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雷秀云，现年（2019年）77岁。
2016年春节后，我还想再做点什么。可做什么呢？一天，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仰头目视天花板，绞尽脑汁地想呀，想呀…
啊！对，写一本书，把自己一生中印象最深、影响较大的事件记录下来。我从抽屉里取出稿纸，从笔筒里拿出笔，坐下来望着窗外。
仿佛乘上了火车，随着“咣当咣当”的车轮声，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娘家”。霎时，多年陈封的旧事，已隐隐约约地从我的记忆库里慢慢地爬了出来，“人生百味，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一切的一切都随着人生的变化而变化。
结婚
1956年，我才14岁，大妈来我家提亲。经父母亲同意，把我许给湾里她娘家侄子“赵栓马”。官名叫赵世森，村里人都叫他马马。
大妈的侄子和我同年，生月比我还小几个月。可他是个值钱娃，脖子上戴个银项圈，圈上系着小银锁，穿着也比一般的娃洋气。
那时，他常到我大妈家来，手里总爱拿个细棍棍，闹得鸡犬不宁。
19岁这年，母亲让我停学结婚，去伺候卧病在床的婆婆。因为世森的姐姐结婚了。
母亲说：“你已十九岁了，再拖下去人家会笑话咱的。”
就这样，我跟赵世森结婚了。
70岁大寿留念。
1961年，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政府动员自1958年以来从农村出去的城镇职工返回原籍大搞农业，我丈夫赵世森就成了其中返乡的一员。
世森回到农村后，总是少言寡语，愁眉不展。我寻思，可能他是因为有卧病在床的老娘破破烂烂的墙和房屋、短缺的粮食以及少盐缺油的生活，对，大概还有我的粗布衣裳吧。可是想改变这一切困境都需要钱。
当时他才19岁，就被贫穷压得失去了年轻人的活力。
婚后的日子依旧很苦。
1966年一个晚上，世森开完社员会，到家后情绪低落。我问过之后，才知道我家成了“漏划地主”。
世森一边解扣子准备睡觉，一边嘟囔着说：“这世道，连吃盐的钱都没有，房烂墙裂的，还从中农变成了地主，真不可思议！”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个中原委。一天晩上，一位老党员偷偷来到我家，关上了门对我们说：“娃呀，你们不要生气。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先保护好自己。现在有些人欺软怕硬，避实就虚，纯粹胡闹！那天开党员、干部会议，研究打击的对象提了几个该教育的霸道分子，可人家兄弟们多，他们又怕将来遭报复。后来就瞅定了你家辈辈单传、没人保护，赵世森在外面工作时间长，队上又没有三朋四友，没人帮腔。你又性情内向，和人不争不吵；另外，他们还看上了你祖先坟里的树木。就给你家定了个“漏划地主”，一来能完成上级的指标，二来还能得些财产。”
只是，知道了又能怎样？
定了成分之后，家里人受尽了欺负。大儿子曾经被人从几丈高的土堰上推下去，鼻口血流不止，我发现时昏迷不醒，救了两天两夜才捡回一条命。小儿子在学校被同学打的不想念书了。世森找人来修葺房屋，被村里一些人赶过来，当着面得意洋洋的把木料抬走。还时不时的被村里人欺负。
