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凌志
【题记】傅书涛先生是一个犀利的思想者，上个世纪50年代以小学学历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时，已经形成一定的思想高度与思考深度。其后尽管蒙冤入狱8年、再屈辱承受社会监管10年，其思想与思考也一直未曾停止。平反昭雪后，长期执掌《巢湖报》新闻业务，傅书涛摈弃小我，为改革开放鼓与呼，为公平正义申与张。退休后仍然思维不息，笔耕不辍，思想与思考呈现新境界、新维度。面对这样一位今年86岁高龄的思想者，我觉得是面对一座山峰，我的笔写不了他的精魂。所以我请求，以他的自传体书籍《此生此心》为蓝本，结合与他交谈的内容，简略整理一下他的人生经历，予以客观展示，以从一个侧面映照家乡烔炀河乃至更大地域的社会变革与历史演化，给后来人以些许启示。傅书涛先生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有了这篇陋文。
一
安徽省巢湖市烔炀河，镇街西北方向五公里外，有一脉自西向东的小山峦，西边叫尖山，东边叫癞山，是山南巢湖市与山北肥东县的界山。尖山正南两公里，有一个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黄姓居多，傅姓辅之，兼有杂姓，黄傅家的村名由此而来。
傅姓人家明朝初年由江西移民安徽，在尖山西北形成一片傅姓村落。清朝末年，有一傅姓青年，从尖山西北傅家洼迁居（也许是逃荒）山南黄傅村。经过几十年的打拼，在黄傅村成家立业，生育了4男2女6个孩子，盖了9间草屋，买田置地20多亩，成为黄傅村的殷实之户，很受村民羡慕。这个人就是傅书涛的祖父傅昌焕。
傅书涛的父亲傅宏远（1914-1995）是长子，17岁与长其两岁的同村姑娘周启宽（1912-1997）成亲，育有2子3女，傅书涛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于1934年2月。傅书涛父亲结婚时，两个姐姐已经出嫁，3个弟弟都还年幼，家里20多亩地就靠父母和他们小夫妻4人耕种，极其忙碌与辛苦。傅书涛的婴儿期父母无暇照顾，整天睡在家里的摇篮里，母亲收工时才能给他喂奶，导致身体发育不好，两周岁才会走路，3周岁才会讲话，有一次还因为两条狗打架掀翻了摇篮，把小书涛闷在摇篮下，要不是邻居老人赶来解救，小书涛早就没命了。
傅书涛6岁的时候，祖父病逝，大家庭难以为继，祖母便在家族长辈的主持下分家析产，傅宏远除了分得几亩水田和一块山地外，一间房子都没分到。但傅宏远没有与弟弟们争家产，周启宽也只是到她父母坟前哭诉了一番，一家3口就寄居到了周启宽哥哥家的厢屋里。后来田地不够种，租了地主的地，家也就搬到地主家的庄房的三间草屋里。
二
傅书涛1941年7岁时，家里其实是很贫穷的，但其父母家族的传统造就了其父母的眼界，农民傅宏远咬着牙坚持，将傅书涛送进私塾读书。先是在姚王村姚佩崇私塾，一年后转到本村王以开私塾，第三年跟本村塾师颜景行读了两年，随后又转到尖山周村周秉洪私塾读了一年。1947年春，傅书涛在二舅父周辛夫的安排下，插入黄麓师范附小五年级下学期读书，直到1948年夏天小学毕业。因为家贫，14岁的傅书涛小学毕业无力升学，便回家务农。但傅书涛是幸运的，不仅受到了严格的私塾熏陶，也接触了先进的新式教育，为他日后的学习进步奠定了基础。
傅书涛二舅父、乡村教育家周辛夫
傅书涛从小酷爱读书，1944年10岁时，偶然在二舅父家后院看到三舅母在晒书，原来二舅父有一个藏书丰富的书屋，临去大后方时嘱咐弟媳每年晒一次书。傅书涛从此便经常光顾书屋，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在黄师附小读书时，周辛夫还从南京给傅书涛订阅了《儿童世界》等几份少儿杂志，傅书涛参加过杂志社举办的征文活动，文章和照片都在杂志上刊载了。这次毕业回乡务农期间，正在南京中央大学附中读高二的表兄周天池（周辛夫之子），不时给傅书涛寄来各种进步书刊和读物。1950年初，在上海工作的表兄周济回乡从教，带来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新民主主义论》，奠定了傅书涛拥护共产党的思想基础。
