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風知勁草，大潮退去才知誰在裸泳。此次空前的瘟疫，對當前的中國已經構成空前的壓力，而這種壓力則對相關各方的成色進行了一場真刀實槍的檢測。誰是英雄勁草，誰是草包裸泳者一目了然。
戰「疫」依然在繼續，這場對中國社會的大檢測依然在繼續。就目前的情況看，以鍾南山、李蘭娟等領銜的醫護人員經受住了檢測，是勁草，是英雄，但是國家疾控中心、武漢病毒所相關的科學家們則未能通過檢測。
通過這次疫情檢測，這些科學家的行為所暴露出的最嚴重的問題，倒不在專業能力上，當然專業能力可能也有問題，而是在道德品行上。
這些被國家給與極高地位和豐厚待遇的科學家們，卻對國家利益、人民的疾苦毫不關心，麻木不仁。大疫當前，不去積極研判疫情，尋找有效的防控辦法，反而去搶數據，跑到外國的期刊上發論文。面對公眾的質疑和指責，不但沒有絲毫悔意，反而氣急敗壞，潑婦罵街。更有甚者，堂堂的正廳級的科研機構居然成為裙帶關係籌碼。
為此，在舉國抗疫的關鍵時期，科技部甚至不得不發文勸誡：「各項目承擔單位及科研人員要堅持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戰勝疫情中，在疫情防控任務完成之前，不應將精力放在論文發表上」；「 要樹立大局觀念，增強社會責任感，主動擔當作為，以『功成不在我』的胸襟，發揮集智攻關、團隊協作的優良傳統，及時匯交研究過程中產生的涉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實驗數據」。
科技部文件似乎只是揭開中國科學界敗德之冰山一角。從這次疫情看，科學家的道德敗壞、「德不配位」已經嚴重危及國家安全，已經不是個人問題、局部問題，而是國家問題、系統問題。在這種局面下，科學職位選拔上的品德、品行考核問題在輿論中凸顯。
這就涉及到文明發展史上，也是在學術史上一個深層而根本的問題：道德與科學關係的問題。
而關於對道德與科學關係的認知，現代的學術界是很成問題的。這些問題包括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 現代學術道德、科學這些概念，極其相互關係的認知，都是基於西方文明的，尤其是基於近現代西歐文明，或者說，是站在西方文明的參照系中來看待這些問題的，以西方文化的標準來評判這些問題的。中國文明的參照系，中國文化的標準則被武斷地排除在外。
就中國而言，甲午戰爭之後，尤其是民國之後，就開始徹底否定中國自身的文化，認為其是落後的、過時的，理應和註定被淘汰。最著名的口號就是魯迅的「不讀線裝書」、中國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在這個局面之下，中國的學術系統開系統性地引入西方學術，導致中國當下的學習系統在範式上是西方的，在學術和文化的評價標準上，也自然選用了西方參照系和西方標準。
第二個層面是，在西方內部，或者更精確在現代的歐美，在對道德與科學關係的認知上，則是以後來出現的科學意識形態為參照系和標準，而武斷地將基督教排除在外。
事實上，科學意識形態的形成，是19世界中期的事。這個過程中的標誌性事件就是「發現」進化論的達爾文與教會的大辯論，達爾文聲稱人是由猴子逐漸進化而來，是「客觀」、「科學」的進化率創造了人類，極力否定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說。
現代文明、現代學術的核心和基石就是科學意識形態，科學意識形態成為現代西方的主流意識形態，當民國時期中國系統性引入西學之後，科學意識也成為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事實上，科學意識形態在西方和中國的出現的時滯是非常短的，相差不過幾十年。
在西歐，科學意識形態是在否定基督教的基礎上才得以產生，是砸爛上帝後的產物。因此，科學意識形態就認為，包括基督教在內的宗教是落後的。而基督教則是西歐的傳統，科學則代表現代，這樣就形成傳統落後，現代先進的觀念。
西方，直至一神教的出現，才有了個人道德的觀念。上帝是道義、正義的承載者，是「神以載道」，人本來沒有道義，是沒有道德的罪人，但是，通過信仰上帝，就可以獲得道義、正義，從而可以擁有道德，成為一個「義人」、「善人」。這是一神教的核心要義所在，基督教稱之為「因信稱義」。
在一神教中，道德就是對神的信仰，這種信仰不僅可以為個人提供心靈的動力和歸屬，而且也是整個社會秩序的基石。
總之，宗教問題就是道德問題，道德就是對神的信仰，就是信神，沒有信仰、不信神，就是沒有道德。
現代的以唯物主義為基礎的科學，之所以要反對宗教，原因在於，基督教的形上學性，認為全知全能的上帝是一切知識的起源，因此，學習知識就是對神進行信仰，而不是對經驗的學習。即基督教是否定現世的，否定對經驗的學習。而科學則是基於現世的，基於對經驗的學習的，尤其是基於「實驗」。
毫無疑問，在一神教中，對上帝進行形而上的神話性虛構，是其敗筆，但是，這絕非意味其一無是處，而是包含著極為最重要極為寶貴的東西，就是道義、道德本身。
事實上，是可以按中國「文以載道」、「以神道設教」的思維和原理，對基督教的上帝進行分解、分離的。
「以神道設教」來自《周易》「觀卦」，「觀」有兩個主要義項，一個是自己去觀察，另一個則是設計、陳列東西讓別人去觀察。三代時期的祭祀禮儀，也屬於宗教制度，就是後一義項的「觀」。在位者設計出來，以給老百姓觀看。而給老百姓觀看的目的，則是對其進行教化。即將禮樂制度當成教化、教育的手段。這就是「以神道設教」。