千般委屈，万般无奈。始终得忍住了。
直到1972年，我家的成分才恢复为中农。只不过算好的退赔一千多元，到最后一分钱都没给。
世森被气到脸色发青，双手颤抖，一下子横倒在炕上。我赶忙劝他，想开点儿，身体比钱重要。孩子的前途不受成分限制，总归是好事。
只是我没想到，好日子那么短暂。
惜别
世森病了。
是肝上的毛病，从镇医院到县医院再到蒲城，再到西安的医院。我哥在医院照顾世森，让我回家照顾孩子。
我记得那年的雨水特别多。
我成天盼世森顺顺利利地作完手术，平平安安地回家，给他蒸了白馍存了白面，买了白糖、鸡蛋可谁知盼来的是惊雷扑面闻噩耗！
从医院回来的哥哥擦着眼泪说：“世森因病情恶化，输不成血，在手术台上下来了会就回来了。现在都不要哭，咱商量该办的事。”
我头嗡的一响、两腿一软，跌坐在地上，不由自主地放声大哭，把娃们也吓哭了。这时家里来了好多人，劝我的哄娃的。
世森回来后，我不甘心，就叫医生继续给他打肝经B和葡萄糖注射液。我娘家妈还请了几次神婆在家里给世森驱邪，又在东庙求神上香、西庙抽签算卦。没有钱，就把家中仅有的衣服、单子、粗布、鞋、袜子都给了人家。
可世森的身子还是一天比一天差。我只好怀着一颗悲痛的心给他着手开始缝寿衣。真是一针一滴泪，针针扎在我的心窝里。
世森整天坐在炕上，窗外的太阳照在炕的哪边，他就慢慢地挪到哪里。直到阳光上了房檐，他才唉声叹气地睡回被窝里。我知道这是他对阳光的眷恋，明白他自己将要离开阳世间，就不由得心又酸了。
一个傍晚，世森让我在灯下做针线，让俩个儿子写字，自己笑嘻嘻地搂着女儿睡觉。霎时，家中那种温馨赶走了我心中那多日的愁云。
可是不一会儿，世森却哭了，他一哭把孩子也都吓哭了。我理解世森的情不自禁——他知道自己将要离开这个连着他的心、连着他的血肉的家了。他是多么渴望还能活在这个世上，看着自己的儿女长大呀！可是，老天爷却不给他机会和时间。
我哄乖孩子，让世森多哭了一会儿，或许他心里还能宽敞些，儿女们都睡了，我又去劝他。这时，他拉我躺在他跟前，有气无力地给我说了好多生前和以后的话。我忍着悲痛，只是本能地一一点头。
第二天早上，我在厨房烧水，却见几天卧床不起的世森穿得整整齐齐地进了厨房要给我烧火。吓了我一跳，我觉得这是不祥之兆，病扩散了，很害怕那个时刻的来临，就默默祈求苍天：老天爷呀！您就放过他一条活命吧！哪怕就这样病着，他是我娘们的一家之主呀！家里不能没有他，我和孩子更离不开他。
心里想着，我又一次控制不住自己，泪流满面，却只能偷偷地擦去，怕他看见。而世森也一刻不想离开我，一会儿见不到我就大声叫：江盈妈。
这一天下午，家里来了几位客人，世森想起身，我跪在他跟前使劲把燃扶起来坐好。他很吃力地把身子转了一下，伸出双臂使劲地抱住了我。我也不由自主地抱住了他，霎时二人哭成一团，客人们都落了泪。
可他却支撑不住倒了下去，险些把我也拽倒。一位客人赶紧扶住他，帮我把他放下，让他睡好。
此时，他看着我，得意地微微扬起嘴角，双臂再次轻轻动做出刚才抱我的样子。忽然，他眼睛湿了，泪水从眼角溢出。
我这才意识到，这是我俩在别人面前的第一次拥抱，大概也是最后这次拥抱标志着我们十多年婚姻的即将结束，又代表了他离别时对我的千言万语。
1973年农历9月21日，世森的病更严重了，他的嘴里还有些微弱的气。我判断他心里还很清楚——要不咋能握住我的手一直不放呢。因此，我还盼着他能缓过来，在和我说几句话。谁知到下午五点左右，他突然就松开了我的手。
