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互鑒的重要意義
文明互鑒，是人類文化交流交往中的一個重要現象，也是一個重要規律。2014年3月27日，習近平主席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發表演講時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而我們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過程中，也需要對文明互鑒有著深入的理解和認識。可見，文明互鑒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和重大的現實意義。
那麼，要深刻把握文明互鑒，首先要理解什麼是互鑒。鑒，最早是指映照的工具——盛了水的大盆，類似於後來的鏡子，也有照鏡子的意思。互鑒就是互相照鏡子，後引申為相互學習、相互借鑑。這裡介紹一個佛教典故，叫「燈鏡之喻」，出自《華嚴鏡燈章》，「於一暗室。中供五佛。像前各然一燈照之。取十圓鏡。安置十方。面面相對。影影交涉。學者因此。悟入剎海涉入重重無盡之旨。」這就是說，我們在一個暗室放置五座佛像，並在每座佛像前點燃一盞燈，也就是一支蠟燭。然後，在佛像兩邊各放一面鏡子，使其面面相對。這時候，我們會看到左邊鏡子裡不僅有鏡前的佛像和燃燈，還有右邊鏡子中的佛像和燃燈以及左邊鏡子中的鏡像。也就是說，面面相對的兩面鏡子對佛像和燃燈形成了交互反射，呈現出「影影交涉」「重重無盡」的鏡像。而這種鏡像，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互鑒。
那麼，文明互鑒呢？我們在接受外來文化過程中會形成一種認識，這就形成了一種反射，也許會與其原本的表達有所偏差。然後，這種帶有偏差的認識又對外來文化創造者、繼承者形成一定影響，使他們產生了新的認知，從而推動了這一文化的發展。也就是說，對於外來文化來說，我們所形成的帶有偏差的認識，是對其的一種反射；而這種認識之後又作用於創造者、繼承者，使他們產生新的認知，是對其的交互反射。人類文明就在這樣的「影影交涉」「重重無盡」中不斷向前邁進。
舉個例子。2021年，中國翻譯出版了《中國哲學家孔夫子》。這本書於1687年在巴黎出版，由比利時傳教士柏應理最終完成。可以說，它是儒家思想西傳歐洲的奠基性著作。明清時期，大批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以後，認識到要讓中國人接受西方的宗教主張，首先要尊重中國的文化，要學習中國儒家的經典著作。於是，包括柏應理在內的一些傳教士，翻譯完成「四書」中的三部《大學》《中庸》《論語》，並最終形成了《中國哲學家孔夫子》一書。
但在這一過程中，遭遇了「禮儀之爭」。這些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發現，無論是普通百姓，還是鄉紳、儒生，都有拜神、祭祖、祭孔的傳統，即使入教也未改變。也就是說，中國人既拜自己的祖宗、聖賢，也拜西方的上帝。而這在天主教是不被允許的，違反了「天主十誡」，因為天主教只能拜一位神，就是上帝，就是耶穌。但若是這樣，讓中國人放棄自己的文化傳統，去拜上帝，那恐怕就沒有幾個人會去信天主教，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也不會順利進行。由此，耶穌會就實行了一種調適的路線，就是允許中國人既保持自己的傳統習俗，又可以信仰天主教。這就是利瑪竇主張的「求同存異」的傳教路線。後來，這一傳教路線在耶穌會內部產生很大的爭論，從而將如何看待中國禮儀問題的爭論由耶穌會內部擴大到來華各修會之間，甚至到了羅馬教廷，引起歐洲對中國文化的好奇與討論。
在「禮儀之爭」的過程中，柏應理最終完成了《大學》《中庸》《論語》的拉丁文翻譯工作，並在歐洲出版發行了《中國哲學家孔夫子》，這對儒家思想西傳歐洲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注意，中外文化交流早在絲綢之路時就已開始，早期是感官上的、外在的，如《馬可·波羅遊記》，而明清時期的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是觀念上的、內在的，如《中國哲學家孔夫子》，所產生的影響與早期的相比不可同日而語。
