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墙小区的弊端显而易见，比如导致街区的商业和服务设施不足，街区丧失活力并存在安全隐患。2016年，国内曾经有过一次将封闭住宅小区转变为开放街区的讨论和实践，其后不了了之。随着“新冠”疫情的到来，围墙小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要继续存在下去。
那么，在从封闭到开放的这个漫长的过渡时期，我们能对那些光秃秃的围墙做点什么呢？
文 | 丘濂 吴思
围墙小区，
中国城市的
典型景色
走在北京的大型居住社区，很容易看到这样的景象：有围墙的住宅小区彼此相连。年代较早的小区多采用砖墙，新一些的小区则是“下围上透”的铁艺围栏。商业店铺多集中在路口的街角，以满足周围小区居民的日常需求。在这里漫步的感受经常是枯燥的，因为旁边除了车行道，就是连绵的围墙。这可以说是全国封闭小区建设的一个缩影。
为何封闭式的围墙小区会成为国内住宅形式的主流？如果从中国古代史来看，春秋战国与秦汉有“闾里”，隋唐时期有“里坊”。但随着工商业的兴盛，这样严格的管理制度在北宋时逐渐解体，城市居住空间的结构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下一次的封闭居住模式要数建国之后出现的单位制城市居住社区——单位大院。当时的城市功能重心是工业生产，而不是消费。单位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将生产和分配结合在一起的实体。一个单位大院里不仅有单位办公和生产用房，还有住宅楼、食堂、浴室、商店等生活用房，甚至还有自办的幼儿园和学校。可以说，几乎不用走出单位大院，就能解决全部需求。有统计显示，到1975年，城市劳动力的78.2%都工作和生活在封闭大院里。
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中的封闭大院场景
当市场经济兴起，带来了和住房、福利等一系列制度变革后，从前以单位为框架的社会生活，走向了以市场和社区为框架的社会生活。住宅开发的任务转到了私人开发商手里，购买商品房成为了新的选择。此时封闭小区并没有随着单位大院居住方式的瓦解而消失，反而变得更加盛行。从开发商的角度来讲，既然必须“谁开发，谁配套”，小区周边连带建设的花园绿地和休憩空间当然在封闭的情况下更方便管理；与此同时，商品化的住宅小区在80年代中期开始借鉴香港的物业管理体系，小区中引入物业公司收取物业费，这就更增加了小区的排他性。居民们也倾向用围墙的方式确定这块他们缴纳物业费的地盘，只供他们自己来用。
较新一点的小区采用“下围上透”的铁艺围栏
OPEN建筑事务所
安全性也是重要的考虑。转型时期社会流动性增强，当大量外地人口涌入城市，会让本来的城市居民形成一种不安全感，更倾向居住在“可防卫型社区”。一篇1996年刊登于《人民公安》上名叫《封闭小区好》的文章就提到了当时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对10个小区进行了封闭管理的试点。“一年来治安状况、公共秩序都有了明显改观。自行车丢失案件下降达91.5%；刑事案件发生3起，下降85%；穿插小区人员明显减少，商贩基本看不见；过去嘈杂、混乱的叫卖声消失了，代之是宁静祥和优美的生活居住环境。”
根据城市研究者宋伟轩梳理，从1991至2000年期间，上海将83%的居住小区以某种方式封闭起来，同期广东省封闭了54000 居民区。深圳2001 年持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楼盘里，封闭社区所占的比例高达95%。从2000年至2007年间，国内竣工房屋总面积达180亿平方米，平均每年形成上万个居住社区。从经济适用房到豪华别墅区，封闭式社区在城市改造和新建社区中的比例约占 80%。