到后来的日子里，我会常常想起世森，总想起世森被人欺负的样子，因为成分问题受折磨的样子、因贫困煎熬时的样子、因病痛受罪时的样子……一想起就伤心流泪，还总念叨着：“去世者，安息吧！我能撑起这个家。”
再婚
丈夫去世两年多后，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外县人，名叫张宝，是个匠人。
一开始我并不满意，觉得这人不懂规矩。不过哥哥姐姐们都觉得挺好，我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实在太苦了。找个上门的，正好能帮衬一下。不由分说的就把婚礼给办了。
结婚的时候，我跟张宝约法三章，孩子们一定得念书，不准备再要娃，家里的房太烂，得重新盖。
张宝满口答应，结婚后却变脸了，对我，对孩子都不好。
我的三个娃很尊重他，他下地回来娃们抢着给他端茶倒水，可他却一进门就发脾气，不是责怪娃就是责怪我。
有时，我也耐心地劝张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你来时，娃们对你像亲的一样，现在娃一见你，不知坐下对还是站着对。在你面前说话也低声下气，我看了心里难受。你能不能改改性子，让家里的气氛平和一点，对你和我、对娃们都有好处。”
我这是好话，可他就大发脾气说：“我现在不镇住他们，以后会站在我的头上。”
张宝最爱批评江盈，动不动就大声吼，指责江盈这不对那不对。但江盈很懂规矩，从不顶嘴，后来他竟然动起手来了。
有天下午，江盈刚回来准备写作业，他猛的在娃后面狠狠地踢了一脚，嘴里喊：“你咋不早点回来？”江盈惨叫了一声就往外走，我跟在后面叫。发现娃脚后面在滴血，顿时觉得头重脚轻，险些昏倒。
因为忙，我忽略了江盈脚后面的伤口，结果伤口感染了。
事后医生说：“江盈这次的确很危险，还是沾了骡子的光。要是没有油西林，后果不堪设想。这在中医上叫“破伤风’，是容易恶化的病……”说着，医生还举了几个例子。
我又害怕又气愤，恨张宝行为太野蛮，心太毒辣。
最终，我没给任何人说江盈受伤的缘由，也没埋怨过踢娃的人。人有自知之明，让张宝去想吧！我只希望通过忍耐，委曲求全地把这复的日子过下去。
捣乱
只不过，张宝做事越来越过分。
1976年秋季，张宝提出让大儿子江盈停学。理由是十三岁的男孩应参加劳动，几个娃都上学，他养不起。
我很不满意。让娃上学读书，是我人生的重大事情，也是我对娃们的责任我能放弃吗？我没表态，结果张宝很生气，领着他自个的儿子张小走了几个月没回来。
收麦前，张宝回来了。因为我没叫江盈停学，他就睡在家里装病。
我为了安宁，不打扰孩子，啥事都没提，像往常一样问吃问喝、端饭洗衣。自留地的麦子张宝也不管，我只好和娃们一起去收。心里只想着：人是感情动物，慢慢就会好的。
谁知张宝并不这样想，反而想方设法地搞得家里不得安宁，常常闹得我焦头烂额。
江盈上初中二年级时，半学期丢了四次课本。后来我暗中留意，才发现是张宝把娃的课本藏起来了。
这一切，我都选择了忍让。
张宝找不到茬，就提了个无理的要求：叫人写婚约，把我不到七岁的女儿许配给他不到七岁的儿子。
被我拒绝后，张宝大怒，几个孩子放学回家吃饭时，他举起镢头就砸烂了风箱。我没理他，抱了些玉米杆塞在灶火给娃们做饭，他又砸烂了锅，饭流了一地，娃哭成一团。屋里挤满了人，可张宝越闹越凶，我气得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多亏年长的三位哥哥，三人来到我家。哥哥生气地对张宝说：“你们俩的事我们管不了，可你不准伤害孩子，快去买锅、买风箱，娃们还得吃饭。你今后要是敢伤害娃们，我们跟你没完！”