《中國哲學家孔夫子》的出版，是文明互鑒的第一鑒，就是用歐洲的鏡子照中國儒家思想；而反過來第二鑒，就是用中國的鏡子去照歐洲鏡子中的中國儒家思想，也就是把拉丁文版的《大學》《中庸》《論語》翻譯成中文出版，給中國人看。目前，我們已經翻譯出版了這部書的中文版。那麼，這項工作有沒有意義？我認為意義重大。首先，西方傳教士要理解中國古漢語，然後才能把中國儒家經典著作翻譯成拉丁文。在這一過程中會出現很多問題，尤其是對中國哲學思想的或是中華傳統文化概念的解讀會加入一些西方哲學思想。這樣，中國儒家思想就在西方人眼中產生了一些變化。如果把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儒家思想再翻譯成現代漢語，汲取其中精華，從而進一步推動中國文化發展，這就是文明互鑒的意義。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
那麼，除了《中國哲學家孔夫子》，西方傳教士還翻譯了哪些中國傳統經典著作？1711年，比利時耶穌會傳教士衛方濟翻譯出版了《中華帝國六經》，該書包括《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以及《孝經》和朱熹的《小學》，是「四書」在歐洲首次完整翻譯出版。衛方濟翻譯出版了《孟子》，彌補了《中國哲學家孔夫子》的不足。除此之外，他還翻譯了《孝經》和朱熹的《小學》。那麼，他為什麼會選擇這兩部書？《孝經》比較好理解，它是闡述孝道和孝治思想的中國古代儒家經典著作，儒家十三經之一。而朱熹的《小學》呢？《小學》是一部傳統的啟蒙教材，內容是教育兒童如何處事待人，如何孝順父母，如何尊敬長輩的，對中國傳統啟蒙教育乃至整個教育和學術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衛方濟翻譯出版《小學》，在一定意義上表明了支持利瑪竇傳教路線的立場，因為他認為中國人祭祖、祭孔是一種傳統習俗，不屬於天主教所禁止的偶像崇拜。總之，《中華帝國六經》的出版在西方影響巨大，很快就被轉譯為法文、英文等。這是第一鑒，西方人看中國經典，而第二鑒，我們的專家學者正在做這方面的工作，待出版後就能看到西方人眼中的中國經典。「影影交涉」「重重無盡」，這就是互鑒的意義。
有的人認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自先秦傳承發展至今沒有太大變化。但實則不然。歷史上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就是和文明互鑒相伴隨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春秋戰國時期——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軸心時代」開始，形成理論形態，但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與外來文明、外來文化的交流互動中不斷發展壯大的。而這樣的文明互鑒過程，自秦漢以來，大規模的就有兩次。一次來源於印度，就是佛教的傳入。另一次來源於歐洲，就是基督宗教的傳入。從地理位置上說，印度和歐洲都位於中國的西方，都可以說是「西學」。簡單地講，佛教自公元一世紀傳入中國，經過與中國本土文化600年的交融，到唐朝發生了玄奘西天取經，鑒真東渡的歷史事件。另外，明清時期，基督宗教的傳入，不僅帶來了西方的宗教文化，更帶來了西方的哲學、思想、技術等。
下面，我們分別做進一步探討。
二、中國歷史上的文明互鑒：佛教和佛學的傳入
