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古都”定位,西安的民风会不会好?|| 贞观访谈

2019-07-19   贞观



编者按:前几天,关于西安民风的话题引起了很多西安人的讨论,有对西安的服务意识恨铁不成钢的,也有反思西安的商业环境的,当然也有人觉得这是在黑西安,纵观这些讨论,基本都是默认了这样一个认识:服务意识、居民性格能代表城市形象。这种认识是怎么来的呢?西安该如何建构自己的城市形象?我们跟专门研究国家形象、区域形象的葛岩教授聊了聊。

葛岩教授,生于西安,美国匹兹堡大学信息科学硕士,艺术考古学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心理与行为研究院/媒体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Q:

最近有人在回答知乎问题 “西安还有未来吗”时,认为西安没有未来,给出的理由是“西安的民风不行”,“生冷硬噌”,总结起来是“西安人的性格就是遇事儿先糊弄,遇到少数较真的糊弄不过去,那就等对方把事态搞大了再解决”。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A:

人是特别喜欢预测未来的动物,但准确性堪疑。记得有个杂志还是团体,做过一次有趣的测试,找了一群专家、政治评论员、教授、智库学者之类,预测几十个国际政治事件的未来。政治变化要等很久,大概过了一、二十年才水落石出。结果好像是:预测的准确性与随便猜想的差别不大。专家尚如此,况我等小民乎?

我们这一代人,谁想到过深圳能成了这个样子?谁想到东北成了那个样子?明治维新以前,又有几个中国人能预测到日后的日本变得如此强大?四十年前饥寒交迫的我们,那里知道今天成了世界老二?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看糟一个地方的未来,这可以理解,但不必当真。

不过,人有个特点,使劲说什么东西不好,大家都这么说,你就会也觉得它不好,还会以不好态度对待它,那东西就真的不好了。相反,你相信它好,对它也很好,它就可能真的好起来。政府觉得北大、清华就是好,西大、西交大不那么好。于是,给了北大、清华大量投资,结果怎么样?北大、清华真是很好,而且越来越好。看法影响行为,行为又影响结果,心理学家称之为“自我实现预言”。到后来,已经说不出是原来的看法对,还是由于有了那个看法,才有了后来对的结果。

作为一个视西安为家乡的人,我想说,关于西安的未来,我们谁也说不准。能做的是尽量对西安好一些。还需要有信心,哪怕是没什么根据的信心,再能碰上一些不由我们西安人决定,随机而来的好运气,西安就真可能有个好的未来。

Q:

很多人认为,“生冷硬噌”的民风是西安人的形象,民风是一个道德用词,为什么人们喜欢用道德判断来解释城市形象,这种判断是否符合城市的真实情况?很多文章、电视电影在提到西安人的性格,喜欢把生冷倔噌挂在嘴边,大家的普遍认知也是居民性格能凸显城市形象,居民性格和城市形象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A:

所谓“城市形象”,就是他人对一个城市持有的刻板印象。学究气些说,是一种高度简化过,帮助人们迅速对一个城市做出判断的结构化记忆内容。记忆的内容可能坏,也可能好,常常包含偏见,但也不少真实的东西。一个城市居民的行事特点,毫无疑问,是城市形象的一部分。

小时候,我主要在西安生活,没觉得西安人有什么特别。那是文革时期,没几个人真心学习,学校里常打架斗殴,不少孩子都会努力扮出狠角色的样子,免得被人欺负。陌生人对我不那么友好,我也觉得挺自然。后来出去了,读书、工作,在九个城市生活过,比较起来,才觉得家乡人确实有些“横”。生冷硬倔可能不全是无中生有。至于电影、电视上对西安人的表现,怕是沿循了这种刻板印象,有过于简化的偏误,也有事实成分。

有意思的是,我和没去过西安的人说到西安人的生冷硬倔,人家回答说没有觉得。去过西安的人,更可能同意。也就是说,我们在自己家门口可能更楞一些,出去了未见得比别人生猛。

