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學術是「義利之學」，而科學僅僅是「利學」

在現代的中國，科學已經成為學術的標準，認為一切的知識和學術都應該納入科學的框架。不符合科學的，無法納入科學框架和系統的知識，都是非科學的，也都是壞的、落後的、迷信的。

中國傳統學術，就與科學的標準不相符，也無法納入科學的框架，因此，被認為是壞的、落後的，應該被淘汰。

事實上，從整體上、根本上看，科學是一套畸形的、殘缺的知識體系，而中國的傳統學術，才是健全的、完備的知識體系。中國傳統學術就是整體性的學術體系，而科學則是局部性學術體系。這樣，從容納性來說，中國傳統學術的容納性要高，而科學的容納性要低。中國傳統學術是個大盒子，科學則是一個小盒子。

所以，科學不具備充當學術體系標準的能力，中國傳統學術才有。科學無法容納中國傳統學術，也不可能將中國學術塞入科學的框架之中。而中國傳統學術則可以容納科學。當然，當把科學補充進中國傳統學術的框架之後，可以使得中國學術體系更豐滿。

科學，從形式上及中文概念上來看，是個分科之學，任何問題、任何領域，都可成為一個學科，這樣就顯得科學是具備無限的包容性。但是，從中國傳統學術的分類標準看，科學儘管在形式上可以無限分科，但是究其實質，科學僅僅是「利學」，而沒有「義學」；僅僅是「物學」，而沒有「心學」；僅僅是「文學」，而沒有「道學」；僅僅是「用學」而沒有「體學」。

中國傳統學術的軸心是「義利」之辯，「心物之辯」，「道文」之辯，「體用」之辯，中國傳統學術也可以直接稱為「義利之學」，「心物之學」，「道文之學」，「體用之學」，既有義，也有利，既有心，也有物，既有文，也有道，既有體，也有用。

而科學則僅有「利」，僅有「物」，僅有「文」，僅有「用」，是有利而無義，有物而無心，有文而無道，有用而無體，是「利學」、「物學」、「文學」、「用學」。

既然中國傳統學術「義利」兼備，「心物」兼備，「文道」兼備，「體用」兼備，而科學有利無義，有物無心，有文無道，有用無體，那麼中國傳統學術的框架就是健全的，而科學的框架就是殘缺的。

中國傳統學術中的「義利」之辯、「心物之辯」、「道文」之辯、「體用」之辯，這四組辯題的實質是一樣的，只是側重有所不同。「義」就是「心」，就是「道」，就是「體」；「利」就是就是「物」，就是「文」，就是「用」。

「義利」的「義」，有兩個側重。一個是個人的正確的判斷和選擇，選擇合理合宜的行為。因此，「義」的一個重要解讀是「義者，宜也」。第二個側重是，「義」是支撐良好社會秩序的基石，即是正義。

「利」則是基於「義」所選擇的具體行為，針對和結合實際情況，所做出的最有利的選擇。

「心物」之辯中，更在強調「心」的思維主體作用，強調維護「心」的自由和獨立，不讓其沉溺於「物」，受制於「物」。「物」是心的思考、判斷和選擇的結果。「心」是思考、判斷和選擇功能本身，但是思考、判斷和選擇一旦形成結果，這個結果就脫離了心，而成為「物」了。

「心」是對人類一切思維和認知活動抽象總結，因此，「心」的存在是邏輯上的、功能上的，也是軟體上的、虛擬的。「心」是虛擬的思維認知器官，是一切思考認知活動的發出者。既然「心」是虛擬的，是抽象總結，就與任何具體的生理器官無關，無心臟和大腦無關。心臟和大腦是硬體，「心」是軟體。

「物」則是心發揮其思維認知功能所形成結果。人類所感知的「物」，都是心所思考感知的結果。「心」是思考認知功能本身，但是心的思考認知活動一旦形成結果，這個結果便脫離了心，不再是心，而是「物」了。因此，人類所能夠感知到的一切的物，都是心的思考認知結果，其存在也都經過心的賦予，包括形態、價值和意義。