佛教起源於古印度，中國古代稱其為天竺。歷史上，佛教的傳入與融合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佛教在公元一世紀前後、即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大家知道，洛陽有個白馬寺。據記載，公元64年的一天，漢明帝劉莊在洛陽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到西方有異神。夢醒後他便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赴天竺求法，一走便是整整3年。直到公元67年，一行人萬里迢迢，自天竺返回洛陽，同行的還有兩名天竺僧人（迦攝摩騰、竺法蘭）和一匹白馬、幾箱經書。公元68年，僧院建成，漢明帝因念白馬馱經有功，便將該僧院命名為——白馬寺，成為佛教傳入中國後興建的第一座官辦寺院。這是佛教傳入中國的一個標誌。
最初，人們以為佛教與道教差不多，也是羽化成仙之術。但是，隨著對佛教著作翻譯的增多，人們不僅改變了這一看法，還對佛教的認識與理解越來越深化。換句話說，在中國，從佛教到佛學，需要翻譯、整理大量佛教著作，從而形成本土化的理論體系。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在中國盛行，佛經的翻譯也大規模展開，並得到當時最高統治者的支持。位於陝西戶縣的草堂寺，創建於東晉，是中國第一座國立翻譯佛經譯場，也是佛教三大譯場中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譯場，可以說是佛教中國化的起點。公元401年，後秦高祖皇帝姚興迎西域高僧鳩摩羅什來長安、居於此，苫草為堂翻譯佛經，由此得名草堂寺。當時，譯經的隊伍非常龐大。據記載，助鳩摩羅什譯經的名僧有「八百餘人」，遠近而至求學的僧人則有三千之眾，鼎盛時期甚至達到五千人。另外，鳩摩羅什精通梵、漢兩語，在他的主持下，譯經改變了過去硬譯、直譯之法，採用意譯、音譯，譯出的佛教經典，不僅準確表達經文原意，而且行文流暢，文字優雅。可以說，他是把梵文佛經譯成通順易懂的漢語的第一人，畢生譯出了《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諸多經典，極大促進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與發展。
經過與中國本土文化五六百年的交融，中國的佛教與佛學得到巨大發展。可見，文明互鑒是一個漫長且艱難的歷史過程，而且還在進行當中。到了唐朝，人們對佛教和佛學的認識已經達到一定水平，但受經文太少所限，仍有無法解決的疑惑。於是，就有了玄奘西行取經的歷史事件，還留下了《大唐西域記》這一重要文獻。不僅如此，據記載，玄奘此行帶回大小乘佛教經律論共五百二十夾，六百五十七部，進一步推動了中國佛教和佛學的發展。這體現了文明互鑒的一個方面，就是佛教的傳入，而體現在另一個方面，就是中國佛教佛學向外傳播，比如鑒真東渡。我們知道，唐朝僧人鑒真為了傳播佛法，普度眾生，做出六次東渡日本的壯舉，最終到達日本時已經雙目失明。他把中國的佛教與佛學帶去了日本，促進了日本醫學、建築等方面的發展，為中日文化交流起到橋樑作用。
總之，經過文明互鑒，中國的佛教與佛學不斷發展，在兩千多年的歲月中，逐漸滲透到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比如，我們今天使用的漢語中，有許多詞彙就來源於佛教，像實際、世界、平等、大無畏、相對、絕對、覺悟、自覺、一針見血等。再比如，反切是古人創製的一種注音方法，魏晉南北朝時期受外來佛教影響，逐步發展起來，對中國文化發展影響巨大。這都是文明互鑒成果的體現。
三、中國歷史上的文明互鑒：基督宗教的傳入
基督宗教是對奉耶穌基督為救世主的各教派統稱，也稱基督教。換句話說，就是廣義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羅馬公教）、東正教、新教三大派以及其他一些小教派。一般來說，基督宗教傳入中國，主要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公元635年（唐太宗貞觀九年），景教的傳播與發展；第二階段，元朝時期，景教再次發展起來，被稱為「也可里溫教」；第三階段，明末清初，天主教的傳播與發展，這是我們這部分交流的重點；第四階段，鴉片戰爭時期，基督教憑藉西方列強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在中國得以立足。