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一种是说这是人的天性。在家门口,有安全感,容易随着性子来,俗话说“窝里横”。还有另一种解释,也是我同意的解释,西安人在外面的表现,说明周围人守规矩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温和,讲道理。有过一个叫“破窗效应”实验证明了一个道理:你其实知道应该、也能做到守规矩、有公德,但环境会对你实际上怎么做有很大影响。例如,你走在一条街上,周围建筑的窗户被打破了不少,墙上有许多涂鸦,你也会随地抛垃圾,吐痰,做些你心里明知道是不对的事儿。行为学家解释,那是因为从大堆的破窗中,你收到一个信号:这个地区的行为规则就是如此。这样去看,你在外面挺绅士的,回家就变了,因为家乡许多人都恶声恶气,你觉得这是本地实际上的行为规则。

行为规则形成是个复杂的事儿,但形成好的行为规则并非不可能。前不久回西安,惊奇地发现地上没有烟头了,吸烟的人会自觉把烟头扔到垃圾箱里。以前,我从没有在西安见到过。听说不少人对“捡烟头”新政不以为然,但这的确是好事,而且,一种好的行为规范似乎初步形成。外地朋友从西安出差归来,也常会提到这个,认为这是西安人的新面貌。

我想说,如果越来越多的西安人开始变得温和亲切,有契约精神,就会对外地人释放出信号,告诉他们西安人的行为规则是什么。这种对行为规范的信号会诱导,也会强制大家都变得温和起来。多数时候,人毕竟是从众的。

Q:

不同城市拥有不同的形象标签,这种标签的差别主要是源于什么?是经济实力造成的差异、长期文化的影响还是城市形象宣传的建构?

A:

简单说,城市是一个客观存在,城市形象是人们对这个存在高度简化的看法。客观存在和人们的看法关系密切,但并不等同。

很多时候,形象和城市的关系取决你看它的角度,取决于你需要看什么。要去西安旅游,你看到的一个西安形象,可能很棒;你打算去西安找工、投资,你看到的是另一个西安形象,可能没有那么好。假如有个城市形象类别,在旅游类别下,西安的标签很耀眼;在职业发展类别下,情况会差一些。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形象的多样性,对于西安这样一个内容丰富的存在而言,更是如此。

不清楚你说的标签具体指什么,权且假定它是一个城市最基本、或最根本的形象特征,这要看评价城市和地区时最根本的需求是什么。设想一个原始社会的场景:到了一个陌生地方,山林,或草原,遇到一群陌生人,你须要做出的最重要的判断是什么?大概是两方面的:这里安全吗?或,这里的人友好吗?这里有资源吗?或,在这里能活得好吗?化为城市评价指标,一个是说城市环境的友好/适宜程度,一个是说经济实力/职业发展前景。判断的结果一定会和城市的实际状态有关,也和当地的文化有关,因为城市实际的适宜程度、经济实力和当地文化,和居民行为方式是分不开的。

后现代主义者把什么都说成是建构,我不以为然。但如城市形象这类东西,建构可能有不小的作用。我理解,建构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在许多东西中,引导人们注意某些东西,看淡、忽略另一些东西。记忆研究表明,容易想到的东西最可能影响你的判断,最近想到过的东西也最容易影响你的判断。广告商花大笔的钱,目的就是这个。就此而言,政府的宣传会有用。政府会说西安百种优秀千种好,人们也更可能判断西安不错,对没有来过西安的人,这一招可能更灵。

Q:

您之前有篇论文《母鸡的长相是否重要》谈的是艺术家品行信息传播与其作品评价的问题,那么论文的结论可以借鉴在城市上吗?城市形象的负面评价传播对于城市实力的能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A:

那个实验报告想说一个道理:艺术品的美学质量其实和艺术家的品行没有什么关系,但是由于我们有直觉的道德判断,当知道艺术家做了坏事,就会难以自禁地降低对作品的评价。直觉的道德判断弥漫在我们的各种认知活动中,城市评价中也难例外。

