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中国学术界最值得注意的变化，就是出现一个西方伪史派。他们有的主张古希腊的历史是伪造的，有主张近现代的欧美历史是伪造的，也有的主张古埃及、古两河的历史也是伪造的，甚至还有人指出西方关于人类起源、文明起源的历史观点也是伪造的。作为替代的历史图景，他们认为近现代的西方文明是起源于中国的，更极端者更是认为，整个人类都是起源于中国的，西方的人种和语言，都是由中国发端。
其实，这个所谓的西方伪史派，所反对的核心是西方中心主义。他们认为，目前主流的官科的历史，都是近现代的西方学者所编造的，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用来维护西方的利益的，和欺骗世界人民的。因此，有意无意，他们都在试图以他们所反对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方式，来构建中国中心主义。
西方伪史派属于民科派。所谓的民科，就是他们的研究都是自愿的，不是正儿八经地职业，在大学，或在正式的研究机构。与民科派对应的是官科派，他们的研究也是其正经的职业，是他们的饭碗，是拿钱做研究。中国官科派的学术就是主流学术，也是西方学术、西化的学术，因为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其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就宣布废止读经，其实就是彻底废除中国传统学术，而全盘引入西方学术。此后的所谓的新文化运动完成了这一工作。
原本，关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中国传统学术都是有非常成熟的看法，但是，随着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否定，也就都被否定了。这一工作是由以顾颉刚（1893—1980）为首古史辨派所完成的。这个所谓的古史辨派，其实就是以西方的历史观点，对中国传统的历史观点进行系统性摧毁。这个过程当然也是系统性引入和建立西方史观的过程，西方史观就是西方中心主义。
当前的西方伪史派，所主要反对的，主要是西方中心主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反对古史辨派，而重建和复兴传统学术的传统史观。事实上，在基本方法和学术境界上，他们依然是西方式的，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譬如，那位主张欧洲在人种和语言上都是起源于中国的学者，其实是认为是起源于以湖南为中心的南方地区，他也当然认为中国文明起源这个地区。这不是中国中心主义，而是湖南中心主义。
这种怪异的湖南中心主义，不仅与当前官科主流学术中的西方主义主义向左，也与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中原中心主义向左，既是反西方的，也是反传统的。
湖南中心主义的的出现，所依据的就是西方式的考古学。湖南出土了一些时间很早的遗址，包括陶片、水稻种植等，然后就说中国文明起源于湖南，起源于南方，而置传统的历史观点于不顾。在中国传统的历史记载中，中国文明是起源于中原地区、黄淮地区，包括湖南在内的南方地区，长期以来都是化外之地、蛮夷之地。直至春秋后期，楚国才被中原地区正式接纳，承认其是华夏之一员。
战国时期，楚国吞并了属于中国文化核心区的宋、鲁、陈等国，进而楚成了中国文化之代表。《史记》中所谓的“亡秦必楚”，即是来源于此。这个“楚”并非是原先的南方之楚，而是后来被吞并的中原之楚、黄淮之楚。陈胜、吴广、刘邦、项羽这四位反秦英雄都是楚人，但他们都是中原人，都是黄淮人，与湖南湖北无关，与南方无关。
能代表中国文化的孔、孟、老、庄这四大圣人，与四大反秦英雄一样，也全部来自黄淮地区，当然他们并不能称之为楚人，因为那时黄淮地区尚未被楚国所吞并。
其实有什么样的史观，其历史以什么为中心，是受基本的学术范式所决定的。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是没有独立的史学这一概念的，而只有经学，也可以说，史学是依附于经学的，经史合一的。经学的核心在义理，史学的核心也是义理。这就是所谓的“春秋大义”。
《春秋》是《五经》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所留存下来的最早的历史记录。但是，在传统学术中，认为《春秋》的关键并不在历史事实的记录，而是历史事实中所承载的“大义”、“义理”。到了清朝，与戴震齐名的章学诚提出了独立的史学概念。他认为“六经皆史”，但是，历史的关键不在“事实”，而在“史实”中的“史义（意）”。这个“史义”其实就是“春秋大义”，就是历史中的义理。
因此，中国的传统史观可以称之为大义史观、义理史观。
义理、大义是什么？有两重属性，既是社会秩序的基石，也是人心的基本属性。人心的基本属性，就是人性。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义理之上，而义理则是人心之基本属性，是人性，因此，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人心人性的基础之上。因此，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社会秩序、义理、心性这三者就成为一个东西，可以称之为三位一体。其中心就是义理。
宋明理学干脆说“心即理”、“性即理”，其实他们还省略了“秩序即理”，因此完整的说法应该是“心性即理即秩序”。
因此，中国传统的史观，也是人心史观、人性史观，合称心性史观。这种史观是以人，以人性的心性为中性的，为本位本体的，历史事实只是人心人性的展开。这种史观是中国传统学术范式的必然结果。
西方史观恰恰与中国传统史观相反，不是以人为中心，更不是以人心人性为中心，而是以物为中心，可以称之为外物史观。这个“物”就是中国传统学术中“心物”之辩的物，是心的对立面，一切脱离人心的东西都是物，包括有形具体之物，也包括人心所构造的虚拟虚构之物，包括宗教时代的神，以及近代哲学中的哲学实体，以及现代科学中的科学真理。
宗教时代的神学，哲学时代的哲学，科学时代的科学，是西方学术的三大阶段，也是三种范式。与之相对应也发展出了三种历史。神学范式下的历史，是神学史观，以《圣经》中的历史为代表。哲学范式下的历史，是哲学史观，以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为代表。科学范式下的历史，则是科学史观，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考古学、人类学等为代表。
无论是神学史观、哲学史观，还是唯物史观、考古史观，都是外物主义的，都是以外物为本位，而非以人为本位、以心性义理为本位，都是有物而无人的，都是对人进行否定的。在这些史观中，人只是一个被动的被决定者，被决定于不同形态的外物。
在神学史观中，人被神所决定；在哲学史观中，人为虚构哲学实体所决定；在唯物史观中，人为经济所决定。神、哲学实体、经济，都是外物。
而中国传统的义理史观、心性史观，恰恰相反，认为人，更具体地是人的心性，才是真正的决定者，一切外物则是被动的决定者，为人所发明和安排。人、人心人性是历史的绝对主人。
显然，西方伪史派，未能意识到决定史观差异的是学术范式的差异，他们只注意到了伪史，而未注意到伪学，没有明白伪史的根源在伪学。如果把西方学术范式下的历史称之为伪史，那么西方的学术范式本身就是伪学。
伪学不进制造了西方伪史，也制造了中国伪史。顾颉刚等人依据西方学术，在摧毁传统史观之后所建立的新历史，就是中国伪史。这些中国伪史，与西方伪史一道，正在为当前中国主流的学术和教育系统所秉持，即为官科所秉持。
官科秉持这些伪史的根源在于，因为其基本的学术范式就是从西方引进的，是西方伪学。伪史不过是伪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不仅要注意到西方伪史，还要注意到中国伪史，更要注意到伪史的根源在伪学。不仅要消灭西方伪史，还要消灭中国伪史。而消灭这些伪史的釜底抽薪之策，是消灭威胁，终止西方学术范式对中国学术的统治。唤醒国人，让国人从对西式学术的迷信深渊中拽出来。
因此，中国和世界急需的不仅仅是史学革命，而是一场彻底的学术范式的革命，打烂西式伪学，让中国传统的真学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