的匿名内部人士表示要为德国提供秘密军事情报，尤其是关于法国炮兵的。
于是，所有的怀疑都聚焦在炮兵军官德雷福斯的身上，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而且他的家庭来自德语地区。
此外，一年前他曾因父亲的葬礼回过米卢斯，也就是说去过德意志帝国的领土。
很快的，德雷福斯被指控触犯叛国罪。一天以后，媒体上就已经将德雷福斯称为叛徒。
当时的报纸上关于德雷福斯被审讯的场景
当时，一位名叫阿方斯·贝蒂隆（Alphonse Bertillon）的研究者认为，这两封手迹相同的鉴认可以作为德雷福斯的罪证。不过也有三位专家鉴定表示，德雷福斯的字迹和那封文献上的笔记并不相同。
虽然贝蒂隆在字迹鉴别方面并没有什么经验，但法官还是听取了他的意见。贝蒂隆的鉴认被当作判德雷福斯有罪的主要证据。
阿方斯·贝蒂隆（1853-1914）是生物识别技术研究者，最早将身体测量学应用于执法
尽管证据不足，就连法官也无法断定该信件与德雷福斯之间的罪证因果关系，德雷福斯还是被判叛国罪成立。甚至为了诬陷他，军部还偷偷伪造证据做假证。
最终，德雷福斯被判处终身流放并关押到魔鬼岛，单独监禁。
关于“德雷福斯事件”最早的影像描述，可以追溯到1899年电影大师乔治·梅里爱（Georges Méliès）的短片《德雷福斯事件》。
乔治·梅里爱拍摄的短片《审判德雷福斯》（1899）
那时，电影这门艺术刚诞生没几年，梅里爱自己出演了德雷福斯一角，每一个场景通过一个固定镜头来展现。这是电影史上的第一部政治电影，也是梅里爱开始有意识地在电影中融入了叙事表达。
而波兰斯基的这部《我控诉》，将故事背景放在了1895年，也就是德雷福斯被定罪之后。
整个故事主要围绕着新上任的情报机构负责人乔治·皮卡尔的视角展开，他是德雷福斯在军事学校的老师。
片中的皮卡尔上校，由奥斯卡影帝让·杜雅尔丹（Jean Dujardin）饰演
电影开头的第一场戏，便是德雷福斯当着众人面被剥夺军衔的场景。
我们可以看到，天空阴沉，一片肃杀，整个广场上军队林立，一派戒备森严的景象。导演用一个环视镜头，跟随着行进的队列，交代了人物的出场。
接着，在一片众目睽睽之下，德雷福斯被摘下军衔、解除武器，受尽侮辱。
1895年1月5日，历史上德雷福斯被解除军衔的场景
电影中的场景。是不是还原度很高？
他一边颤抖着身体一边还在用振奋的声音替自己鸣冤：“士兵们，他们惩罚和羞辱的是一个无辜的人！法国万岁！军队万岁！”
和德雷福斯一样情绪激动的，是周围发出强烈抵制的法国民众们。
“处死他！”“卖国贼！”“犹太人去死！”各种各样的声音回荡在广场上空，每一句都足以杀人诛心。
和其他看热闹的军队官员一样，一开始皮卡尔并没有对德雷福斯展现出过多的同情，他的内心里对犹太人也不是没有偏见。
即便他也承认对德雷福斯的审判并没有走正当程序，但是并不存在对他不利的证据。
皮卡尔替代了原来的桑戴尔上校，接管了情报部门的工作。
在他第一天入职的情节中，波兰斯基通过简单的几个镜头和细节的展示，就侧面展现出整个情报机构从上到下的陈腐不堪，以及官员们的懈怠渎职。
工作期间打瞌睡的底层官员
玩牌看报嬉笑的警察和线人
楼梯扶手上落满了厚厚的灰尘无人清扫
皮卡尔的下手们并不信任这位新来的官，对他多有提防；而他的副手亨利，更是一个在官僚系统里浸染多年的老油条，深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道理。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皮卡尔开始了他全新的“职场生涯”。