人竟然打败比我们体力强大许多的动物,爬上食物链的顶端,人类学家解释说,是因为我们善于合作。合作需要规矩,道德能够带来规矩。合作如此重要,我们于是在演化中形成了强大的道德直觉,会不断地关注,评判他人的品行,避免被坑。想想以前的乡下,村子里会有一些地方,在北方可能是村中央的老槐树,在南方可能是村口河边的大榕树,吃饭或洗衣服的时候,人们聚在那里,张家长李家短地传播八卦,兴致勃勃。从人类学老师那里知道,类似行为在不同文明中都十分普遍,因为人们需要通过传播八卦,建立起道德监督的社会网络。

我相信,一座城市居民的道德水准、行为方式,必定是城市形象中受人关注的内容,因为事关那里的人是否好合作,被坑的概率有多大。

这种关注多属直觉,所以无法避免。如果这方面的评价是负面的,那个城市就可能得到较少的合作机会,包括旅游、投资、选择学校、工作,乃至择偶,当然会影响经济和其他方面发展。

记得几年前读过一份报告,由于云南导游逼迫游客消费,将其赶下大巴,消息上了电视,云南形象受损,当地旅游业马上受到打击。这是个直截了当的例子。

Q:

这几年人们对城市形象的评价越来越看重,比如东北、山东、西安等北方城市被贴上的一些负面标签,与女性主义、平等自由意识的普及是不是有很大关系?这个问题背后似乎不再是单独的城市形象问题,而是对一套整体的传统价值体系的纠正?

A:

这个问题真大,但问的有道理。

这四十年来,开放、全球化、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改变,我们小时候的那种价值体系已经变化了太多。比如当年,至少在口头上,说是越穷越光荣,现在谁相信这个?几乎完全反了过来。当年农村人只能在乡下呆着,遭荒了,出去要饭,还得生产队开证明,那时候,这种歧视天经地义。今天虽然也有人歧视农民工,但场面上,他很难说出口吧?

读过一个帖子,说一个女博士和男朋友回他在北方乡下的老家,发现那里吃饭女人不能上桌,于是出离愤怒。这个是不是恶俗?该不该批评?主张女德的国学家们也不好意思说这是正确的吧?

我年轻的时候,好朋友凑到一起总想要一醉方休。几年前,和一个多年不见的发小吃饭,他先告诉我他的这个那个指标都不好,“但是”,他接着说“兄弟见面,不喝不行,来,干!”我没干,也劝他别干。事后,他很不愉快地和别人说我变了。

对从阶层平等、性别平等,到健康、环保,甚至到个人琐细行为(如讲话声音大、火车上脱鞋、问完路不说声谢谢)的评价,都会受到价值观变化的影响。有可能,东南沿海发达城市的人变化大些,对保留旧俗多的地区,他们的负面评价多些。有时说的对,有时说的不对,说的对或不对,都可能包含了地域偏见。

我有个担心,对于尖锐的批评,被批评的人们会产生反感,有某种“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式的反应,不去考虑批评对错。网上那些地域厮杀贴,把这种反应表现得活灵活现。虽然无论文化和社会制度,这类现象在群体之间的交流中都会发生,甚至司空见惯,但我担心遇到别人批评,出于对西安的爱,对西安人身份的认同,我们忙着撸起袖子赶去厮杀,没了理性,也失去了提升西安的机会。

不过,这次有人发帖批评我们生冷硬倔,我读了后面的留言,发现老乡们颇具反思精神,不但虚怀若谷,还不忘自我调侃。真希望我的担心纯属杞人忧天。

Q:

城市形象并不是固定的,比如杭州之前一直是江南代表,近年来渐渐成为了中国互联网基地,但似乎西安的城市形象一直是固定的,提到西安,人们就想起前朝帝都、唐代长安,您认为西安应该如何打破这样的“固见”?

