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从根本上来说，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文化，中国文明就是儒家文明。但是，上个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出现了一种新思想、新文化，开始彻底否定儒家，认为儒家是导致中国历史几千年停滞不前和保持专制的根源，也是中国进行工业化、现代化的绊脚石，因此开始彻底否定儒家，彻底肯定西方文化，搞“脱儒入西”。
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和主流学术观点，把“脱儒入西”的“新文化思想”的产生，归功于当时那些伟大思想家的伟大创造，这些思想家们现在也被称为“民国大师”，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内核，与中国文化同时出现，并一直在支撑着中国文化的维持和延续。从远古的伏羲时代，经三皇五帝、三代、春秋战国、秦汉唐宋明元明清，连绵不绝，存在了万年以上。
因此，有史以来，对于真正的中国人而言，在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人念头和勇气去彻底否定儒家的。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也的确曾经发生了几次对儒家的否定，譬如在战国诸子百家时期，法家、墨家、道家对儒家的否定，以及在魏晋隋唐时期，佛教对儒家的否定，但是，与佛教一样，法家、道家、墨家都有强烈的外传因素，尤其是法家。
佛教是外传的，这一点自不必说。
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显示，法家思想的直接起源地是亚述帝国、波斯帝国，然后在春秋时期逐渐传入中国。墨家则又受到法家的影响，包含着法家的因素。道家的形而上学式的道的概念，则与印度婆罗门教的梵、希腊哲学的真理、理念高度相似。
但是，儒家最终都成功抵御了法家、佛家等的破坏，而是现实了复兴。混乱的战国时代结束不久，在西汉的汉武帝时期，就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之前否定儒家的各家进行否定。而佛教在唐朝达到鼎盛之后，到了宋明时期则开始被边缘化，因为以复兴儒家为中心的宋明理学强势崛起。
西汉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宋明时期的新儒学，其实质都是儒家的复兴，都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同时也是对此前否定儒家、否定中国文化的外来思想的否定。“罢黜百家”中的“百家”，就是对儒家对中国文化进行否定的百家，都程度或轻或重地混杂着外来因素。宋明儒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辟佛老”，即排斥佛教和道教，而佛家和道教其实就是当时的“百家”。也就是说，宋明理学其实也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再次出现的对儒家、对中国文化的否定，同样，这种所谓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是中国本土的产物，也是外来的，来自哪里，并非直接来自西方列强，而是来自日本。
我此前反复强调这一点，中国开始全盘否定儒家，否定中国文化，并非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而是从1894年甲午战争开始。中国的文化自信不是被西方列强打掉的，不是直遭遇西方文化的冲击而丢掉的，而是被因西化而发迹的日本打掉的，是受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出现的“脱亚入欧”新文化的影响而丢掉的。
中国和日本都遭受了西方列强的入侵，而且当时在文化上，尤其是在学术上，都是以儒学为核心，但是两国的反应截然不同。
中国的反应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基本原则，进行“洋务运动”。依然坚持历史传统，以西方为蛮夷，认为其强仅仅强在技术上、经济上。“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学习西方的技术，保卫中国的文化。也就是说，“洋务运动”时期，尽管面对西方遭遇了军事上的接连惨败，中国依然是文化自信的。“中学为体”，就是以儒家为体。
但日本的反应则与中国截然相反，他们搞 “明治维新”，其基本指导原则是“脱亚入欧”。“脱亚入欧”其实就是“脱中入欧”、“脱儒入欧”。
明治之前日本直接接受儒家的影响已经1000多年，儒家早已成为日本学术的中心，日本的学术就是儒家传统。但是，在遭遇西方文明之后，日本却立即成为一个文化上的投机、投降主义者，开始彻底否定儒家，而崇拜西方。认为是儒家思想导致了日本的落后和专制，西方文化将是日本的救世主。
于是明治时期，日本开始对儒家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否定，甚至恶毒辱骂。其代表人物就是被认为是近代日本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福泽谕吉。
