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明的核心特徵就是「文以載道」。中國經濟屬於中國文明的範疇，是中國文明的發展和延續，因此，中國經濟模式的核心特徵依然是「文以載道」。經濟就是文，或者文的新形態，支撐其發展的，就是道。或者說經濟中是包含著道的，中國的經濟是「有道經濟」。
西方文明的核心特徵則是有文而無道，是無道的文明，根植於西方文明的西方經濟模式，也是有文無道的，是「無道經濟」。因此，從根本上來說，中西文明之間的衝突，中國經濟模式與西方經濟模式之間衝突，就是「有道」和「無道」之間的衝突。這也是當下中美衝突的實質內涵。
這裡邊最重要的問題是，為什麼說中國文明的核心特徵是「文以載道」？再一個問題就是，為何說經濟也是文？
現代人把「文以載道」的「文」理解成文章，因此「文以載道」也就成為一個「作文」問題、「文學」問題，其實，這個「文」的含義，遠比「文章」宏闊、深遠。
之所以說「文」比文章更宏闊，因為其含義，實際上可以指一切的人類的外在行為表現，包括個人層面和社會層面的，主要是社會層面的，可以包括一切社會現象，一切文明現象。因此，就這一義項來說，「文」與現代漢語中的「文明」一詞非常接近。
在「文質彬彬」這個成語中，「文」就是指個人層面的外在行為，外在表現，「質」則是指個人的心理內在，就是後來說說的「心」和「性」，或者合稱「心性」。因此「文質彬彬」的意思是說，一個人的外在表現能夠恰當地表達其真實內心，不虛假、不誇張、不掩蓋、不委屈。
「文質彬彬」出自《論語·雍也篇》，整句話是：「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質勝文」就是太直接地去表達自己的真實想法，而不可以恰當的方式，非常直白、質樸、粗野；「文勝質」則是過多甚至僅僅關注外在的表達方式、外在的行為，而卻疏於確認自己的真實內心，這樣導致其行為非常機械、教條、浮誇、迷信、虛偽。
「文」遠比「文章」深遠是說，從歷史發展來看，「文」的概念的出現，甚至「文」這個字的出現，都遠比「文章」的出現早的多。
「文章」是由單個的文字所組合而成，因此，文章的出現是以文字的出現為前提。 中國文字的最早形態是甲骨文，出現在商朝。但是，商周時期的甲骨文和金文，都不是成熟的文字，都不能獨立地去長篇幅地表達語言，因此當時並不存在文章。文章的出現要到春秋之後。
春秋戰國期間所發生的「禮崩樂壞」是一場社會大變革，其中就包括文字的大變革，由甲骨文、金文變革成文言文。 文言文才是成熟的文字形態，才可以獨立的長篇幅地去表達語言，此時「文章」才開始出現。但是，文章的真正成熟要到兩漢時期，其大規模普及要到東漢蔡倫發明紙之後。
「文」這個字在甲骨文時期已經存在，不過，那時既沒有文章的概念，也沒有「字」的概念，這意味著對甲骨文「文」來說，其義項中既沒有文章，也沒有文字。
「字」的本義是在家中生育漢字，其義項都與婚嫁孕育有關，直至秦漢時期，才開用「字」去指稱文字。也就是說，「字」概念要晚至秦漢時期才得以成熟。
那麼甲骨文「文」的義項是指什麼？我此前已經對甲骨文「文」的字形進行專門解讀。「文」是個典型的契約文字，其字形來自春秋之前主導中國的契約機制。春秋之前，中國是一個契約社會，社會秩序主要是靠契約來維持，包括結繩和書契。甲骨文「文」就是對契約機制的整體概括和描述。
一方面，結繩和書契都是契約符號，或者更直接地說，都是符號。「符」這個字本身就是來自書契，指代書契。在春秋之前，符號和契約是等價的，符號就是契約，契約就是符號。因此，甲骨文「文」的重要義項之一就是指代符號，也是指代契約。
另一方面，「文」有指代人的契約行為。在春秋之前的契約機制中，契約的簽訂和執行完全基於雙方之間的自願，而這種自願則又基於雙方以「誠」為基礎的共識、公意。因此，契約行為的關鍵就是雙方共同協商，取得共識，然後對這種共識進行執行。
在中國文明的語境中，共識、公意就是「道」、「理」、「義」、「義理」、「道義」。因為「文」是基於共識、公意的，那麼「文」就是基於「道」的，或者說是「文以載道」的。
也就是說，「文以載道」並非說，「文」、「道」是分離的兩個東西，而是文道不二的、文道合一的一個東西。
契約關係是二人關係，聯結著個人與社會，既個人的行為規範，也是整個社會秩序的基本單元和基石。後來孔子將這種契約關係用「仁」字來概括。「仁」就是二人關係，既可以指代個人層面的仁愛，也可以指社會層面的仁政。
因此，「文」就可以可以從契約行為而擴展至整體的人的外在行為，包括個人層面的，以及社會層面的。
這樣，契約和「文-道」，就是中國文明最深層、最內核、最原始的東西，也是最永恆的東西。「文-道」之辯與「心-物」之辯是一回事，「文」就是「物」，「心」就是「道」。
經濟，後者發展經濟，也是人的外在行為，包括個人層面以及社會層面，因此也屬於「文」的範疇，「物」的範疇，經濟就是文，經濟就是物。那麼經濟之文，經濟之物也是「文以載道」的「心物合一」的。
經濟之文中所載的道，就是人們的共識性的意，就是民意。經濟中所包含的心，就是民心。這裡的民心民意的表達，也是道的表達，是契約式的、協商式的。這意味著中國的經濟模式是文的，也是契約式的、協商式的。
由於西方文明缺乏文以載道、心物合一的傳統，因此，西方經濟的模式就不是文以載道的，不是心物合一的，這導致西方經濟模式中，沒有道，沒有共識性的民意，也在根本上沒有契約式的協商，而是以資產、財產為本位，以所謂的市場機制為本位，個人和社會完全服從於資本、資產，完全服從於市場機制。
而中國的經濟模式則是以道為本，以心為本，不是人服從於資產、資本，是資本、資產的奴隸，而是資本、資產為民心民意服務，受民心民意支配。同時，人也不是機械化的市場機制的服從者，而是契約式的協商。
當然，由於深受西方的影響，現在的中國經濟模式也在相當程度上西化了，因此具備了一定程度的西方經濟模式的屬性，但是在根本上，是文以載道的、心物合一的。而且，隨著中國實力的進一步增強、文化自信的迅速提升，文以載道、心物合一的屬性將更加突出和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