接受了新思想的傅书涛，15岁便开始自发在村里出墙报，宣传共产党。家乡刚解放，渡江战役还未开始，傅书涛就写信给已在上海教书的二舅父，报告家乡情况，断言国民党必将彻底失败、共产党一定全面胜利。
1950年冬，黄傅村当时所属的肥东县开始土改，16岁的傅书涛成为村里乡里的土改积极分子，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年土改结束后，傅书涛被选拔为乡团支部书记，参加了肥东县党训班（县委党校前身）乡镇团支部书记培训，担任了学习小组长。党训班主任李济德（后曾任巢湖地委副书记兼巢县县委书记）听了傅书涛在培训班上关于抗美援朝形势的发言，就把傅书涛留下参加下一期干部培训，并协助干训班管理参加培训的学员。一个月后培训结束，傅书涛分配到肥东县双墩区公所任区委宣传干事，第二年调任区团委书记，第三年调任县直机关团总支书记，第四年调任县供销总社人事股副股长，第五年调任县百货公司人秘股长。
傅书涛从小受二舅父影响，轻官蔑商，一心想当教师，对被调到百货公司很不满意，便心生去意。正好国家要大力培养红色专家，号召广大青年干部报考大学，政策上也与普通高校招生有所区别，称为“调干生”。傅书涛一来想继续读书，一来想就此离开商业单位，便于1956年初打报告要求请假备考。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陈庭元（曾任安徽省人大副主任）找他谈话，说你小学毕业怎么考大学啊？傅书涛说我虽然是小学毕业，但一直坚持自学，符合同等学历报考的规定。部长开明，就同意了，说那你就考考看吧。
傅书涛极其珍视这次机会，给自己定了约法三章，不下棋不打牌不和同事下饭馆，从机关集体宿舍搬出来，租住农家小屋，每天不到夜里12点不合上书本。高考前一天，傅书涛突然高烧近40度，医生要他住院治疗，得知他第二天要参加高考时，只好采取紧急措施为他消炎退烧。
功夫不负有心人，傅书涛凭借刻苦精神和顽强意志，终于被第一志愿录取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专业。1956年夏天，傅书涛从烔炀河坐火车到芜湖，再乘坐大轮到上海，去复旦大学报到了。
三
傅书涛自幼在舅父的书屋里汲取了丰富的精神营养，很小就开始了人生、社会的终极思考，以及关注平等、正义等严肃主题，立志一辈子求真务实，不说假话。高考选择志愿时本来准备选学哲学，因为要考数学而退求其次，选择了新闻专业，希望以后借助记者职业，深入了解社会，伸张公平正义。进入大学后，傅书涛特别关注时政，喜欢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对事物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由于在上大学之前，傅书涛就患有慢性肠胃病和严重的鼻窦炎，入学不久又发现患有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医生要求他休养。经学校批准，傅书涛休学回家养病一年，正好避开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否则，像傅书涛这样思想激进、表达激烈的人，一定会被打成右派的。傅书涛在家乡也感受到了反右运动的震荡，就想避开离政治太近的新闻专业，转学到上海第一医学院，将来做一个救死扶伤的良医。