影片中的皮卡尔是一个仍然没有被官场的腐败作风同化、对正义和规矩仍怀有抱负的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率和改革，重整这里的环境。
然而，也正是在这过程中，皮卡尔发现了德雷福斯被冤枉的真相。
他从新的线索中发现，一份来自署名为埃斯特哈齐的文件中的笔记，和之前判定德雷福斯有罪的那份文献中的字迹，有着极高的相似度。
皮卡尔前去找贝蒂隆再次确认，得到的回复是“两者完全一样”。
然而在向上级一层层汇报的过程中，他受到了巨大的阻碍。
随着他调查的不断深入，他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要他保持缄默，别再过问此事，整个系统的腐败作风以及对真相的掩盖令他无比震惊和失望。
最终，皮卡尔向参谋部长汇报了德雷福斯是无辜的事实，然而得到的回复依然是封锁真相。皮卡尔触动了高层的利益，令军队的颜面扫地。
为了堵住皮卡尔的嘴巴，上层将他调去了突尼斯等其他地方。他们不仅拦截他的来信，定位他的行踪，甚至还打算把他安排到一项自杀式任务中。
对皮卡尔来说，站出来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军队无疑是艰难的。这其中不仅有对抗上级的阻力，更因为他从18岁开始就进入军队，这里不仅是他的家，更是他所几乎拥有的一切。
然而眼看着自己所信赖效忠的军队，一次又一次挫伤了自己的感情，甚至对真相和冤屈视而不见。这已经不再是他所向往的引以为傲的军队了。
他突然理解了德雷福斯在被剥夺军衔的那场屈辱仪式上，为什么在被冤枉了之后仍然说出了那句“军队万岁”，这其中究竟是饱含着怎样爱恨交织的复杂感情呢？
皮卡尔下定决心不再沉默，可是上层仍然想了很多方法来对付他。
他们翻箱倒柜搜查了皮卡尔的家、调查威胁皮卡尔身边的人，甚至试图将脏水泼到他的身上，诬陷他是德雷福斯的同伙。
军队里的人甚至开始诬陷皮卡尔
回到家中的皮卡尔发现屋内的一片狼藉，无助的他终于决定去寻求军队系统外部的人的帮助。
这段一片狼藉中的弹钢琴戏，是全片的冷峻和压抑中少有的浪漫，也是皮卡尔这个人物内心转变的闪光处
于是，法国大文豪埃米尔·左拉（Émile Zola）的那篇洋洋洒洒、一字千钧的公开信——《我控诉》，就此诞生了。
波兰斯基用镜头讲故事的功力还是十分稳健的。
为了展现这篇信件的内容，以及对所有掩盖真相的行为的批判，波兰斯基运用了一组平行蒙太奇，均是以“我控诉”开头。
通过左拉富有感染力的讲述，将控诉的对象一一引出，层层递进，同时配以激昂紧张且富有节奏感的音乐，将影片的情绪推倒了一个至高点，展现出某种以一当十的力量。
这篇写给当时法国总统菲利斯·弗尔（Félix Faure）的公开信，于1898年被发表在巴黎报纸《L'Aurore》头版头条
左拉《我控诉》全文
信中直接指责法国政府的反犹太政策，并为犹太军官德雷福斯的被迫害事件发声。
然而民间对犹太人的抵制情绪异常激烈，被煽动的民众们愤怒地烧毁报纸，咒骂左拉。
社会割裂异常严重。
在左拉发表文章的一个月后，他被检方指控诽谤罪，并宣判有罪。左拉被迫逃亡英国，直到一年后（1899），德雷福斯被赦免（但尚未被平反）后才得以回国。
虽然左拉为德雷福斯的沉冤昭雪一直奋斗到最后一刻，但是却并没有活着看到德雷福斯被平反。
1902年，左拉因壁炉堵塞引起的中毒，在巴黎的寓所与世长辞。
左拉画像
电影《左拉传》（1937）详细的介绍了左拉为德雷福斯平反的正义经过。这部电影获得了第1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最