封闭小区之外的景色单调，缺乏行走的乐趣
Du Lianyi
围墙封闭小区的弊端也很明显。单调的围墙必然让街道失去活力，而街道活力是和安全性相关的。正如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她那本书著名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说，必须要有一些眼睛盯着街道才能保证安全。街道两边的店铺、楼里住着的居民和熙熙攘攘的行人就是这些“街道眼”。围墙小区保证了里面居民的安全，却让外面的行人缺少了“街道眼”的注视。
另一问题则是交通的拥堵。由于围墙小区过多，道路无法从中穿过，这就造成了很多城市拥有宽阔的主干道，但却缺乏分流交通的“毛细血管”。对比纽约的街区，1平方公里有100多个路口，通常在国内的城市，1平方公里只有十多个路口。封闭小区割裂了城市肌理，降低了城市效率。因此，将封闭小区逐步改成开放式的街区，也是许多人想推动变革的方向。
打开小区：
尝试与妥协
早在2003年，建筑师李虎在斯蒂文·霍尔（Steven Holl）建筑事务所主持北京当代MOMA的项目设计时，他就想营造一个开放型的社区。开发商最初给的要求很明确，是要建造一个封闭起来的、只有单一功能的高端住宅区。
为了能让开发商重新考虑，李虎带着他们去参观他在纽约居住的“炮台公园城”（Battery Park City）。那是一片新规划出来的小区，没有小区围墙，只在每栋楼设门卫。“安全感从哪儿来？就是门卫制度。那里的门卫和每一个住户熟识，住户出门时可以放心把钥匙交给门卫保管。”李虎告诉我们。接着他又带开发商去当地的电影院看电影，他们心理更放松了。回来后，开发商便接受了李虎的提议，在MOMA里放入了酒店、书店、咖啡馆和电影院，这让它成为了北京第一个住宅混合商业的综合体。
然而之后的北京当代MOMA仍然有大门和围墙，“因为低工资的‘保安’模式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门卫，也是因为人们心理上的最后一道防线还在。”电影院等商业的存在，让这个昂贵的住宅小区依旧对普通人保持开放。李虎称这个安排电影院的策略，使得小区具有“被动的开放性”。这也是他在当时全国都在兴建封闭小区的背景下，一次大胆的尝试。
住宅混合商业的北京当代MOMA SHU he
2009年，李虎和建筑师黄文菁所创立的OPEN建筑事务所又发起了一次关于小区围墙的实验。小区围墙一般建在建筑用地的控制线之上，所以这个城市研究项目叫做“红线公园”。当时全国的普遍情况是人们缺乏活动的公园。就以北京中心城区为例，每2.8平方公里才有一个公园，纽约则是每0.16平方公里就有一个公园。于是李虎和黄文菁有了用小区围墙所占用的空间来改造成公园的想法。这种公园和传统定义的公园不一样，它是线性的，从城市的尺度，基地的占地是0平方米。用来搭建公园的元素都是可回收的、可变化的，也是经济的、互动的，更是通透的，可穿越的。比如可以用汽车轮胎做成秋千，将回收的水管组装成“水乐园”，多余的安全帽变成天然的花盆等等………OPEN建筑事务所联合设计师和小区居民共同设计了A到Z的26种红线公园的模式，又经过投票将其中的8个落实成真正的装置。这些装置参加了当年的展览，成为一种未来建设可参考的方案。
更重要的是，李虎和黄文菁想通过这个过程让公众意识到，传统的围墙城市被现代的开放城市所取代一定是将来的趋势。因为唯有将被围墙和大门私有化了的道路、景观和设施变为全体市民所共享，才能大大地提高城市的效率。“归根结底，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在资源有限的当今社会，以一种可持续性的方式共同生活在一起。”这种从封闭到开放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物理和心理层面的准备。红线公园就可以看作是转变路途中的一块踏脚石。
