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農業生產、農民生活水平均有顯著提高。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的幾年時間內（20世紀80年代上半期），中國農業生產呈現快速發展，達到年增長5%—6%的升幅。舒爾茨指出中國農業快速增長來自於「去集體化」，激發了自由市場家庭農業生產積極性（黃宗智，2000）。
將勞動力從低效的集體農場解放出來，給予家庭為基本單位農業生產單元以產權邊界界定清晰的土地資源與其他生產資料，通過實施富有效率和具有激勵效應的家庭承包責任制政策，極大地激發了農業生產熱情，使農戶家庭在獲取其勞作能力邊際報酬全部的同時，最大限度地節約勞動監督成本（林毅夫，1994）
在這一農業發展「黃金時期」內，農民收入伴隨著農業生產的提高而增加，農民基本實現了溫飽（1984年農民人均收入為355元，比1978年增加1.65倍，年均增幅達17.63%）。同時，城鄉差距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出現縮小，1978年至1985年間，農民收入與消費的增長為169%和94%，遠高於城鎮居民收入與消費水平增幅98%和47%（城鄉收入比從1978年的2.57∶1下降為1.86∶1，消費比也同步下降，由2.93∶1減為2.31∶1）。
表1.1 1979—1984年中國農業生產總值指數與農民收入
資料來源於歷年《中國統計年鑑》與《新中國55年統計資料彙編》的相關數據計算而得。
然而，隨著農業制度激勵效應的逐漸衰退，過密性農業的弊端也逐漸顯露。高度細碎化與追求公平為目的的土地劃分，使得資本與技術等新生產要素難以在高度分散化的土地上獲得足夠的利潤回報空間，農業難以實現資本有效深化。同時，高度分散且細小的土地（承包田與責任田），單純通過土地上的勞作已經難以承擔起家庭致富與增收的重擔，農民家庭占有的細碎化農田被迫淪為一種經濟保險與生存的最低保障，農戶家庭無意通過投資農業來擴大生產。嚴重倒掛的土地/人口比重，使得農業家庭為基本耕作單位無法按照需要來調整其既定的勞動力從而達到勞動與土地的最佳配置。只要農業邊際產出仍能維持家庭生存，家庭農場就會不斷投入勞動力，直至其邊際產出趨近於零（恰亞諾夫，1996; Lipton,1968）。試圖藉助以低廉價格的農業勞動力投入來析出資本的傳統農業耕作方式，將無法完成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躍遷的「驚險一躍」。
一、農村勞動力剩餘與生產方式的不協調
農業勞動生產率的無法提高，與農村勞動力兼業現象與農村隱形失業現象相伴生。1985年—2008年期間，農村人口出現先揚後抑的發展態勢，1995年農村人口達到最大值8.5947億，隨後逐漸下降，2008年農村人口為7.2135億，降幅10.67%；而農村非農就業人口則表現為與城鄉非農就業總人口同樣的上升趨勢，其中1978年農村非農就業人數僅為0.6979億人，而2008年則為1.8231億人，增幅達到161.23%；在這期間，鄉鎮企業發展、城市化進程的加劇以及中國城市經濟（第二、三產業）的蓬勃發展，吸引著大量農村青壯年勞力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就業。傳統農業勞作時間短，農田規模過小都使得實際農業從業人員存在大量的隱性失業現象，農業從業人員通過農業兼業與非農兼業來保障家庭收入穩定就成為農業勞動力的必然選擇。
圖1.1 農村勞動力與農業非農就業人數示意圖
（數據來自於歷年《中國統計年鑑》與《新中國55年統計資料彙編》相關數據並加以整理）
改革開放30年以來，農村實際從事農業勞動的勞動力人數在1978年2.318億人的基礎上，出現了3次勞動力增長的高峰期，分別為1984年的3.169億、1991年的3.418億和2001年3.4812億人，其後則呈現緩慢下降。截至2008年農村實際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人數為2.9039億人。圖1.2的農業勞動力與城鄉非農就業情況顯示，由於計劃生育政策，農村人口在經歷了1995年的8.5947億人峰值後，呈現逐漸下降趨勢[插圖]；而農村中非農就業人口呈現出單調上升趨勢（由1985年的0.6979億人上漲到2008年的1.8231億人，增長接近161.22%）。