在他死后，阴谋论层出不穷，有人怀疑左拉之死系政敌谋杀，但缺乏证据。甚至他的政敌依然继续着对他的攻击，在报刊上称其系因发现德雷福斯有罪而自杀。
也是在同一年，左派在选举中获胜，政治环境发生了变化，德雷福斯事件又开始被讨论。
直到1906年，法国最高法院才把对德雷福斯的判决取消，德雷福斯冤案获得彻底平反。
1908年6月6日，左拉的骨灰被移至先贤祠，与雨果、大仲马葬于一处。
先贤祠是法国最著名的文化名人安葬地。左拉去世时，德雷福斯是护卫灵柩的人之一，然而被观众开枪袭击受伤
在观看这部电影时，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波兰斯基在处理这桩历史事件时所采取的冷静沉稳的态度和立场。
他没有将这场著名的冤案刻画成烂俗的煽情戏，也没有情绪激昂地把它变成一篇长篇大论的声讨文。
相反地，故事中的主角们，始终是以一种无比理智、尊重证据和逻辑的口吻诉说着一切。
从这点上来看，波兰斯基是一个优秀的叙述者。
既然是“我控诉”，控诉的对象究竟是谁？
很明显，是这个从上至下互相包庇、只在乎面子地位而不顾真相的腐败官场、是整个无视逻辑无比荒唐的司法系统，甚至是这个将反犹主义视作斗争目的的病态社会。
但是，“我控诉”中的“我”又是谁呢？
是德雷福斯本人吗？似乎并不是。
在这部影片里，对德雷福斯冤屈的展现少之又少。除了开头的解除军衔，以及结尾的审讯戏，中间对德雷福斯的展现大多是以闪回的形式来讲述，且着墨不多。
甚至，我们没有从德雷福斯的口中听到过一句对现实、军队和社会的控诉。
如果从电影呈现的角度来看，“我”或许是皮卡尔上校。
皮卡尔是电影的最大主角。影片将大部分的重点放在了皮卡尔本人同体制作斗争的段落上，他从一个体制内的人，进而变成站在了整个体制的对面。
而在这背后支持他的动力，完全是遵循自己的良心，以及对公义、正直等一系列理想的追求。虽然他因为自身原因，无法发声，但一直在用实际行动表达自己的观点，即便为此锒铛入狱。
正如影片的最后，德雷福斯洗去冤屈后，两人终于又得以见面。皮卡尔因为这一系列的坚持，军级获得了提升，他觉得是因为对方自己才获得了这一切。而德雷福斯却对皮卡尔说道：“你不过是做了你该尽的职责。”
但如果从那封信的叙述者来看，“我”显然指的是左拉。
如果说皮卡尔是德雷福斯事件中的“吹哨人”，那左拉的出现就是德雷福斯事件中最重要的转折点。
是他扭转了局面，替代不能发声的皮卡尔，和在狱中的德雷福斯，说出了那一句句愤怒、震惊、失望和勇敢的声讨。
片中的左拉形象
甚至，左拉以他一个文人的境界和修养，代表每一个心怀良知、憧憬真相的普通人，发出了他对于整个时代的强烈呐喊。
从这点上来看，“我”其实是每一个面对不公不义、面对真相被遮蔽、冤屈无处申诉时仍能选择勇敢站出来的普通人。他们的力量或许微不足道，但他们也是那个时代的巨人。
“我控诉……”
那波兰斯基借电影要控诉的是什么？
2008年纪录片《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Roman Polanski: Wanted and Desired）中，有一幕记录了他在审讯过程中受到来自法官的欺骗玩弄，以及媒体的刻意放大和不尊重的报道。
纪录片《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
如果要说波兰斯基在“控诉”的话，他表达的可能是对于司法系统以及媒体舆论环境的不满，以及自己作为犹太人身份，所遭遇的不尊重对待。
这是他的控诉，他自然十分清楚他所表达的能去到多远。
现在，恐怕已遂他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