1958年身体恢复返校后，老师和同学都认为转校不现实，劝他作罢。虽然离校这一年学校搞运动也基本上没上课，但傅书涛为了多读一年书，还是从1956级转到1957级。这时学校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傅书涛比较敬佩的系主任王中教授，以及许多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都被打成了右派。从此，本来性格就比较内向的傅书涛，陷入更加抑郁与孤独的境地。
转眼到了1962年初。傅书涛病休返校后，只在1960年暑假为探究饿死人情况回家一次，他的弟弟“艰巨”（也称三年自然灾害）一开始就逃荒到东北，也好几年没有回家，这一年兄弟两人约好一起回家过春节。1月26日，弟弟已经按约定从东北来到上海，在旅馆等着，准备第二天两人就启程回家。当晚，傅书涛晚饭后回到寝室，系党支部书记陪着两个陌生人正在寝室等他。问明了姓名后，来人宣布执行逮捕，就将傅书涛带上手铐，一车拉到上海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经过在看守所的短暂审讯，就认定傅书涛是漏网右派发展成为反革命分子。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傅书涛有一个肥东老乡叫金庆香，是志愿军复员参加工作的，1956年与傅一起高考到上海，在上海外语学院读书，两人一直保持来往。反右运动中，傅书涛病休躲过一劫，金庆香与同学陈澄（入学前是海军苏联专家翻译人员）则同被打成右派，一起下放到上海郊区农村劳动改造。傅书涛病休回校后，通过金庆香认识了陈澄。由于前途无望，陈澄想偷渡到印尼投奔其姑母。傅知道后，认为印尼是美蒋势力范围，去了可能落入特务之手，所以就竭力劝阻。后来金庆香告诉傅，说陈准备改去南斯拉夫，傅觉得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就没有劝阻。1960年，陈澄潜入停泊在上海港的南斯拉夫商船准备偷渡，船至大连港时被公安人员抓获。金庆香原本准备跟陈一起偷渡，后因考虑母亲年迈而未去，但陈澄被捕后供出了他，最后陈澄判刑18年，金庆香判刑10年。金庆香当时也供认了傅书涛知情，但不知为何，直到两年后公安机关才逮捕了傅书涛。
傅书涛刚关押看守所时，得知自己被捕的原由是反革命分子，就在审讯后写了一份长达万字的书面陈述，上交给审讯人员，认为自己虽然对中苏两党分歧有自己的看法，对党的有些方针路线有不同意见，对国内一些问题有反感情绪，但绝对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分子。傅书涛当时还认为，自己“万言书”最多被视作错误的思想认识问题，不会被定为反革命言论。但当审讯人员提审他时，把他的“万言书”往桌上一掼，大声喝道：傅书涛，你反对“三面红旗”，诬蔑社会主义制度，敌视人民民主专政，攻击毛泽东思想，又参与策划偷越国境叛国投敌，你不是反革命谁是反革命！这段话，就是一年多后判决书上的判决词。
由于傅书涛的突然被捕，给家庭带来了灭顶之灾，全家人都生活在反革命分子的阴影之下，处处低人一等。弟弟原本在东北已经站住脚，准备过完春节就把老婆带到东北，可父亲说自己老了，大哥已经靠不上，妹妹们还小，你再离家几千里，家里怎么办？弟弟只好留了下来。两个妹妹读书都很聪明，但因为哥哥成了反革命，就只念到初中便放弃学业，回家干活了。再就是傅书涛此前与上海体育学院体操系女友恋爱经年，已经计划毕业前结婚，以便毕业分配能留在上海。进了看守所后，为了不耽误对方，傅书涛以父亲的名义给女友写了封信，称儿子回家过年出车祸去世，请她另择佳偶云云。信请审讯人员代寄发时，审讯人员说由他转告就行了，信就不必寄了。后来才得知，公安局怀疑女友是反革命组织成员，不仅进行了侦查，还让学校取消了她入党培养对象的资格。