因此，中國傳統學術中的「物」，其對立面是心，是思考認知活動本身，是思考認知主體，在現代看來，其範疇是非常廣泛，涵蓋現代學術中的具象之物和抽象之物，物理之物和精神之物，宗教的神和神學是物，一切的思想和理論理念也都是物。

概而言之，現代西方哲學中的「唯心」和「唯物」都是「物」，所謂的「唯心」，並非真正的中國傳統學術意義上的心，而都是精神之物。

「道文」之辯的典型表述是「文以載道」。 「文以載道」的直接含義是寫文章是表達道義、道理，但是這種思想是根源於一個更古老的思想：人的行為要符合和呈現道義。「文」這個字的最初含義，既非指文章，也非指文字，而是指代人的一切外在行為，外在表現，包括個人層面和社會層面。

「道文」之辯所強調的是，人的外在行為，包括社會的外在制度表現，是有著內在支撐的，這個支撐就是「道」，也是「義」、「心」，「道」、「義」、「心」也都是「體」，而「文」、「物」、「利」又都是「用」。「體用」之辯就是專門強調主體、本體，維護本體的獨立自由地位，不讓其沉溺於用，受制於用。

其實，不僅僅科學是「利學」、「物學」、「文學」、「用學」，有利無義，有物無心，有用無體，西方文明的一切思想學術，也都是如此。這裡的西方是廣義的，指的中國之外一切人類文明。人類文明是一分為二，中國和西方。

現代之前，更準確地說是科學成為主流信仰之前，這是19世紀中期的事，西方文明的學術和思想就是宗教，包括多神教和一神教，以及為之服務的哲學。一切宗教也都是「利學」、「物學」、「文學」、「用學」，科學是在宗教的基礎上發展而來，依然是「利學」、「物學」、「文學」、「用學」。

在宗教中，神是世界創造者和支撐者，也是知識之源，人對神只能去信仰和服從。人之所以要信仰和服從神，就是從神那裡換取恩賜，或缺利益，包括物質利益和知識利益。因此人神關係本質上是利益關係，在猶太教中，甚至乾脆說上帝和人之間是契約關係，《聖經》就是約書，即上帝與人世間所簽訂的合同。上帝承諾，只要人信仰和服從自己，就會給人類一切的利益好處。

宗教不僅是「利學」，也是「物學」，因為宗教中不承認人的獨立的思考、判斷、選擇功能，這實際上就否定心的獨立存在，是無心的。一切神、神學，究其實質，不過是人心思考的結果，是「物」。但是，宗教卻將這種「物」當成絕對權威實體，對人構成絕對約束。

科學原本是哲學，是宗教的附屬物，服務於宗教。19世紀中期以前都是如此。因此，牛頓時代科學，與愛因斯坦時代的科學是不同的。牛頓時代科學，不講實用，不關注科學所能夠帶來的物質利益，而只關注科學的宗教利益，即對神的發現，對神的智慧的發現。愛因斯坦時代科學，則更專注實際的物質利益，而不再關注宗教利益。此時上帝已經被打倒，宗教已經被拋棄，至少邊緣化了。

但是，從牛頓道愛因斯坦，科學的「利學」屬性則是一以貫之的。

儘管中國傳統學術，兼講「義利」、「心物」、「道文」、「體用」，講「利者，義之和」，「心物不二」，「文以載道」，「即體即用」，但是卻是重義輕利、舍利取義的，是重心輕物的，重體輕用的，重道輕文的。這導致中國的傳統學術的中心是「義」、「心」、「道」、「體」，對「利」、「物」、「文」、「用」儘管不否定，但是卻不怎麼講。

因此，在中國的歷史上，就不斷地引入西學，以補充和豐滿自己的「利」、「物」、「文」、「用」的部分，近代以來科學的東傳，只是這一過程的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