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引发中国历史出现第三次礼崩乐坏级别的变革，让此前在汉武帝时期形成的制度范式开始崩溃。中国进入第三次制度范式变革期，目前依然处于这一过程之中。
在制度范式变革期中，旧的制度范式被推翻，新的制度范式将建立。
中国历史上一共存在了三个制度范式，三个制度范式变革期。第一制度范式是三皇时代的契约范式，第一制度变革期是以黄帝战蚩尤开始的五帝时代；第二制度范式是三代时期的礼乐范式，第二制度范式变革期是从春秋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三制度范式是从汉、唐、宋、元、明、清，大六朝时期的儒法范式。第三制度变革期，是从鸦片战争至当下，尚没结束。旧的制度范式已经被打破，但新的制度范式尚未被真正建立。
制度范式变革期，是中国历史上变化最剧烈的时期。不仅有制度层面变革，而且有思想文化层面的。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出现了四种文化。对其进行回顾和分析，对把握中国之现在，展望中国之未来，非常重要。
这四种文化分别是：洋务文化、民国文化、红色文化、改开文化。
洋务文化是中国应对西方列强之侵略，所形成的第一种文化。企图在维持制度范式不变的前提下，引入西方的军事技术，来抵御西方之侵略。其基本原则是“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
在1894年开始的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给日本，也被认为是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
中国和日本在同期遭遇西方侵略，但是做出了不同的回应。中国的回应是“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日本的则是“脱亚入欧”的明治维新。甲午战争就被看成是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间的竞赛，继而是作为其基本原则的“中体西用”和“脱亚入欧”间的竞赛。战争中中国惨败，也就被看成了洋务运动的惨败，进而是“中体西用”的惨败，于是中国转向明治维新，转向“脱亚入欧”。
“脱亚入欧”是什么？即“脱中入西”、“脱儒入西”也。
即便自发生在唐朝时期的大化改新算起，日本受中国文化影响已经1000多年，他们的学术系统也是中国之儒学。但是，日本也一直将儒学认为是外来文化，而并真正将其内化。
当日本发现西方比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比中国跟强大时，他们便认为中国文化整体上、根本上比西方低劣，于是就果断地“脱中入西”，“脱儒入西”。对儒家彻底否定，甚至恶毒攻击，对西方则全盘肯定，无限讴歌。
甲午战争，使得中国出现文化的切换，从洋务文化切换到民国文化。民国文化实则是为中国受日本明治维新文化影响的结果，是“脱亚入欧”文化输入至中国的结果，是“脱亚入欧”文化在中国的翻版。这种文化输入是通过甲午之后，大批中国的日本留学生所进行的文化搬运所实现。
民国文化，不仅彻底否定了此前的制度范式，进行了推翻，而且象日本一样，彻底否定了中国文化，彻底否定和推翻了儒家。否定和推翻制度范式，是通过辛亥革命实现，否定、推翻中国文化和儒家则是通过新文化运动实现。
显然，洋务文化和民国文化是两个极端，洋务文化企图维持旧有的制度范式，而民国文化则是彻底否定中国文化。
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的原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洋务之失在于，未能准确地判断和定义，何为“中体”，而是把旧有的制度范式当成是“中体”了。其实，旧有的制度范式中，的确存在不合理之处，存在专制因素。
这个旧有的制度范式，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制度范式，也是儒法范式，是中国固有之儒家和西传之法家两种文化妥协和融合的结果，儒家讲的仁政，而法家讲的则是专制。因此，这一制度范式本身，不能被直接说成是“中体”。唯有儒家是“中学”、“中体”，法家则是反中学、反中体的。
民国文化之失在于，彻底否定了洋务文化，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而主张“西体西用”了。
如果民国文化在中国真的成功了，那么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就将不复存在。
存在了万年之久，已经经历了两次制度范式变革的中国文明就能这么轻易消失？显然不能。
于是另外一种文化出现了，就是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是在民国文化中孕育，但是在基本精神上是反民国文化的。民国文化是以西方理论为中心的，企图以西方理论来改造落后之旧中国。掌握西方理论的“精英”们，对待中国之态度，与日本人对待中国文化并无两样，是高高在上的，俯视的。
红色文化则相反，尽管受民国文化影响，也是要改造旧中国，在理论上也是否定中国文化，引入了西方理论，但是，红色文化在中国实际面前，姿态很低，是充分尊重的。从这个意义上，红色文化也可以叫做人民文化。
