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译林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我心归处是敦煌》，豆瓣评分8.8，看过的读者多数都给予好评。这本书的作者樊锦诗有很多头衔，但她最为人所称道的是“敦煌的女儿”。

她上过《一席》演讲，也在《朗读者》朗读过《莫高窟》，我选取的标题这句话，正是她所讲：如果我死时让我留一句话，我就留这句：我为敦煌尽力了。

01、

此生必打卡敦煌，这是很多人的目标。假如让一个并不了解敦煌历史的人，来敦煌看看，只要他有审美的能力，也会迷恋这里。敦煌的魅力在于，它让每个游者，即便此前一无所知，此后的回忆将会魂牵梦萦。

上世纪60年代，在北大就读的樊锦诗，也和我们如今乐于打卡的年轻人一样，对敦煌充满向往。然而当她抵达敦煌后，不变的是洞窟里的天地和先前在脑海的幻想并无二致，改变的是洞窟外的环境和想象中完全不同。如果将洞内的盛景比作餐桌上精致的佳肴，那么洞外的凋敝和残破，堪比来不及收拾妥帖的后厨，满眼狼藉。

尽管生活条件艰难，但是通过樊锦诗在《一席》上的演讲，我们可得知上世纪40年代的敦煌，让人看着更为辛酸。部分雕塑的头露在外面，不得不承受雨打风吹。为了不碰到墙上的艺术品，技术员工踩着30米高的空心架，一点点修缮。

许多洞窟要么被曾经借居此地，烧火做饭的白俄军队熏得漆黑，要么洞窟侧壁被王道士打穿。几乎全部登窟栈道都已损毁，或者融化的崖顶积雪顺着缝隙渗入，以致于壁画受潮发生起鼓酥碱现象。不只如此，从鸣沙山吹来的流沙，经崖顶流下，堆积在洞窟里。这些处理起来极其复杂的经过，我们只能在保存下来的文字记录里一探究竟。

1907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拍摄了三百余幅壁画和泥塑图片，整理成《敦煌图录》。透过张张清晰的照片，陌生和熟悉一并向我们袭来。在各种外因的侵扰下，洞窟早已发生了变化。唯独壁画上柔美的线条和细腻的纹理，与今日无异。

樊锦诗第一眼见到它们时，就好像被感召了一样。此后，她便留在了敦煌，与这里融为一体。

02、

关于敦煌的地理意义何其重大的回答，众说纷纭，我想引用季羡林的表述：“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早在公元前111年，颇有预见性的汉武帝，意识到中西交流的重要性。为了与西域往来畅通，他在敦煌设了郡（相当于现在的地级市），此后作为汉唐王朝西大门的敦煌，顺理成章的成为战略要地，并形成了中西贸易中转站，又名“华戎所交一都会”。

直到元朝败于明朝后，撤回漠北的元军仍旧对大明进行骚扰。为防骚乱，明朝政府决定在如今的嘉峪关一带，修建嘉峪关长城。长城建起后，洞窟也被封闭起来。就这样，敦煌的735个洞窟和4万5千平方米的壁画，才得以保存下来。

保存下来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修复工作，就像《我在故宫修文物》里的各类匠人一样，除了日复一日耐下心来做事情，别无他法。冯骥才曾描写张大千在洞窟内临摹：“他天天很早就要钻进洞窟，因为只有在清晨时，阳光可以照进一些，中午过后便暗了下来，有的洞窟漆黑如夜，什么也看不见，必须点上烛火来画。为了追摹那些巨幅壁画的体量与气势，他从青海塔尔寺请来藏族画师昂吉等人，为他缝制12丈的大画布。他就像古代画工那样，一手秉烛，一手执笔，把唐人那些绵长而畅如流水的线条，搬到画布上来。”

画工当然不只张大千一人，莫高窟里有专门供画家居住的洞窟群，被称为“画工洞”。马德在《敦煌——古代工匠研究》一书里，详细记录了画工们的绘制过程。他们有的已经年近八旬，有的年过花甲，也有的正值青年或壮年。是敦煌将不同年龄的人们聚在一起，而他们就像淡化了光阴概念的同龄人，心里唯有虔诚。

03、

如果你还没去过敦煌，可以先看看日本NHK的纪录片《美的全貌》，跟随镜头一睹石窟、壁画和泥塑的精美。

在这735个石窟里，窟窟都有价值。比如第130窟，体量巨大，甬道宽阔，窟内立有一尊莫高窟第二大佛，称为“南大佛”。甬道南北壁上绘有敦煌壁画中最大的供养人像，其中以南壁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尤为著名。

第249窟，是古代贵族和皇帝建筑里的一个帐。

第259窟的禅定佛，笑容可掬。

第158窟的卧佛，樊锦诗称它为“全世界最好的卧佛”。

第285窟的飞天壁画。

第23窟的雨中耕作壁画。

第3窟的打铁与酿酒，图里清晰可见当时用的鼓风和风扇。

第220窟壁画，敦煌研究院第一任院长常书鸿称它的构图和设色，都不亚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装饰绘画。

据说张大千第一次见到这些洞窟时说：“了不得，太了不得了！比我想象的不知伟大多少倍！”而这种情绪也是包括樊锦诗在内的一众观者，第一次看到敦煌石窟、壁画和泥塑时的感受。

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从“数字敦煌”里体味到的美感，自然不可与实际所见相比。有机会的话，真要去体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