逮捕那天进看守所时，看守人员问傅有无疾病，傅说有胃病，可能是看守人员误听成肺病，就把傅关进了有肺结核病人的监房。傅书涛体质本来就弱，抵抗力很差，很快就染病，送到提篮桥监狱医院一检查，果然是患上浸润性肺结核病，于是留住在提篮桥监狱病犯监房治疗。病情好转后，傅书涛就开始把每天要服用的药物偷偷扔进马桶冲走，目的就是不想回到看守所去，因为那时看守所无论是监房还是伙食条件，都比监狱要差太多。可不久傅书涛就自食其果，一天晚上傅突然吐血不止，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才保住了性命。
医生要求让家里送营养品来，说这种病既要靠服药又要靠营养。但当时傅是未决犯，家属是不允许会见的。正好这时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来开庭，同时将检察院的起诉书给了傅，审判员说你仔细看，如有问题可以提出来，今天不一定判。傅书涛为了尽快得到家里的接济以保住性命，就想尽快判决，一个小时后审判员来问意见，傅书涛明确表示起诉书没有问题，于是审判员当即宣判，以反革命罪判刑8年。整个判决书只有几十个字，并无具体犯罪事实。这个时间是1963年7月中旬。
傅书涛因为身体有病，没有被送到外地的劳改农场，而是留在提篮桥监狱服刑。除去判刑前羁押的时间，傅书涛还要在监狱里服刑6年半。傅书涛打算把刑期当学期，开列了一套30多本医、药书目，让父亲为他购置。
正当傅书涛按计划钻研医学的时候，管教干部带他去见了监狱长。监狱长很客气，不仅让他坐下，还跟他说，你的问题是由内部矛盾转化的，跟其他反革命有所区别。而且你工作多年又读过大学新闻专业，就在监狱里写写广播稿，宣传劳改政策，促进犯人改造，一定是有前途和出路的。监狱长的礼遇，让傅书涛非常感动，他不仅在犯人大会上表示要悔过自新，而且把医书放到一边，按照管教干部的要求，努力做好宣教事务，成为了积极改造的典型。
1969年12月份，监狱召开宽严大会，傅书涛因为表现好被裁定提前一个多月释放。当时一个管教干部让傅书涛去问问军管会领导，释放后戴没戴帽子？傅书涛认为自己是积极改造的典型，又是宽大处理提前释放，怎么还会戴帽子呢，就没有去问。如果当时问了，傅就可能要求留监就业不回家了。当天晚上6点多钟，在管教干部的护送下，傅书涛走出了提篮桥监狱大门。
四
释放的第二天，傅书涛就从上海赶到巢县公安局报到，公安局的人看了档案向他宣布，你是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释放的，要老老实实继续接受监督改造。傅书涛带着疑惑和颓丧回到家乡黄傅村，乡亲们知道他还戴着反革命分子帽子时，都不敢跟他接近，家里人也因此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在人前抬不起头来。
傅书涛回村后，正好赶上“一打三反”运动，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批斗傅书涛。会后大队民兵营长问傅书涛感觉怎样，傅说在监狱管教干部从来都没有对我说过重话，没想到刚回到家就被批斗。民兵营长说不服是吧，今天只是让你登台亮亮身份，喊喊口号，触触你的灵魂，还没有触及你的皮肉呢！傅书涛觉得这样没有尊严的生活在家乡还不如回到监狱去，在几经周折无果的情况下，他用菜刀斩断自己左手小拇指的两个关节，写了一式两份血书，一份报大队，一份准备报县公安局。
大队某些干部看了血书，不仅没有同情之心，而且予以严厉训斥，说血书证明你虽经8年监狱改造，仍然没有认罪服法，不服贫下中农专政。用血书向政府施压，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要加强对你的管制！但傅书涛不为所动，带着行李赶到县公安局，要求将他送回监狱。公安局的人反复做他的工作，说无权送他回到劳改单位，等运动结束后，再看情况考虑吧，还给了路费让傅书涛搭车回家。