可张宝买锅回来，突然又提出和我分家。恰好娃们都没在家，我说：“分什么家？你来拿的啥？又没创造什么家业，还往出偷，干脆离婚！”
张宝恶狠狠地说：“离婚，便宜你了，咱们走着瞧！”
然后扬长而去。
分家
张宝走了几个月后，又回来了。见江盈已经上高中住校，就凶神恶煞地逼我分家。
晚上孩子都睡了，张宝拿出两份写好的《分家协议书》让我签字、盖指印。我置之不理他就用明晃晃的刀子逼我，还说了许多恶毒的话。
过了一会儿，张宝去上厕所，我赶紧趁机跑到队委办公室说明情况。队长派人把张宝叫到队委办公室，我担心娃们醒来看不见我，又回了家。
张宝从队委会回来，一句话没说就睡了。
我以为一切都平静了，可天亮后，张宝吃完饭，就开始在屋里二门外面最大的一个房子盘锅台。锅台盘好后，他自己一个人把家里的粮食和锅碗盆罐、衣物铺盖以及家具都给他分了一部分拿到二门外面的大房子里。
我躺在炕上流着泪想，也不知队长昨晚给他咋说的，他竟然做出这种无理之事。
我一边想一边生闷气，心想我昨就这么命苦，遇到这么个不通情达理之人？世上哪有夫妻分家之理？何况他空手来我家没三年，第一年还吊儿郎当地干些活，后来就纯属捣乱。
他和他孩子的吃喝穿戴、上学费用都是我管，我三个儿女没和他顶过嘴，四个孩子也相处得很和谐，从没吵过架……可依然是这样的结局。
几次我都想出去挡他，可江社、江娥马上要放学回家吃饭，吵吵闹闹会伤害孩子的心灵；又怕村里人看热闹，怕娘家人知道了生气、操心，也深知谁都不能老住在我家里替我管着他。唉！
算啦！让他折腾去，只要不影响孩子的成长和学习就行。
第二天，张宝走了，我写好状子，在大队里开了证明，到美原法院去起诉离婚。
十五里土路我一路步行着去。可接案子的人经常不在，有时碰着了，却又说他有要紧事要办，让我等着。于是我像要饭的乞丐一样坐在法院门口等。等到下班也没人叫，只得灰头灰脸地往回赶。就这样我放下家里的猪和羊，放下等着吃饭的孩子们，放下地里的农活和接的缝纫
活，来回跑了十几趟。
工作人员说：“我已经去你们生产队了解了情况，只是被告人不在，工作无法进行。等张宝回来后，你马上来政府取传票，拿回去给大队干部，你一定要亲眼盯住干部把传票送到张宝手里。”我激动的只是点头，这时，心里稍有着落，回家的十五里多路好像也缩短了好多。
第二年收麦前，张宝回来了，凶神恶煞地逼我撤诉，并以孩子的安危要挟我。
张宝那恶毒的话语、卑鄙地手段，迫使我不敢再去法院了。我想，反正分家是他亲口提出的，协议也是他亲手写的，一份在生产队委办公室，一份我交到了法院。而且协议上写的清清楚楚，各管各娃，他没有权利阻止我娃上学。为了我和娃的安全，我只好选择了妥协。
可他赖在家里，我做熟饭，他就吃。他的大房子门经常锁着，成了他的保管室，却偏要住在我的房子里，理由是他和我没有离婚，还是合法夫妻……我怕打扰孩子，一切都忍让着。谁知他得寸进尺，一次又一次地胡来，几乎逼疯了我。
1979年开春，张宝领着他儿子张小回来了。聪明的张小一进门就妈”、“哥”、“姐”叫得很亲，我娘们几个也高兴地接待了娃。
张宝是木匠，近处谁叫他干活，他就领着娃到谁家吃饭，他走得远了，娃就在家里吃。三个孩子仍然很和睦，跟原来一样，不吵不闹，晚上坐在一个小桌上写作业，白天一块去上学。
张宝还是爱指责我娃，又总说我这不对、那不对的。我始终不吭声，怕影响娃们学习。张宝种他的地，干他的活，张宝的收入都属于张宝他自己，不给家里投入分文。