A:

这是个大问题,也是西安形象传播面临的真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回答好。如何从一个古典形象中延伸出现代,高科技的形象,我猜想,延伸成功要注意几个问题。

第一,需要真的做出些什么,轻量级的还不行,需要做些夺人耳目,持续不断的东西。这方面,阿里巴巴对杭州新形象的贡献可能是决定性的。相反地例子是贵阳。前些年,据说贵阳建立了全国第一流的大数据研发基地,很热闹,貌似要打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黄果树+茅台酒”的刻板印象,但这两年却没有见到出来什么引人注目的东西。我估计,很少有人能把贵阳形象和高科技联系起来。

第二,需要想想怎么让人家认账。北京的高科技不错,那么多高校、新技术公司,但北京形象的首要特征,或者说,标签,是政治中心,是帝都,下一个特征是古都,还是帝都。这可能是在北京形象中,帝都特征具有压倒性,把别的东西压制下去了。可见如何在原有形象中,突出你想让别人看到的东西,需要仔细琢磨。

第三,警惕遗传来的形象资产成为今天的负资产。我念书的城市匹兹堡曾是美国的钢铁中心,上世纪初风头很劲,但从五十年代开始不断衰落。我的九十年代在那里,城市已完成了产业转型,钢铁厂销声匿迹。在该城的两个大学中,匹兹堡大学有全美排名前十的医学中心,卡内基梅隆大学有全美排名前三的计算机科学系,附带有美国最主要的自动驾驶汽车研发中心。2018年,匹兹堡大学哲学系排全美第一, 两个学校的计算机研究在世界教育机构中分别排名第一和第四,地区集中的人工智能界人才在世界上排名第二。匹兹堡还多次评为全美宜居城市,甚至不只一次的排名第一。可是,当知道我的学校后,不少人仍会同情满满地说:“钢城,污染很严重呀!”估计五零后,六零后都死了,匹兹堡的这种形象才会真正消失。

自不待言,西安形象遗传下来不少好东西,兵马俑、大雁塔、羊肉泡、十三朝古都,历史悠久,遗产丰厚,具有极高辨识度。问题在于,这些东西吸引旅游者不成问题,但如果还想吸引投资,吸引青年才俊,想变成经济、文化一流的现代城市,这些东西够吗?除了这些我们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炫耀?



兵马俑 图 | 网络

这是一个是怎样把古老形象和现代发展圆融嫁接的问题,也是形象品牌延伸的问题。具体怎么做,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但前几天,一个同事找我,讨论学生论文选题。他说,有一条新闻,说故宫做了一款紫禁城口红,销路大好,学生想就此做篇论文,但不知从何处下手。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口红是故宫做的,产品走俏必是和故宫博物院强大的形象有关。兵马俑博物馆也有强大的形象,如果做口红,会有人买吗?我猜,销路不会很好。因为,故宫可能激发对诸如皇家奢侈生活、数千宫女之类的联想,都和高档口红的形象有关,为口红加分。但除非是为了搞笑,兵马俑应该很难和口红联系起来。从这样的思路出发,可以先对博物馆形象做出分类,了解每类博物馆形象可能延伸出什么样的文创产品,如此,就可能做出一篇好论文。

虽然没有仔细考虑过如何提升西安形象,或再造西安当代形象,但把原有西安形象和今天所欲的西安形象嫁接起来,也可以参考这样的思路。

原来的形象,或“固见”,也不一定非要打破。想好需要什么样的形象,可以从城市现在的实际状态提炼,也可以从城市原有的形象内容中萃取,关键是想到如何把有东西与需要的东西智慧地联系起来,服务于现在和未来。

讲个从现实状态考虑的例子。

2003到2005年,我在深圳工作,深圳当时有点儿焦虑,网上嚷嚷“是谁抛弃了深圳?”深圳边上有个镇子,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一些陶片,有人于是张罗申请历史文化名城。中国有古代遗迹的地方多的去了,哪里轮得到深圳?我看这就是个笑话。