也就是說，中國的古人很明白，宗教的神學設計，只不過是一種教化工具，讓老百姓明白其中的道理。因此可以說是「神以載道」，也是「文以載道」。「神」其實就是一種「文」。
這樣一神教的神，就包括兩個部分：文的部分和道的部分。文的部分就是神學設計，包括神靈的形態，是神學的、神話的，也是形而上的，當然也是虛構的、虛設的。道的部分就是道義、正義，也是中國儒家所講的「義理」。
如果對神做出這樣的分解、分離，就可以發現，在神的兩個構成部分中，作為載道工具的神學設計部分，是迷信的、錯誤的、落後的，也可以說是騙人的。但是，對於道義本身、義理本身，則是正確的，而且是彌足珍貴的。
因此，對基督教就不能全盤否定，而只能否定其神學的部分，而應該保留下其道義、道德的部分。
但是遺憾的是，以唯物主義為基礎的現代科學，卻將上帝、將基督教徹底、全盤地否定了，不僅否定了其迷信的神學部分，而且否定了其中的道義、道德部分。
這樣，科學意識形態的出現，不僅是一個去宗教化、去迷信化的過程，而且是一個去道義化、去道德化的過程。即科學是「無道」、「無德」的，是「不道」、「缺德」的。
科學之所以反對和否定道義、道德，其根源是，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中，道義、道德一定是與宗教綁定在一起的，一定是和神綁定在一起的，要反對迷信，就必須否定虛構的神，而要否東虛構的神，也必須連道義、道德一起否定。
也就是說，在西方文明的背景下，無法做到對神進行「文以載道」式的分解分離，因為西方文明缺乏「文以載道」思維，沒有能力理解這一點。之所以如此，原因又在於，西方文明未能出現中國一樣的獨立的「道義」、「義理」的概念，獨立的「心性」概念，道義、義理的獨立源自心性的獨立，道義、義理不過是人心的基本屬性。這就是宋明理學所說的「心即理」、「性即理」。
人心是人的思考認知器官，也是虛擬的、抽象的，是對人的思考認知活動的抽象。這就是孟子說的：「心之官則思」。在具體表現上，道義、道理也就表現是人的共識性意念、意志。即孟子所說的「心之同然」。
總之在中國傳統看來，道義、義理不是外在於人心的，而是內在於人心的，而且是生而有之的，是「不學而知」、「不學而能」的「良知良能」。
人要獲得對道義、義理的認知，就不是向外索求，不是從外向內地注入知識，而是認識和體悟自己的內心。因此《大學》「八條目」前四條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關鍵在於「誠意」，就是認知、體悟自己內心深處的最真實的想法，排除一切的外在干擾。
也就是說，儒家認為，認知道義、義理，是通過學習來實現，而這個學習的過程，恰恰是通過做事、事件來體悟自己內心最真實的想法，即「誠意」。
「格物」就是做事，就是通過經驗積累，在經驗中感悟、體悟，相當於科學系統中的「實驗」。
儒家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而儒家學術的核心也是道義、道德，從實質上來說，與一神教是一致的。只是，比一神教「高級」和「先進」的是，儒家的道義、道德是以真實的心性為基礎，以現世的經驗為基礎，而一神教則是以虛構的神靈為基礎，以虛構的來世和天堂為基礎。
但是，在民國之後，中國在日本的誤導下，而以傳統的儒家學說為落後，以科學為先進，從而謳歌科學，而踐踏儒學，踐踏道義和道德。日本則是受到了西歐的誤導，因為現代的西歐就是謳歌科學，踐踏基督教，踐踏道義和道德，而認為要引入科學，也必須踐踏道義和道德，而當時日本的道德形態則是儒學的，而非基督教的。這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發生的事。
由於科學是反道義、道德的，其本身也是缺失道義、道德的，而是純粹的利益。這個利益是廣義上的，不僅僅是物質利益，也包括確定性的數理的、物理的、化學的效果。追求物質利益是求利，追求某種數理的、物理的、化學的效果也是求利。在這個意義上，科學其實就是「利學」。
從整個人類歷史來看，從人性來看，人類生活的重心不是「利」，而是「義」。「義利」之辯是中國文化的軸心，合理的「義利」關係應該是「義本利末」、「義體利用」，重義輕利。
既然道義、道德應該是人類社會的核心、重心，這就意味著確實道義、道德的科學，是不可以獨立存在的，不可以獨立支撐社會的運行的。必須有另外一種能夠提供道義、道德的系統存在。
所以，自19世紀中期科學在歐美逐漸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以來，以及自20世紀初期科學在中國逐漸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以來，儘管科學是主流的意識形態，也努力地反對道義、道德，在歐美是反對基督教，在中國是反對儒家，但是，卻沒有能力真正將其消滅，基督教依然普遍地存在，而儒家的基本原則也依然在中國堅實地存在。
在歐美基督教依然是民間的主要信仰，而在中國，儒家的實際的社會實踐中被貫徹著，包括解決實踐和政治實踐。
這樣，當今世界的社會，無論歐美，還是中國，實際上被割裂為兩個部分：學術界和實踐界。在學術界，所信仰的是科學，反對和排斥道義和道德，也是「無道」和「缺德」的，而實踐界，則是繼續奉行基督教和儒家的基本原則，尊重道義和道德，是「有道」和「有德」的。
在學術界中，那些極端主義著，那些與社會實踐想脫離者，就成為徹頭徹尾的「科學主義」者，成為唯利是圖者，成為道德敗壞、麻木不仁的無道無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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