圖1.2 農業勞動力就業與高端產業發展示意圖
然而研究發現，雖然城鄉非農就業人口也同樣呈現出單調上漲的升勢，但實際身處農村從事農業勞作的人數並未出現很大的減少[插圖]，這意味著現代中國小農以家庭為單元的細碎化農業生產方式，實際起到了農民社會保障作用，年輕勞力通過非農化生產進入城鎮來獲得收入，而缺乏年齡優勢與技術優勢的中老年農民從事農業勞作，周而復始，使得整個「就業池」中農業勞作者人數保持穩定。因此基於統計數據得出的結果與我們普遍的認識正好相反，真實的農業勞動並沒有出現明顯向城鎮非農產業分流。
二、實現農村剩餘勞動力有效吸納的關鍵環節
現有的農業生產方式難以有效提升農業生產效率的實施。「一家一戶式」小農生產方式對於農業的貢獻基本上是維持家庭經營。而農戶的家庭盈利主要來自於農戶非農就業的收入[插圖]。以小農戶家庭經營為基礎，通過兼業方式可以保證整個家庭收益最大化，但是對於這個農業生產的創新與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升並無幫助。
農業生產方式的落後，或者說農業生產組織形態的落後，引致了農業產能無法提高，當農業生產獲利下降，更多的農村精英向外遷移遠離鄉村。而鄉村社會也是因為缺乏可以引領當地農業進行農業產業創新與實施有效農業資本深化的主導力量而走向衰弱。農村社區青壯年的外出打工造成的村莊「空心化」、農村准公共產品的建設供給嚴重不足以及農村社區文化「荒漠化」都與農業發展缺乏發展牽引力，缺少吸引農村精英投身農業建設的發展平台有關。
在當前中國，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劇，普遍認為發展農業唯一的出路就是減少農民；通過第二、三產業的發展來吸納農業剩餘勞動力，從而形成農業規模化生產，達到農村建設有序。然而，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建設並非一蹴而就的易事。
試圖以強制性制度變遷方式，以土地換城市最低生存保障將農業剩餘勞動力向城市轉移，而不考慮現有的土地制度與農民的生存狀況，只會造就游離於城市邊緣的「貧民窟」的大量出現。南美國家的農業規模化經營與城市化進程的雙重壓力，使得大量失地農民流離失所淪為城市遊民，其集聚區則形成貧民窟。大量貧民窟的出現使得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劇，城市環境與治安狀況嚴重惡化（溫鐵軍，2009）。南美農地流轉與勞動力非農轉移的失敗教訓值得我們深思。
在此，研究提出農村剩餘勞動的有效轉移來自於三重力量的共同牽引：遠期目標是通過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來形成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中期目標是通過小城鎮建設，形成涉農第三產業集聚區，帶動農業剩餘勞動力向小城鎮轉移；近期則是通過農業生產方式創新，實現農業勞動力的就地吸納。通過農業生產方式的創新，尋找到一條兼顧勞動力就業與資本深化的農村適度規模化發展，通過「精細化」高效農業方式來加大單位種植面積勞動強度的方式實現農村剩餘勞動力就地吸納，為我國的工業化贏得發展時間，這樣的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山東壽光蔬菜大棚種植基地、山東蓬萊葡萄種植基地以及荷蘭的花卉產業與溫室蔬菜種植等精細化農業發展成功案例證實了通過發展高端農業，同樣能實現農業勞動力的有效吸納。
因此，通過農業產業方式創新，以高效農業生產來帶動農業的產能提高，勞動力就業就成為短期內解決農村勞動力剩餘的突破口與楔入點。但是缺乏良性的運行的農業生產組織架構，農業創新將不可能真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