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是南开大学建校100年。过去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总想自己办所大学。按照个人的教育理念，培养出优质人才，是他们的理想。办学校难不难？应该说难于上青天。选择校址，配备教学设施，制定校内规章制度，选择教师，确立课程，生源等等，办学问题可说是无小事。然而即便再难，也仍旧有人视之为毕生要达成的目标。为此他可以秉承“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之心态，认准这条路，不回头地走下去。
1950年10月17日，是南开中学建校46周年校庆。全校师生沉浸在欢腾里，为这所历经飘摇风雨，如今好不容易得到的岁月静好，报以无限感激。然而，他们最应该感谢的，也是全场最应该出现的面孔，此时却不在。
1年后，1951年2月23日，师生们得知他的死讯，他死时，口袋里只有坐电车找给的7元4角零钱和两张旧戏票。
低调举办的追悼会上，来者不多。从前来悼念的几人口中，可得知他死前仍存有未了的心愿。这些悼念者，多数和南开中学或南开大学有关。他们赶来送他最后一程，泪水涟涟送这位南开的老校长张伯苓，他几乎把此生全部心血，都给了一手建起的学校。
张伯苓的学生黄喻生难以抑制内心的悲恸，他说出了在场或不在场的人，想说却不敢说的话：“他悲伤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的那一天到礼堂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假如张伯苓地下有知，希望学生这句感人肺腑，满含理解的话语，能给他带去些许安慰。
张伯苓
为什么对南开建校最有功劳的他，却不能参加校庆？此事还需回到1949年抗战胜利后。当时已经73岁的张伯苓面临着留在大陆，亦或飞往台湾的抉择。蒋介石和周恩来都向他发出邀请，最后张伯苓选择了交情更亲密的周恩来。
起初一切无恙，后来因为昔日在国民政府就职，随之而来的便是与南开中学和大学的“隔绝”。尽管最初建校时，作为私立的南开大学，一切花销都靠张伯苓和几个朋友强撑着，其中的艰难可想而知。但是随着南开在1946年被改为国立大学后，张伯苓与它千丝万缕的关系，仿佛也因此削弱了不少。
除去和他一起从建校时期，携手与共的朋友，旁人很难体会校庆那天，被拒之门外的他会有怎样的心情。一切就如喻传鉴所说，张伯苓所做的都是为了南开，无论他在何处就职，为的只是能办好教育。他并非官迷，志也不在仕途。早在他还是学生时，就已经深知教育对国家的重要性。
学生时代的张伯苓，就读于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当时的教课老师也是日后很有名望的教育家——严复，严老师头脑灵光，教学方法并不死板，他既给学生教授课本上没有的新知识，还告诉他们“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道理。
张伯苓所学的专业是轮船驾驶，原本对这个专业他颇有兴趣，但是当他亲自上船体会时，听到那些有关北洋舰队，如何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惨败受屈的言论，看到船上的海军们一副魂不守舍的松散模样，一时悲从中来，这是轮船两字带给他的第一次绝望。
第二次绝望发生在1989年，清政府被迫和英国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当天，由张伯苓所在的一条名为“通济号”的船，负责送清廷官员去威海卫。张伯苓眼见着清朝的黄龙旗被英国的米字旗代替，那种羞耻和不甘，令他无处发泄。他看着英国人威风凛凛，在中国的土地上耀武扬威。再看清廷官员，无精打采，一副末日黄昏的丧气。从那刻起，张伯苓清醒的意识到，教育比所谓轮船驾驶重要得多。倘若没有健全的心智和丰沛的知识，在任人宰割的局面下，一切海域都归于他人，我们又到哪里去神气活现的驾驶船呢。
于是他果断的选择退役，不久后便欣然接受了严修提出的来私塾做老师的要求。早在张伯苓开悟之前，严修已经意识到教育有多重要。他在日本考察期间，便已决定将来要办一所现代化学校。只不过在他遇见张伯苓时，这所学校还暂时是私塾的形式。学生并不多，地点是严修家里。
一开始严修只是想让张伯苓来教英语，结果他发觉此人很是博学，索性就让张伯苓一人教授多门。孩子们都很喜欢张老师，学习的积极性自然很高。久而久之，愿意找张伯苓教课的人越来越多。一些有钱人愿意出资帮助张伯苓和严修做教育，就这样，也就随之成立了日后的南开中学，由张伯苓担任校长。
从起初只有5名学生，到超过1000名学生，张伯苓功不可没。但他没有就此满足，因为建立南开中学只是他的小目标。
实现了小目标，接下来的大目标总算提上了日程。为了办一所合格的大学，已经41岁的张伯苓又回到了学生身份。他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求学，学习美国先进的教育制度和理念。