当时的深圳,人口平均年龄只有28岁,是已知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象征着年轻、活力和野心,吸引和鼓舞了无数心怀梦想的人,无论贫富,这才是深圳的吸引力。记得一次从西安探亲回到深圳,出了机场,就看到一个巨大的标语牌“来了,就是深圳人”。我为之一震,这才是十足的深圳!简单明了,却也道出深圳的包容、昂扬和自信,就像纽约自由女神雕塑上的那个出名的诗句。

再讲个联系过去和未来的例子。

北京的城市口号“爱国、创新、包容、厚德”,政治上很正确,但用到任何一个城市好像都可以,看不出有什么北京特征。口号刚出来的时候,正赶上北京把崇文区和宣武区分别合并到东城和西城区。我有一个朋友,叫田青,他恨铁不成钢地对我说:“崇文、宣武有北京特色,文意俱佳,怎么就不能倒着合并?怎么就不能用这原有地名当北京口号?”他这话讲的有理。城市口号是城市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用一句话或几个字,就应该能道出城市不可替代的性格,展开鼓舞人心的愿景。如果北京用老地名做口号,“崇文、宣武、顺义、昌平”,有气派,有理想,用传统打开愿景,还是十足的北京气派。是不是更好?

第四,要考虑城市形象和区域形象的关系问题。非洲有个小国,叫博茨瓦纳。据说几十年没有战争,百姓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但那里的人抱怨,其他国家的人一听说博国在非洲,就自然想到贫困、杀戮和瘟疫。一个国家传播的专家分析说,这是因为博国存在于地区形象——也就是非洲形象——的阴影之中。他和博国总统开玩笑,建议申请去纽约贫民窟上空投放食品,制造一个大新闻,让全世界都知道,博茨瓦纳其实是国泰民安。

西安地处西北,而西北被视为贫困、落后地区,弄不好,也会有地区形象阴影。这不幸,却也无法改变。或许,可以想想成都是怎么做的。

四川有88个贫困县,比陕西的56个多。虽说自有了都江堰,成都盆地就成了好地方,但83年第一次去成都,我没觉得它比西安强。但现在,成都形象似乎比西安形象好,什么慢生活呀,什么音乐节呀,什么“来了就不想走”呀,弄得好多年轻白领都想去,比西安更有吸引力。但在国家政策方面,成都依然自居西部,能争取的好处,她一个不落下。

这是怎么做到的?GDP高,大学生就业情况好可能是实际原因。古代诗歌传下来的“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民间开口闭口的俗话“好安逸”,是不是也更容易激发安逸生活的想象?成都占了西部政策的优势,也成功躲开地区形象阴影,弄出个温情生活,小资品味的扮相,就像赵雷唱到的“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喔,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

Q:

有个有意思的现象,关于西安的电视剧电影《白鹿原》、《那年花开月正圆》、《狗十三》等,口碑都很不错,观众也都很喜欢,但这些影视剧对于西安的形象提升作用却有限,为什么会这样?文艺作品对城市形象的建构到底能起多大作用?

A:

九十年代读过《白鹿原》的小说,很震撼。电影,电视都没看过。那两个作品是第一次听说。

如果文艺作品优秀,受欢迎,肯定会影响作品表现的那个城市、那个地区的形象。如上面谈到的,一个地区的形象是多重的,需要问的是,作品是在哪个维度上影响了城市形象?

推测一下,《白鹿原》会对外地人的西安认知有什么影响。我猜有两方面。

第一是把小说当作历史,至少是历史的投影来看,会觉关中近代史风云变化,社会明暗交错,个体命运起伏跌宕,西安真是有故事!

