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摩天大楼上种树，就离自然更近了吗？

梅兰纳大楼

AKTC

我在没有摩天楼的城市中长大。在没有学习景观建筑（landscape architecture）之前，我从未认真想过一棵树可以长到多高。后来，我经常需要把真实的树的剪影放进建筑效果图中去，就了解到一般大树也就是20-30米了，比我小时候感知到的要高不少，因为我们那儿三四十年前最高也就5层楼。但是如今，哪怕和随便一个县级城市的天际线相比，这个高度又太矮了。你可以找到很多比63米（207 英尺）的梅兰纳大楼高得多的建筑，就连住宅也高出了一般大树的领空。

对赫斯维克持批评态度的建筑理论家其实没有说出，他们更不满的是现代城市本身。开发商会异曲同工地告诉你，规划条件是迫使他们在城市的鸽子笼中种树的外在原因——他们似乎也觉得现代城市太过荒芜了。表面上看来他们批评得有道理：现代城市的发展中不是没有考虑过大片绿地和不受限制的阳光，甚至“在花园中建高楼”成了乌托邦的理想。 但是最终大多数城市选择了更有效率的模式：较高的密度和可观的建筑高度，没有多少大树——也可能是树相形见绌了——的社区道路，把建设面积兑现成了实在的三维形体。这是规划学家一般称为“紧缩城市“的模式。于是，街道和社区分离，建筑功能彼此分离，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分离……自然也和人工分离。先制造污染再种树的城市里，奇怪地兼有库哈斯说的“最大限度的拥堵”和“最大限度的光和空间”。

天安千树与周围密集的高楼

朱清言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紧缩开发的名声并不好。像纽约那样的城市是以房地产投机起家的，十九世纪的工业化模式一直遭人诟病，城市也在从严重的污染和单调中洗白。但是，为何摩天楼依然在亚洲国家一幢一幢地拔地而起？答案，也许竟然是各种看似理性的决策逻辑链条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铁钉缺，马蹄裂；马蹄裂，战马蹶；战马蹶，骑士跌；骑士跌，军团削；军团削，战士折；战士折，帝国灭……类似的，你可能也赞同人性化的城市，但你要不要搞经济，要不要“发展”？这样，你就逐渐把两个貌似不相干的东西连在了一起：如此，那些地平线上诱人但可怖的高度，绚丽但无生机的形象，以及平铺在大地上的，枯燥无味的蓝色彩钢瓦加工厂里发生的一切，算来算去，乍看无关的两者竟有着相同的逻辑。

高楼林立的越南胡志明市

Osram

关键词：效率。不光是居住的效率，还有生产的效率，营销的效率，金融的效率……最终还有人们对于某种心理效率的渴求，城市的效率不仅是快、高、强，还有可行性、便宜、利润…… 就连对于自然的欲望也是如此：近在咫尺，取之不绝。

“空中花园”，

梦想照进现实

让我们回到更相关的话题上。1909年，一个美国漫画家在一本大众杂志上发表了一个“建筑项目”，它是一幢别致的“摩天楼”，图中细长的钢铁框架支撑起了84层水平的平面，每层都和地面的基址（plot）等大。建筑师库哈斯评论说，这种做法相当于把地面复制了83次。纽约，看来有着人工城市的悠久的传统。就像赫斯维克不久前在纽约完成的另一地标性项目，漂浮公园项目（Little Island Park），也是把本来就属于人工造成的哈德逊河的岸线又延展了一部分。

但是，这多余的地面现在是立体叠加，彼此脱系的，“每一个人工层（artificial levels）都同如一块处女地，就好像其他层不存在似的”。 这种疯狂的造物行为其实容纳了各种地面上的活动的可能，俨然是一幢乡村住宅和它附属的马厩、佣舍等花样，在完全不同的语境中的，无厘头的立体重组，“从田园风到宫殿式；建筑风格的着意罗列，园林、凉亭（gazebo）的变化”——自然也包括在上面大规模地种树。

漂浮公园

Timothy Schenck

按照这种近乎开玩笑的搞法，尚在酝酿中的现代主义者的城市梦想，也就是有着无限“幸福”光线、空气和草坪的“光辉城市”，也就是这奇怪的摩天楼里的一层罢了。 区别在于“光辉城市”赋予绿色植物无与伦比的象征意义，而在以上设计中和那些奇奇怪怪的需求相比，空中花园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后来，洛克菲勒中心，纽约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现代摩天楼之一，确实也在它的顶部建设了这么一个迷你的绿色世界。1801年，植物学家戴维·霍萨克（Davis Hosack）博士在纽约郊区建立了埃尔金植物园（Elgin Botanic Garden），一座有着一间实验性温室的科学农业园。他在花园中充实了“来自世界各处的植物，包括从林耐（Linnaeus），著名的瑞典植物学家的实验室里复制的2000种植物……”130年之后，洛克菲勒中心的建筑师胡德把它们移植到大楼天台上，建起了一座当代巴比伦空中花园。