這裡，主要介紹明清時期天主教的傳入，以及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的交流活動。當然，天主教有很多修會，但最主要的是耶穌會。那麼，天主教是什麼時候進入中國的？這個學術界尚有爭論，但我認為是1552年，也就是明嘉靖三十一年。耶穌會創始人之一方濟各·沙勿略在日本傳教時，認識到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國的影響，而中國則是一個物產豐富，文明昌盛的國度，因此萌生了到中國傳教的想法。1552年，沙勿略搭乘「聖十字」號抵達中國廣東的上川島，但因明朝海禁無法入內地傳教，不久即病死島上。正是這一年，他的繼承者利瑪竇誕生。
1578年，利瑪竇踏上了遠赴東方傳教的旅程，他從葡萄牙里斯本出發。當時，葡萄牙在遠東享有「保教權」，即所有從歐洲前往東方傳教的，都必須經過葡萄牙同意之後才能乘坐葡萄牙的船隻從里斯本出發，並且持有葡萄牙的護照，前往東方。之後，他繞過非洲好望角牴達印度果阿。1582年，他又從印度果阿出發，穿越馬六甲海峽，輾轉來到了中國澳門。1583年（萬曆十一年），他獲准在廣東肇慶居住，就此開始了也許會進入中國的歷史進程，開啟了西方文化在觀念形態上與中國文化的正式接觸。
利瑪竇來到肇慶後，建造了一座兩層小樓，取名仙花寺。在這裡，他繪製出了第一幅近代意義上的中文世界地圖。1602年，在李之藻等中國官員的支持下，利瑪竇在北京繪製出了《坤輿萬國全圖》，並印製保留下來。目前，中國學者對這幅地圖已展開多年深入研究，出了不少階段性成果。另外，傳教士湯若望修改曆法，制出火炮，被任命為欽天監監正。可見，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不僅帶來了天主教，還把歐洲的天文曆法、科學技術、音樂繪畫藝術等也帶了進來，對中國近代科學文化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明末清初思想史中，以耶穌會士為首的西方傳教士所帶來的「天學」思想，是不容忽視的因素。首先，傳教士的到來，使中國人通過「地圖」看到中國以外的世界，是中國人「睜眼看世界」的開端。其次，晚明王學的反傳統思想以及清初的實學與「天學」的進入形成了某些互動。
在晚明的王門後學思考和醞釀對理學進行新開拓的過程中，「天學」無疑為晚明思想界注入了新的資料，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到清初。但「天學」中的科學與實用技術（如火炮與水利）更受到重視與歡迎。比如，由明代科學家徐光啟和義大利耶穌教會士熊三拔合作譯著，介紹西方先進水利技術的專著《泰西水法》，在明清時期就頗為流行。明末北方大儒李二曲(李顒），主張「明體適用之學」，其中「明體類」是理論觀念層面的，「適用類」是實用技術層面的，其中就包括《泰西水法》。我們看，這也是文明互鑒的一種成果，我們把認為可用的流傳了下來。也就是說，對於「天學」中的「理」的層面，則被忽視。乾隆時期，清政府在編修《四庫全書》過程中，屏黜了「天學」中的「理」層面的內容，包括基督教神學、哲學、倫理學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後人對「天學」的全面探究。
晚明時期，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帶來的西方學說，稱「西學」，也稱「天學」。明末中國學者李之藻彙集傳教士中文著作，題名《天學初函》，共收錄傳教士和中國文人的著作二十部，其中「理編」十部，「器編」十部，現收錄在梵蒂岡圖書館。當年，一些西方傳教士不僅翻譯出版了很多中國經典著作，而且還把大量的中文原本著作帶回歐洲研究，現都收錄在歐洲的一些圖書館，如大英圖書館、梵蒂岡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等。新中國成立後，隨著國際交流交往的加強，中國學者研究中國古代經典譯著也愈加深入。這就是我們為推動文明交流互鑒所做的工作。