第二是把小说当艺术创造看,会觉得秦人有才,陕军威武,代表性作家常能写出沧桑、深刻、气势磅礴的不凡之作。我猜八九不离十,作品对西安形象的影响十分正面。



但这种西安形象,或西安形象的这种维度,是我们需要或急需的吗?如果西安人觉得急需的是资金,是人才,是蓬勃推进的现代化都市建设,这种影响,好归好,却显得太过间接。

此外,说口碑好,太笼统。形象传播有更具体些的对象人群。比如说,文化人,专家,大半会说华阴老腔好。其他人呢?想要到文化部去获奖,送老腔去,应该是很好的选择。想让大学生说好,老腔的胜算不大。不久前,有个歌手唱“渭城朝雨浥轻尘”,古典,也现代,绝对陕西,也十分中国,各方面圆融无碍。我没有调查过,但相信不同背景的人,中老年人,年轻人,凡有点儿美学品味的,都会说好。

最不可取的是把轰动性看作口碑好。前几个月,网上,微信上大量出现图文并茂的西安的“摔碗酒”,传播范围广,速度快。这个的确有特色,叫好的人也不少,但我觉得它过于生猛,甚至粗鄙,迎合乃至强化了西安人的负面印象。

Q:

这一次事件中,许多陕西人也加入了“自黑”队伍,自揭其短,反而收获了很多好评,让许多网友认为西安还是有希望的城市,你怎么看待这种“自黑”或自我调侃的现象

A:

自信加幽默,应该点赞!大凡听到批评,来自其他群体批评,人的本能是自卫。不过,自卫的强度取决于对批评者动机的推测或预设,也取决于批评的着眼点杀伤力有多大。

比如,如果你预设我心怀敌意,我说你脸上有雀斑,你可能觉得愤慨,反击说我脸上的青春痘更难看。如果没这样的预设,你可能告诉我,好多社会视雀斑为可爱,或,问我知道什么方子能消除雀斑。

再如,如果你是学霸,从来考高分,我当众说你智商低,那不会杀伤你的自信,你可能会一笑置之。如果你腿有残疾,刚刚表白遭拒,我无意中说你一路跌跌撞撞,你八成要勃然大怒,因为伤害了你的自尊。两个条件中,预设别人的敌意最可能引发强烈反应。

面对外地人生冷硬倔的调侃,西安人的反应属于哪一类?至少,我们没有预设人家心怀敌意,没有觉得自信惨遭伤害,似乎,有些老乡还有打问药方的意思。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境界。

这种境界是不是表明西安的未来充满希望?我想说“是”,但知道不该妄言。前面讲过,历史变化有随机性,未来很难预测。心理学家和生理学家说了,自信且幽默对心,对身都大有好处,这还不够?

Q:

网络评价现在越来越重要,反而那些官方宣传片、宣传文章不再有煽动力,大家更看重个体的真实评价,城市形象就出现了很多不稳定性,我们建立城市形象时如何面对这种现象?

A:

据我所知,世界上互联网相对发达的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主流媒体的市场不断缩小,社交媒体正在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基本渠道。我们这一代是从书本、主流媒体移民到新媒体的,等到八零后、九零后、零零后这些新媒体的原住民占了人口的多数,社交媒体的影响力更会巨大无比。

不过,你的问题可能没有涉及舆论演变的本质。我们实验室最近做了一项研究,使用计算机程序模拟一个社会,里面有主流媒体、社交媒体和不同派别观点的公众。模拟的目的是观察社交媒体能否是带来社会舆论的对立和极端化。程序运行的初步结果表明,社交媒体未必一定带来不同观点对立。社会矛盾的凸显程度,老百姓对主流媒体的信任程度对舆论极化的影响更大。在大家不相信主流媒体的条件下,社交媒体才会带来派别观点的极端对立。

假如这个发现有一些现实解释力,官方通过主流手段传播城市形象,一定要考虑到对民众对媒体的信任问题,无信任,则无说服。

此外,在宣传内容和风格方面,首先考虑的应该是如何说服目标群体,而不要只是考虑上级夸奖。后者想得太多,宣传就成了政府报告,可能内容不错,但没有传播效果。

英国的BBC也是半官方的吧?它制作的历史、文化、地理片都很不错,有的还能打动人心,即便是在说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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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葛岩

上海交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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