与1909年近乎白日梦的漫画相比， 这个花园是把梦想变成了现实，当时也是极为“先进”的——因为你要考虑在屋顶种树会引起的各种麻烦，包括承重、渗水、维护等等，一切闻所未闻。胡德说服委托人的理由，不是巧夺天工的技术能力，而是屋顶花园周围还有洛克菲勒中心楼群中更高的产业。按他的说法，那些能俯瞰当代巴比伦的窗口可以收到更高的租费：“极尽绚美，且与可发展的最大收益并行不悖”。

把胡德的花园移到摩天楼的楼层与楼层之间，或是挂在建筑表皮外面，然后把俯瞰花园的“眼睛”安放到城市各处，这样你就有了一大堆我们上面所说的绿色、生态的创新，这些“眼睛”是上帝之眼，因此花园都是“空中花园”。

洛克菲勒中心的屋顶花园

Taismelillo

我们不妨想想历史上的空中花园。如果巴比伦还有点远，“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楚辞》中的名句听起来该有点熟悉了。 县圃，大部分研究者认为就是“悬圃”，也就是字面意义完全一样的“空中花园”。《淮南子·地形训》具体解释了“悬圃”的情态：“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掘昆仑虚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寻。珠树、玉树、琁树、不死树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东，绛树在其南，碧树、瑶树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门……倾宫、旋室、县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黄水……

“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我们不需要过多地涉及这些历史文献的微言大义，就能明白这样的事实：其一，“悬圃”和真正的自然有着彼此依附的关系，是它的延伸和替代；第二，“悬圃”即使在原始的语境中也寄附于某种人类生活形态（城）；最后，“悬圃”并不仅仅是怡养性情的装饰，它有着神话般的号召力，就连那些草木也是如此。

米兰垂直森林

sumfinity

营造“垂直森林”最出名的斯坦法诺·博埃里建筑事务所显然也意识到这一层面。 早在二十年前就开始思考“如何将植物，森林和城市组合在一起”的这家米兰事务所，把在楼上种树看成了对于现代城市发展的一种反思，是生态，而非装饰——当然，这是在接受摩天楼城市已经广泛存在的前提下。除了在意大利米兰、荷兰埃因霍温的著名案例，在中国湖北黄冈这样不算特别有名的地方，他们甚至也留下了作品，而且主顾是一家主打家装材料的大型连锁企业——后者不知道是否意识到了，种树容易，养树难，除了为高楼附加的维护系统，博埃里事务所需要预估到树木这种活物未来生长后增加的重量，以及世界各地不同气候对于树-楼合体的影响。

人为何

对树移情？

虽然，和植物学家与结构工程师的通力合作，让这些空中花园在技术上变得可能，我们较少看到人们真正讨论文化层面的问题： 对于“石屎森林”（香港人对于他们城市的笑称）里的人们，树到底意味着什么？

早在2009年，我和一位法国中世纪森林历史的学者合写了一本小书——《树》，从各自的角度对以上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也许，对很多人而言，树，就是已变得十分抽象的人工世界里一种同样抽象的符号罢了。就像“天安千树”声称自己提供了在稠密的大都市中调和人工和自然的办法，从视觉和空间类型的层面，艺术家增强了这种调和的意义——至少小视频上看起来如此，“形象喜人”，以至于只要消费者对这说法买账，“网红建筑”的意义也就有了，树是真假都不重要了。

天安千树的夜景

朱清言

但是我的书里还是提出了另外几种不同的看法：比如， 树和树，人和人，人和树，其实有着对应的关系。就像另一位和赫斯维克有着相同网红属性的日本建筑师石上纯也，把位于栃木县北边的那须山山脚下的森林中所有的318棵树木，移植到了新的场地中。建筑师不仅是用了专业的无损伤的移植手段，而且还赋予了每棵树独一无二的身份。 最终，它们和新空间的关系也是来自于这种身份——就和房地产的业主和他们房子的关系一样，但不是那种平淡、没有生机的搭配关系，而是每个名字彼此之间的对话。

人对树的移情，最终反映的还是人的问题。这样形成的“树的生态“，并不是纯环境科学的，建筑空间的社会“生态”自然也不是。树可以是系统，但它也是和城市系统有矛盾，甚至有冲突的个体，更不用说，树自身的系统，形态学的，文化语义的，和最初按照几何和工程建立起来的建筑的系统也有出入。在《树》之中，我引用了一段“南柯一梦”的唐人笔记，说明 树其实比城市还要复杂，因为后者是现实的，前者却有关生命和想象，不是尺度被放大了的盆栽。如此，在大槐树的树洞里睡着的书生，才能自由地穿越到另一个世界里去。

日本栃木县水上花园

Iwan Baan

未来的空中花园到底是什么样子？还没有人可以逆料。总之它“……既是大都会的，又是反都市的……”它将移植在半空的基地中，真个是“海市蜃楼”。但这一切，和历史，和一贯的文化逻辑并非毫无关系，它也置身于当代文化蓄意“合成的、郁郁葱葱的过去里”。

树能生长其中的建筑将是人类文明的新的巴比伦。

微信编辑｜俞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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