红线公园以装置的形式落地实践 OPEN建筑事务所
当红线公园再次被关注是2016年。在当年2月份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第十六条意见这样写道：“优化街区路网结构………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实现内部道路公共化，解决交通路网布局问题，促进土地节约利用。”这立刻引起了一些讨论、实践以及实践之后的再次反弹。
2017年投入使用的北京郭公庄一期公租房，在设计阶段就被定义为一个开放街区——不设围墙，内部道路连接市政道路、开放给社会车辆使用。但出于外部车辆涌入小区会增加安全事故的顾虑，入住一段时间后，居民开始对小区进行自发的调整。例如在小区出入口设置了路障，原本可供车辆通行的路口也被一排石墩挡住。而正因为外面的居民可以进入小区，附近的居民都过来利用这里的绿地遛狗和健身，小区的安保和保洁力量都需要投入翻倍，物业抱怨承受了很大压力。
没有围墙的北京郭公庄一期公租房 赵钿
其实，小区能实现开放街区的状态，是一系列因素相互配合的结果。对于曾经有围墙的小区，本身就不是按照开放街区来设计的，冒然拆掉围墙，就如李虎所说“仿佛一个人的衣服突然被扒掉了，在街上裸奔”。对于本身就按照开放街区来设计的住宅区域，通过社区营造的方式，能让居民形成的利益共同体，从而进行社区公共区域的自我管理也很重要，否则物业将不堪重负。
从一个居民见面都不会打招呼的社区，成长为一个人与人之间联结感很强的社区，这必然需要时间。要是期待住惯了封闭小区的居民，瞬间就能拥抱开放街区的生活，并不实际。
而随着“新冠”疫情的到来，围墙小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要继续存在下去，方便管控的需要。那么，在这个漫长的过渡时期，我们能对那些光秃秃的围墙做点什么呢？
围墙与活力，
能够兼得么？
在上海，一个对小区围墙重新进行设计和改造出色案例发生在浦东区的昌五小区。2018年上海拆违整治，把昌五小区沿边的违建店铺全部拆除，留下了一块条形的空地，并砌起一道围墙作为小区内外的区隔。居民们在墙外路边的树荫下打牌，是常能碰到的情景，因为对于这处老旧小区，无论内部还是周围都缺乏活动的空间。建筑师童明最初的想法是，将围墙所在的弧形狭长地带改为一个长廊，中间再串联起一些健身步道、乒乓球台和广场舞空间等等。但这个方案遭到了居民们的强烈反对——他们并不想紧邻住宅楼的地方成为一种公共空间，担心自己生活的私密性和安全性受到威胁。
昌里园折线形的围墙设计 梓耘斋建筑
最终童明决定，仍然用围墙保证小区的封闭状态，公共空间的营造则放在墙外的一侧来进行。苏州园林中的游廊对两边的空间有巧妙的整合作用，这给了他以启示。童明设计了一种波折形的围墙，这样的形状既能绕开小区里的房子，又能给外部提供拓展的口袋空间。墙用的透空花格砖，保证墙内外都能共享绿化景观，也尽量消解墙对城市空间的粗暴阻隔。墙的外侧就是游廊，在关键性的节点安排了可供居民休憩和活动的桌椅。
童明延续园林中的命名方式，将这条游廊称作“昌里园”。在这片公共活动空间极度缺乏的区域，昌里园很快就吸引了小区内外的居民进行使用。热闹的社区生活得以嵌入了有江南园林意境的线性墙园之中。人们在这里聊天和逗留，改变了以往只是沿墙快速通过的状态。
昌里园吸引小区内外的居民共同使用 田方方
那么，面对围墙小区附近商业普遍缺乏的问题，也能在不改变围墙封闭性的前提下，有解决的办法吗？以北京望京地区为观察对象，李虎和黄文菁看到这里的住宅小区中，有的住宅楼与围墙之间相距竟然达到几十米。城市规划中，会规定建筑要从用地红线退后的距离。但是像这样大的间隔，李虎和黄文菁推测是由于当年规划时，望京所在的地方还很荒僻，土地并不算稀缺所致。这动辄十几米甚至几十米的宽的空地，目前只是以景观来填充，实在有些可惜。
每个人的城市 第三集
《围墙商铺 | 有生活的街道》