没活干时父子俩吃住在家里，衣服还要我做。就这，还经常动员叫我让江盈停学，并说：“把你挣死，娃们长大还是光认媳妇不认娘”，等等。
当时江盈在高三复读，我思想负担很重。可我心里始终坚持自己的主张，还是保持沉默。
还好，江盈江社争气，先后靠上了大学。1991年，女儿江娥考上了大学。
因为我的坚持，也因为孩子们的努力，他们总算没有放弃学业，迈出了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
离婚
1986年，收秋种麦的大忙期间，张宝一人回来了，理直气壮地往我炕上一睡，我做熟的饭他舀着就吃，我不敢拦，只是生气。又想，吃就让他吃去，总比闹出事来、影响江娥的情绪强。
谁知张宝另有打算，晚上拿出两份“合家”的契约，让我签字按指印。我没理睬，他就拿出八年前“分家”时的那套本事，用杀呀、斩呀的威胁我。
我始终不理他的招，只是和女儿坐在屋檐下剥玉米。
张宝又拿出我和他的结婚证书说：“其实，不合家，我也能拿着这两张结婚证，去你娃的单位要钱。因为结婚证可以证明，咱俩是1975年结婚的，那时你儿子才上小学，明年他大学毕业，算起来我整整把你娃供了十二年。你娃挣了钱，每月应该给我工资的十分之一。不多吧？现在因为分了家，我到口的肉不能吃，你还能过安宁吗？咱俩必须合家！”
为了通我让江盈停学，他撕纸、藏书、偷笔、打娃、砸锅砸灶，最后用卑鄙的手段逼我分家，气得我病了一场。我告到法院，张宝又用邪恶的手段迫使我屈服，因为我要管孩子，必须先保全自己，就再也不敢去法院了。
他现在提出“合家”，不拿出做人的行动说服我，而是仍拿出分家时那套恶毒的办法来威胁我。
见我始终不理会他。
第三天晚上，天下着大雨。夜深了，张宝才回来，一进卧室就拿着根棍子，掏出“合家”契约叫我签字。
说了几句可恶的话，举起棍子就打。我用手一挡，棍子就打在了我鼻子上，只觉得头“轰”地一下，眼前发黑，鼻子里流出了血。
江娥吓得失声大哭，嘴里发出了十几年来第一句骂他的话。他转过身“啪”一下给了我娃一巴掌，我急着去护江娥，他仍是逼着让我签字。
江娥哭，我哭，我的鼻血还往下滴。
邻居们听到动静，前巷后巷的人都起来了，有的去叫队长，有的打门、叫门。可门被他锁着，谁也进不来。就这样我和他撕打到天亮，最后我没签字，张宝也跑了。
我气疯了，冒着大雨，空着肚子，拖着一夜没合眼的身子，顶着红肿疼痛的鼻子，在泥路上走一步滑一下地往美原法院去告状。
法院负责人翻出我九年前送的材料看了看，说：“这事我们知道，但处理还得等他本人回来。”并叮咛了些让我注意的安全事项。
有一天早上，我送女儿上学，发现头门开的大大的，架子车和一些东西不见了，墙上还写了一大片吓唬我和女儿的话，说我迟早会找他的，不找他我就会后悔，还说让我想清楚，赶紧找他合家。
吓得我和女儿几个月都没敢回家，而张宝把家里能吃、能用、能卖钱的东西都偷得一干二净。
直到87年的6月份，有人给我说张宝回来了。
我在大侄子雷延令的帮助下赶紧托人到法院取回传票，让大队干部交给张宝。
富平县美原法院经过审理，才判决我和张宝离婚，结束了这场让我受尽磨难、屈辱、名存实亡的婚姻。从此，我才脱离了骚扰，过上了安宁、顺心的生活。
和老年大学的同学跳舞（前排中间为作者）。
作者：雷秀云
富平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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