傅书涛回到家，决定自己了断自己。他剃了光头，将一绺头发放进信封，让父亲送给肥东的一位女友，表示“万念俱灰，此心已死，感君厚爱，来生图报”。女友看了信后掩面而泣，父亲才发现情况不对，赶紧跑回家，傅书涛已经留下遗书，服下了大量的安眠药。经过紧急送医抢救，傅书涛才又起死回生。
为了减少对家人的影响，傅书涛让父亲在村头盖了一间小草房，独自一个人住到里面，过起了独居生活。这是1971年春天，傅书涛曾经写过两首小诗，记述这“监外囚”的景况：茅屋为世界，幽夜度余生。日月往来客，鸡鼠伴孤身。门庭如鬼域，亲朋故旧怯。谁是知情人，唯有窗前月。每当春节来临，家家户户喜气洋洋的时候，傅书涛总是背着粪筐，躲到村后的山林里，眼观远处的巢湖，耳听身旁的松涛，独自体味着人间冷暖……
五
1978年全国开始平反冤假错案，傅书涛也开始了寻求平反之路。8月30日，傅书涛从芜湖乘坐“东方红”号客轮，前往上海复旦大学申请复查案件。想起22年前第一次从芜湖乘坐客轮去复旦大学入学报到，真是恍若隔世。
一年之后，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教授的关怀帮助下，学校复查办公室开始复查傅书涛的案件。接到王中教授的通知，傅书涛火速赶到学校，受到了复查办案人员的热情接待，并被告知外语学院陈澄、金庆香案件已经平反，说你是受牵连者，一定会照样平反，让傅书涛尽快去办理毕业证书，以便安排工作分配事宜。
1979年11月，傅书涛终于等来了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复查判决：经查，原判认定傅书涛参与反革命分子陈澄、金庆香策划偷越国境、叛国投敌问题，查无实据，予以否定。关于傅书涛的言论问题，不构成反革命罪，原反革命罪判决不当，应予纠正。据此，判决如下：一、撤销（63）沪中刑字第227号判决；二、宣告傅书涛无罪。傅书涛欲哭无泪，曾经的一纸判决，风华正茂的名牌大学学生成为阶下囚；如今也是一纸判决，却是18年时光已逝，青春年华不再，向谁诉说？
复旦大学派出学生处和政治保卫处两名工作人员，携带复旦大学党委关于对傅书涛落实政策的文件，专程赴安徽有关部门，安排落实傅书涛的工作问题。为了专业对口，傅书涛要求分到新闻单位。省人事局的一位处长说，现在是年底，省直新闻单位一般不进人，你是巢湖人，不如先回巢湖找个单位，先把饭碗端到手，以后再找机会调动。傅书涛觉得有道理，就拿着省人事局的介绍信去了巢湖。当时的巢湖地委副书记兼巢县县委书记，就是1951年把傅书涛留下带学员的肥东县党训班主任李济德，宣传部长万炳传也是当年肥东县的老熟人。在两位领导的关心安排下，傅书涛被分配到巢县卫生局医防股过渡，第二年就调到了县委宣传部，从事理论教育工作。
1984年巢县县改市，傅书涛上书市委，建议创办《巢湖报》，得到市委认同，并被任命为《巢湖报》副总编辑，主持报纸的采编业务。因为是县委机关报的领导成员之一，宣传部很快就将傅书涛发展成为中共党员。傅书涛终于专业对口，有了用武之地。在他的精心组织下，巢湖报宣传报道工作屡有建树，发挥了很好的新闻宣传职能作用，影响逐步扩大。傅书涛策划、采编了许多重大新闻专题和稿件，也撰写了许多重头评论和理论文章，在省里乃至全国都获得过好评。
正当傅书涛沉浸于新闻业务之中时，1991年前后，报社行政管理出现状况，群众对报社财务混乱问题意见很大，引起市监察局重视，开始对报社进行调查。因为行政管理工作是报社一把手主管分管的，所以市委宣传部指定唯一的副总编辑傅书涛协助配合监察局调查，结果是报社一把手以及相关行政财务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由于在调查过程中得罪了不少人，傅书涛受到排挤，被与受处分的人一起调离报社。傅书涛先是愤然，后又释然，就此给市委书记写报告要求辞去副总编辑职务，留在报社做一名普通记者，市委也就同意了傅的要求。宣传部长很生气地对傅书涛说，老傅你怎么不懂事，让你离开报社到宣传部当理论科长，就是为了暂时平衡关系。你是新闻专业出身的，待事情冷却之后还要让你回报社的！傅书涛说，我当年报考新闻专业，就是为了做新闻记者，不是为了当官。傅书涛的新闻记者，就此一直干到了退休。