後來，由於「禮儀之爭」，很多傳教士在康熙時期都被逐出中國。當然，也有一些因為會修鐘錶、會彈鋼琴，或是精通某一領域技術等，永遠留了下來，死後也葬在了這裡，沒能再回到歐洲。可以說，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做了很大貢獻。比如，有傳教士來到中國後，為了方便學習漢語，發明了拼音。前面提到，中國古代用「反切」給漢字注音，也是文明互鑒的成果。其基本規則就是用兩個漢字相拼給一個字注音，切上字取聲母，切下字取韻母和聲調，在實際操作中繁瑣且不易讀准。對外國傳教士來說更是如此，要認識一個漢字就要認識另外兩個漢字，無疑增加了學習漢語的難度。怎麼辦呢？有傳教士發明了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的方法，這就是最初的漢語拼音。
1605年，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用拉丁字母給漢字注音。之後，1626年，法國傳教士金尼閣在利瑪竇的基礎上進行了改良，完成了中國第一部漢語拼音專著——《西儒耳目資》。起初，編寫這部書是為了方便西方人學習掌握漢語漢字。書名中的「西儒」，說明作者本人是喜歡中國文化的西方人；「資」有幫助之意；耳朵可聽字音，但不見字形，本書可從音查出字，這就補充了耳朵的欠缺，此即「耳資」；眼睛可看字形，但不聞字音，本書可從字查到音，這就彌補了眼睛的缺陷，即「目資」。
後來，因為這種方法比「反切」簡單，而且注音更準確，引起了當時中國學者極大的興趣和關注。其中，就包括明末著名的科學家、語言學家王征。他不僅籌資刻印該書，還親自作序。王征這個人很有意思，他曾連續九次進京赴考，除一次因家中有事未參加考試外，其他八次均未考中。直到第十次赴考，在機緣巧合之下，他認識了傳教士，在教堂的圖書館中看到了很多關於西方科學技術的書籍，深受其用，便受洗奉教。此後不久，王征就中了進士。這使其深信自己的登科是因為天主的默佑。王征從政後留心經世致用之學，後以經算教授鄉里，對傳播西方科學、促進文化交流卓有貢獻。
剛才講到，基督宗教進入中國後，有的傳教士翻譯出版了一些中國經典著作，同時把很多中文典籍帶回歐洲，也都收入梵蒂岡圖書館。1922年，法國漢學家保羅·伯希和受梵蒂岡圖書館之邀，對館藏漢籍進行了最早的編目，即《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文寫本和印本書籍簡明目錄》。據了解，當時館藏漢文書籍1200餘種。隨後，日本學者高田時雄在此目錄基礎上，先後完成《梵蒂岡圖書館藏早期傳教士中文文獻目錄》《梵蒂岡圖書館所藏漢籍目錄補編》兩個細化的版本，其中，後者包括了明清之際的「西學」漢籍。至此，梵蒂岡圖書館的中文藏書具備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圖書目錄。可見，文明互鑒，可以是一元的，也可以是多元的。
綜上，中國歷史上有兩次大規模的文明互鑒，第一次是佛教和佛學的傳入，第二次是基督宗教的傳入。那麼，如何看待這兩次文明互鑒？我們先用歷史的鏡子照一照，再用今天的鏡子看一看。也就是說，只有了解了歷史上的文明互鑒，才能在今天形成另外一種互鑒，即歷史和今天的互鑒，以史為鑑，知古鑒今。可見，文明互鑒對於我們理解人類文明與文化交流與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歷史意義。
費孝通先生曾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從文明互鑒的角度看，各美其美，就是通過照鏡子，要看到自己的優點和長處；美人之美，就是通過照鏡子，要看到人家的優點和值得學習的地方。把這兩者結合起來，就是美美與共。最後，才能實現天下大同的理想和目標。也就是說，我們通過文明交流互鑒，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文明交流互鑒，是推動人類文明進步和世界和平發展的重要動力」。因此，我們研究文明交流互鑒，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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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任大援 北京外國語大學長青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