因此李虎和黄文菁提出了“围墙商铺”的构想——选择合适的位置，局部地赋予围墙一个厚度，来形成不同面积和进深的空间。临街的一面打开，以容纳咖啡馆、书店、花店、便利店、宠物店等和日常生活关联紧密的不同业态。而面向小区的一侧则仍然封闭和连续，以保障小区的安全。因为要占用小区内部的空间，这必定牵涉居民的同意。李虎和黄文菁认为，这关系到小区生活的便利性，是可以逐渐达成共识的。为了规避噪音和污染等问题，餐馆和酒吧之类的业态也可以规定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围墙商铺设计策略 OPEN建筑事务所
他们认为，如果规划部门能给予这样围墙商铺的指标，只要有一定规则的引导，不用严格的管控，围墙便能根据供需关系，变化成生动而有趣的街道界面。OPEN建筑事务所位于北京的方家胡同，这条胡同的前后变迁引人思索——周围南锣鼓巷的过度商业化和五道营商业成功的辐射效应，让一些文艺青年将相对安静、租金低廉的方家胡同当成理想的创业场所。2017年之前，方家胡同有着各色创意小店，时髦青年、国际友人混杂着胡同居民形成了一种生气勃勃且丰富多元的生态。这一切，都随着对“开墙打洞”的整治戛然而止了。
围墙商铺让街道变得生动而有趣 OPEN建筑事务所
丹麦城市设计师扬·盖尔在《人性化的城市》中表达过一个观点：“人是为行走而生的。在街道行走的过程中，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逐渐展开。”人的行走速度大概是5公里每小时。那么以这样的观看速度来设计的城市，一定拥有着各种小型的空间和优美雅致的标识符号。它能让人拥有充满细节的体验，也就留下深刻的感官印象。有着形形色色店铺的街道，无疑就能带来更多行走的愉悦。也许不远的未来，无需专门到城中某地去逛街，这种愉悦的感觉在居住的小区附近走上一圈就能获得。
围墙商铺带来更多行走的愉悦 OPEN建筑事务所
话题互动
你怎样看待封闭小区的利弊？如果小区的围墙需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保留，你认为有什么样的改造方法，能让围墙周边更有活力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与我们分享！
关于OPEN建筑事务所“每个人的城市”的八个设计提案，
还可关注公众号“OPEN建筑事务所”获得更多信息。
“每个人的城市”是三联人文城市与OPEN建筑事务所联合打造的系列专题报道。它以OPEN发起的同名城市研究与设计项目为基础，旨在通过“以空补缺”的策略，想象更美好的城市未来。这里的“空”既包括有城市中的剩余空间，又有利用率不佳的低效空间。简而言之，就是城市里蕴藏的一切机会和希望；这里的“缺”则是人们各种未被满足的需求，有最基本的关于居住和日常生活尊严的需求，也有对美好精神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这些需求是否能得到回应，关乎每个人在城市生活的幸福。
联合发起
三联人文城市
三联人文城市由《三联生活周刊》创立，以2020年首次发起主办的三联人文城市奖评选为起点，在中国城市化处在从量变到质变的节点上，探索城市与我们生活的密切关联。
OPEN是一家国际知名建筑事务所，由李虎和黄文菁创立于纽约，2008年建立北京工作室。主要作品包括：UCCA沙丘美术馆、上海油罐艺术中心、深圳坪山大剧院、山谷音乐厅等。
OPEN建筑事务所
出品方：三联人文城市 X OPEN建筑事务所
联合监制：贾冬婷、李虎、黄文菁
项目统筹：俞冰如、陈诚
内容传播：丘濂、吴思、高一丁、高敏
设计提案：曹梦醒、韩宇、刘雨阳、刘雨梦、林伊侬、刘炫育、徐嘉悦、魏子皓、陶伟杰、邵玲芳、杨姁
视频制作：OPEN建筑事务所
视觉设计：FUZZY HUG
点击进入三联人文城市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