傅书涛其实是退而未休。1994年办完退休手续后，巢湖报社返聘他继续工作，一干就是5年。1999年初从巢湖报离开前，上海的同学邀请傅书涛去上海，做《都市周刊》的编审。大约干了半年时间，因身体不好，回家休养。正好此时巢湖要创办广播电视报，邀请傅书涛加盟，从第二期开始，傅书涛就实际负责巢湖广电报的采编业务。3年多后的2004年，又有同学邀请傅书涛去上海，在巢湖地区在沪企业家的支持下，创办了《创业周刊》，同时主编出版了以巢湖籍成功人士事迹为主的两册《创业上海》文集。半年后，在已经颇具影响的情况下，由于后续资金跟不上， 《创业周刊》被迫下马。然后傅书涛又跟同学一起创办《中华风采人物〈上海版〉》（这个刊物的总社在山西），搞了几期后，傅书涛看不惯总部派驻的负责人的许多做法，加之年龄已经74岁，遂于2008年正式退休，回家养老了。
六
傅书涛的爱情婚姻家庭也是过程曲折。
前面已经提到过，傅书涛在大学读书期间，与上海体育学院体操系一女学生建立了恋爱关系，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因为傅书涛被错误逮捕，这段爱情故事戛然而止，女方还因此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傅书涛在上海提篮桥监狱服刑时，曾经收到一封肥东县百货公司女同事的来信。信中说道，以前在单位就暗恋他但没敢表白，后来他上了大学就更觉得高攀不上，现在知道他遭遇不幸才敢于向他表示愿意等着他……傅书涛非常感动。但他知道，这个女同事父母早逝，自幼在叔父家长大，当时报考供销社也是按成绩公平录取，并非傅书涛特殊照顾。管教干部也对傅说，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还是不要保持联系。所以傅书涛没有给她回信。没想到傅书涛从监狱释放回家不久，女同事就找上门来。傅告诉她自己还戴着反革命帽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出头之日，劝她另作打算，可她坚持表示要继续等他。
转眼到1979年上半年，傅书涛经肥东县教育局熟人介绍，到桥头集矿山中学做代课老师，这位女同事找到学校，两人开始交往，但女同事经常问傅书涛跟学校某某女老师是什么关系，引起傅的反感。紧接着傅书涛平反分配到巢县卫生局，女同事带着女儿也来找过傅书涛，但两人已经不能正常沟通。加之原来傅书涛在监狱没有给她回信，让她很失望，便随便找了个男人草率结婚又草率离婚，以后就带着一个女儿生活，精神受到很大刺激，对傅书涛也是又爱又恨，导致出现上述情况。此后，两人渐渐断绝了来往。
1981年初，傅书涛经人介绍，与现在的老伴成婚。当年10月10日，他们的儿子傅强出生。老伴是上海支边云南的下放知青，当年在云南上了大理卫校，毕业后分在当地卫生院工作。跟傅书涛结婚后，组织上将其调来巢县妇幼保健所工作，2007年退休时才回上海定居。傅书涛的儿子非常优秀，按照上海知青下放政策，儿子初中时即迁户上海，从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先在上海宋庆龄纪念馆工作，创作了几本有关宋庆龄的专著，以及《民国文人故居》等著述。后被调到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从事钱学森研究与传播工作。
傅书涛先生亲笔修改的文稿
傅书涛先生很欣慰，觉得自己虽然历经坎坷，但结局不错，此生足矣。
最忆是巢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