学成之后的下一个难题，一个字——钱，显然不是靠自己就能解决的。他只好四处筹借，好在朋友们还算慷慨。于是乎，1919年，南开大学正式成立了。建校的问题解决后，接下来是师资力量。张伯苓私下里找来各路英才，比如梅光迪、竺可桢、蒋廷黻、李系等，这些人要么是哈佛大学、克拉克大学等知名学府毕业的博士，要么是已经在美国各大学担任教授或副教授，大家齐聚南开，尽管南开当时是私立学校，给大伙儿的工资并不高。但是因为这里良好的学术风气，学生们也都很努力，自然留下人才不是问题。
当时梁启超、陈寅恪、胡适等人，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南开。美国罗氏基金团派员来南开听过课以后，决定捐款12.5万元，为南开建科学馆。理由很简单，南开的教育水平值得投资。他们看中的正是张伯苓的教学理念，他提出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八字校训。这里的“公”，指的是“大公”，而非“小公”，也就是集体利益为重，杜绝自私自利。要将学到的本领用于报效国家，服务社会，这是胸怀天下的体现。至于“日新月异”，是从发展变化的眼光来看。要求南开学生能够打破常规，在思想上与时俱进，如此一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南开才能不断有新鲜的血液注入。
南开大学也的确是所令人瞩目的学校，我们熟知的周恩来、曹禺、吴大猷等人，都是毕业于南开。他们都很敬重老校长张伯苓，敬仰他的廉洁无私，一心为教育。张伯苓追悼会当天，尽管外界并没报道，但是周恩来确有赶来送老校长一程。他是南开人，最清楚张校长的为人。张伯苓终其一生只是校长的思维，而非官员。
早在做严修家的私塾先生时，张伯苓就意识到在健全智力之外，学生们的身体素质也格外紧要。因此除去日常在教室的学习，他也会带学生去户外，教他们跳高、跳远、打球......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也就是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的体育课，是张伯苓的首创。在他看来，死板读书最为人厌恶，“寓教于乐”应当被推崇。
有了做老师时的经验，他继续将这一传统发扬至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尽管建校初期学生不多，但是供学生们体育活动的场馆可真不少。不仅各种运动器材俱全，还都是从美国进口的最新式设备。张伯苓要求每周必须保证3小时体育课，且体育课的分数要计入最后的考核分，体育考试不合格的学生，同样不能毕业。学生们的运动积极性很高，南开大学的篮球队和足球队在当时是很是有名。
他们最令人振奋的举动，莫过于1932年在天津的河北体育场，举办的华北运动会上，南开学生手持小旗，用旗子组成“勿忘国耻”和“收复失地”的字样，一时间全场热泪盈眶，看台上的观众纷纷起身为他们鼓掌，并跟随他们一起呐喊。学生们的这一突然举动，让在场的日本驻津总领事怒火万丈，愤懑离场。在他身后，呐喊声依然震天。这是学生们的自发行为，事先张伯苓并不知情。在他目睹这一切后，只说了三句话：“你们讨厌”；“你们讨厌得很”；“下回还那么讨厌”。这正是张伯苓希望培养出的学生，他们有思想，有魄力，有胆识。这才是南开精神，国难当头，一心护国。正是南开这股精气神，激怒了日军。1937年的轰炸行动中，南开中学和大学都没能逃过日军的猛烈轰炸。
张伯苓对体育事业的推崇，不只体现在教学设置里，他的目标是中国体育能走出国门，早日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这个念头还要从1904年说起，这一年正值美国圣路易斯奥运会，张伯苓被各国平等竞争的奥运精神震撼。他在1907年天津第五届联合运动会的闭幕典礼上，提出：“中国人应该加紧准备，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这句话绝不是想当然，而是早有预兆，他是中国提出积极参与奥运会的第一人。
提出想法的张伯苓，并没有搁置想法，而是在用实践做证明。1932年，中国奥运第一人终于有记载可寻了，他叫刘长春，短跑运动员，在洛杉矶奥运会的赛场上出现。四年后，德国柏林举办的奥运会上，中国队组成141人代表团，这一次较之四年前的参赛人数，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抗战胜利后，张伯苓又提出中国应该申请举办奥运会，这一提法在当时只怕是多数人不敢想的，唯独张伯苓有信心。
如今我们早已经实现了张伯苓早年的预想，尽管在时间上比他所提及的晚了些，但这至少证明张伯苓的远见。从早期在私塾做老师到日后办南开中学和大学，他的思想始终是超前性的，不囿于窠臼，用日新月异的发展眼光，一步步践行着自己的理念。他为人公正无私，廉洁正义，无愧于受到无数师生的敬爱。
他也曾面对重重困难，但每次他都相信成功的终将到来。他说：“成功的经验在于骗自己。”所谓骗自己，实则是在给自己信心。我们由内而生的信念，无论看多少人的经验，终归是得益于自己。张伯苓一次次克服自我身上的弱点，尽管晚年的生活并不如意，可那些并非他个人所致。无论何时，他都可以说出那四个字：无愧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