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家务必知道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独立的学术是首先在中国出现的。学术是什么，就是做学问、学习，中国文明自一开始，就是学问式的、学习式的，也是学术式的。
《论语》的开篇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四书》之首是《大学》，更是专门讲如何去学习，即“格物、致知”。荀子专门写了一个《劝学篇》。后来的《三字经》：“人不学，不知义”。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这里的“思”其实就是学，就是“学”的一项重要职能。孔子也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讲的“学”、“思”合一。
在中国正式的、职业化的学术，是从孔子时代开始出现，而孔子就是最重要的代表，也可以称之为创始人。现代人一般将孔子称为儒家的创始人，教育的创始人。实质上，孔子还是独立的、职业化的学术的创始人。
这不是说，在孔子之前，中国就没有学问、学术，也是有的，但是并没有正式化、专业化、职业化，是和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没有独立的分离出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领域。
中国为什么在孔子的时代出现了学术的独立和职业化，原因有二。第一是文字的普及性应用，二是政治形态的变革。
尽管春秋之前，汉字就已经出现了，但是并没有真正应有于日常生活，而仅仅应用于祭祀的目的、宗教的目的，无论是商朝的甲骨文，还是西周的金文都是如此。甲骨文、金文的文字材料都是敬献给神的祭品，是写给神看的，不是写给人看的，因此非常难懂。因此，春秋之前，是没有书的。没有书，当然就没有读书人。
春秋战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此前的祭祀系统崩溃了，原本用于祭祀目的的文字，也开始脱离祭祀，而被应用于日常生活，记录思想、学问。于是书开始出现了。
现在关于书的历史，存在的一个最大误解是，认为在秦朝之前，中国就存在丰富的书籍，我们的经典也都记录在书籍之上，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对书籍系统进行了根本性的破坏。事实上，直至秦朝，中国并不存在成熟的书籍系统，秦始皇不能背这个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文字开始进行世俗化应用，但是，由于战乱频仍，成熟的书籍系统并未形成，导致很多思想内容，很多经典，依然以采用口耳相传的。
中国书籍系统的真正成熟是发生在两汉，两汉经学的主要贡献，就是对以“五经”为中心的经典系统进行文化化、书籍化，即把原本口耳相传的东西文字化、书面化。这也意味着“读书人”这一群体是两汉之后才可能有的。
春秋之后，中国出现学术专业化的，且第一个学术流派是儒家的另一个原因是，政治形态的变化。
中国不仅在春秋时期出现学术的专业化，而且第一个专业化的学术流派是儒家。孔子不仅是儒家的开创者，也是中国学术专业化的开创者，是诸子百家局面开创者，是诸子百家的第一人。
因此，中国的书籍系统成熟，实际就是儒家经典文字化、书面化的成熟，就是《五经》系统的成熟。
为什么中国的学术专业化就是儒家的专业化，就是儒家思想从社会实践中分离，而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业？原因就在于春秋所发生的“礼崩乐坏”，导致中国的政治形态出现重大变化。
春秋之前，中国的政治形态就是“学术式政治”，也是“儒家式政治”。政治家本身就是儒家学者。政治家执行的过程，就是一个学术过程，研究义理，并依据义理，为老百姓进行评理、断案，对来百姓进行教化、教育。
也就是说，春秋之前，中国的政治形态，是政治和学术一体化的，政治即学术，学术即政治。因此，春秋之前的政治形态，其实也是学术形态。
春秋之后，所发生的“礼崩乐坏”，让政治与学术出现了分离，导致这种分离的是，是政治中被混入了一个新的因素，就是以暴力、武力支撑的强迫专制因素。政治成为集权专制型政治。
集权专制与儒家学术是一对仇敌，将这一因素带进中国政治形态中去的，是法家文化。法家文化出现春秋时期，是通过北方游牧，从西亚的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所传入。
以集权专制为核心要素的法家思想在中国的实施，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作为一种外来的新文化，为何法家在西方的秦国找到最适合的土壤？原因很简单，因为秦国地处中国之边陲，蛮夷化比较严重。实施上，早期的秦国一直被视为蛮夷，而不属于华夏之列。法家文化从本质上来说，也是蛮夷文化，重利而轻义。东方六国，则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区，尤其是楚国的北部的黄淮平原地区，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区，与秦国的法家文化的冲突也更严重，因此《史记》中说：“亡秦必楚”。后来的反秦英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均来自这一文化区域。
从这个意义上说，楚秦之争，实质就是儒法之争，也是中西之争。
依赖法家文化，秦国迅速壮大，意味着法家思想适合秦国，是法家在秦国的成功。但是，秦国统一中国之后，短短十多年，便告崩溃，说明法家思想并不适合中国，是法家在中国的失败。
因此，到了汉武帝时，实施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现代人普遍将此举理解成思想专制，实在是对历史的无知。这里的“百家”，核心就是西来的法家，儒术则是中国固有的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因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实质内涵，就是抵制法家化，也是抵制西化、蛮夷化，而回归中国固有的文化。因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春秋以来持续遭遇当时西方文化的冲击的中国，所出现的一次伟大的文化回归和复兴。
当政治中混入了以武力为支撑的专制因素后，在中国固有的文化里，就失去了合法性。在专制因素无法吃的消除的情况下，必须引入儒家因素以获得合法性。这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和政治内涵所在。政治与学术再次绑定在一起，再次一体化。不过这次的一体化，已经不是春秋之前的彻底一体化，此时的儒学已经在学术上独立，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行业，是政治+儒学。
在汉武帝之后的中国政治形态而言，是“政治+儒学”式，两者的融合方式，可以用“儒体政用”来描述。这里的“政”就是指专制化的制度，因而是法家的。所以，“儒体政用”就是“儒体法用”。进一步，“儒”是中国固有的，“法”则是西来的。故而，“儒体法用”也是“中体西用”。
对汉以来的中国政治形态，近代以来，出现了一个颇为流行的说法，叫“外儒内法”，或者叫“阳儒阴法”。提出和追捧此类说观点的人，都是对中国文化缺乏真正了解的人。不是“外儒内法”，而是“儒体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