红色文化的基本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是西方之理论，“实际”是中国之实际。是西方之“理论”服务于中国之“实际”，而非让中国之“实际”，屈从于西方之“理论”。因此，红色文化是以中国实际为中心，而非以西方理论为中心。以中国为中心，而非以西方为中心。
因此，在基本原则上，红色文化更接近于洋务文化，都是“中体西用”。只是，“中体”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洋务文化的将旧有的制度范式当成了“中体”，但是，红色文化的“中体”，则更多是基层社会的思想和情感。而中国基层社会的思想和情感，实则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文化。
为什么中国基层社会的思想和情感就是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的固有思想，在三皇五帝时期，及至三代时期，儒家思想都是实践化的，与整个社会融为一体。儒家思想的传承都是通过只有实践线，而没有学术线。只是在第二制度范式变革期，即春秋之后，才出现了与社会实践相独立的学术流派上的儒家。儒家思想的传承开始出现学术线。但是，实践线依然存在，是双线并存。读书人通过学术线在传承儒家，而基层民众通过生活实践，同样也在传承儒家。
中国文明的基石并不在学术线，而在实践线，学术线的变化和中断，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儒家本身的变化和中断。
在民国文化中，仅仅在学术上实行“脱中入西”、“脱儒入西”，但是，儒家在实践线上依然存在。因此，民国文化与中国的实践、实际就出现了背离。
尽管红色文化在学术上也是反对儒家的，但是它并不是以学术、理论为中心的，而是以中国实际，以中国基层社会之实际为中心的，讲的是“理论联系实际”。这样红色文化与中国实际就是契合的，而且会以中国实际为准则，调整自己的理论。
民国文化的代表是国民党，红色文化的代表是共产党，国共之争实则为两种文化之争。民国文化是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红色文化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因此，国共之争也是中西之争。共产党的胜利也是就中国文化的胜利。
红色文化产生于民国时期，由民国文化所孕育，同时红色文化还是一种革命的文化、战争文化，这两个特殊背景，注定了红色文化的局限，使得其没有真正贯彻其基本原则：理论联系实际。
红色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部分，过于机械坚持，而不顾中国之实际。在生产方式上，在儒家思想崇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历史以来，家庭，甚至个人是独立的经营主体，是独立的经营单位，农民是独立自由的生产经营主体。这是有史以来的中国的基本历史事实。
同时，在国际范围看，中国所面临的迫切需求是，快速地提升经济水平。这不仅是提升综合国力的需要，唯有如此，才能摆脱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同时，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太低了。产期如此，必然导致民心的不安。
在这个背景下，随着红色文化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的逝世，中国出现了鸦片战争后的第四种文化：改革开放文化，简称改开文化。目前，改开文化依然是中国的主导文化。
在改开文化中，改革开放是手段，发展经济是目的，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改革，即改变在红色文化中所形成的被认为是不合理的制度形态，被表述为“计划经济”。然后建立合理的制度形态，被表述为“市场经济”。“开放”是对世界开放，但是主要是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包括两个层面，经济的开放和思想文化的开放。改革开放实际上是发展经济的手段。
在相当程度上，改开文化是对红色文化的否定，因为中国再次引入主流的欧美文化，并掀起新的一股西方崇拜、美国崇拜。但是，随着经济崛起的实现，反而出现了更为深层的思想回归，即回归中国传统。
总体来看，改开文化分为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92年，是保守阶段。此时，红色文化依然具备相当大的影响。从1992年到2012年，这20年是高潮阶段，新一轮的西方崇拜、美国崇拜正是在这个期间形成和壮大。从2012年到现在，是回归阶段。对此前排斥和否定的红色文化开始重新肯定，更重要的是，对被在民国文化中被否定的中国传统文化、儒家，开始重新接纳。
毫无疑问，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深度回归，正在孕育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五个文化。继洋务文化、民国文化、红色文化、改开文化后，这第五个新的文化形态将是什么文化，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