1894年的甲午海战，其影响远远超越军事的范畴，而是深深影响了当时中国人的心理和精神，影响了中国的文化。甲午海战的结果，被当成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成败的检验标准。中国惨败被认为是，洋务运动的完败和明治维新的完胜。这就是意味着，中国的“中体西用”基本原则是错误的，而日本的“脱儒入欧”则是完全正确的。
甲午之后，中国对通过西化而迅速崛起的日本出现了盲目崇拜，出现一股对日本的留学热，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真正的留学热。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中国的留学热不是从欧美开始，而是从日本开始。从此“留学”一词在中国成为一个正面的概念，而此前，则是一个或多或少的负面概念。
等待中国留学生的，就是“脱儒入欧”的日本新文化。这些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学习的内容就是“脱儒入欧”。当他们学成回国之后，也就将“脱儒入欧”文化搬运到中国。用鲁迅的话说是“拿来主义”式的搬运到中国。于是，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就出现了。
值得追究的是，面对西方文化，日本为何对已经成为自身学术传统之核心的儒家进行彻底否定？除日本一直将儒家看成是外来思想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是受到了西方现代学术的影响。西方现代学术就是以对希腊学术进行否定开始的。现代学术之前，西欧的传统被认为是基督教传统，而基督教则是在所谓的“两希文明”的基础发展而来，希伯来和希腊。
那么西欧现代学术的先行者们，为何突然想到要对作为自身传统文化之基石的希腊思想进行否定呢？这个答案很戏剧，是受中国的影响。
西方现代学术是从所谓的西方近代哲学开始的。英国的培根和法国的笛卡尔被认为是西方近代哲学创始人，也就是说，西方现代学术是从培根和笛卡尔开始的。
培根和笛卡尔的学问则是从否定作为西方传统根基之一的希腊思想开始的，尤其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否定。培根说的更直接，他说西方社会2000年来一直几乎没有进步，罪魁祸首就是亚里士多德。培根和笛卡尔都认为亚里士多德所提供的认识方法是逻辑错误的，应该予以否定和抛弃，用崭新的认识方法去代替。因此，两人学问的核心都是提供新的方法工具。
培根的代表作是《新工具》，笛卡尔的代表作是《谈谈方法》，其中的“工具”、“方法”都是指认识上、思维上的。
那么，培根和笛卡尔，为何在同一时期（培根稍早一些）突然开始认识到希腊哲学中的认识方法有问题？答案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
培根和笛卡尔生活的年代，整治中国和西欧史上首次出现直接交流的时期。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发现到印度新航线的时间是1490年代，从此中国、西欧之间可以通过海路直接交流。商业和宗教的需求，促进中国的物品、技术和学术大规模流入西欧。
西方有学者提出了一个农业上的“哥伦布大交换”概念，主要是指由新航线开辟所引发的，新旧大陆之间在农产品上的相互引入。新大陆是美洲，旧大陆是亚非欧。新的农作物由美洲传播到亚非欧，大大提升了其食品供给能力和食物的丰富程度，包括马铃薯、玉米、辣椒、西红柿等。其实，新航线所带来的最大的“大交换”不是在农业上，而是在文化上。文化上的大交换不是在新旧大陆之间，而是中国和西方之间。
其实文化上的“哥伦布大交换”是不平衡的，在文化上，西欧拿不出多少东西与中国交换，因此，更是一种文化上的单向输入，中国向西欧输入。其结果就是引发西欧出现学术上革命，引发西欧出现思想变革，进而导致社会变革。
培根和笛卡尔之所以认识到希腊哲学的错误，是因为看到一种更合理的崭新思考认识方法，就是来自中国的儒家的方法。这种方法，较之于亚里士多德，有两大特点。一是，以经验为基础；二是，以人心为基础、心性为基础。只是培根更注意到了经验，而笛卡尔更注意到了人心、心性。实质这是一种盲人摸象。
当培根痛斥西方社会因受亚里士多德误导而两千年没有进步的时候，他一定是有一个新的参照物的，西方社会是相对于这个参照物而落后。那么这个参照物就是中国社会、中国文化。
当然，那时的西欧人所看到的都是通过从中国远道而来的物品和书籍、思想，所了解的都是这些物品、书籍和思想本身，并无一个完整和清晰的中国概念。
培根的名言是：知识就是力量。但是，可能为接大多数人所不知的是，这里的“知识”，其实就是来自中国的知识。更准确地说，是培根所观察到的，包含在来自中国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些新产品新技术中的知识。他说西方社会2000年来一直停滞不前，也是相对于这些新技术而言。
因此，中国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儒家的彻底否定，其思想的完整链条是这样的：第一、儒家文化西传，让西欧开始否定自身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否定希腊哲学，否定亚里士多德。其代表人物是培根和笛卡尔；第二、日本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影响下，也开始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否定儒家，而羡慕西方文化；第三、中国在日本的影响下，也开始否定儒家，主张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