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罪己詔，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便會是漢武帝，他晚年所下的「輪台罪己詔」幾乎已經成為古代帝王反躬自省的代表。
然而，第一位下罪己詔的皇帝卻並不是他，而是他的爺爺——漢文帝。
很多人可能會奇怪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不正是在漢文帝手中開創的嗎，在那個推行休養生息、輕徭薄賦的時代，無為而治的皇帝究竟是犯了什麼樣的錯，以至於要下「罪己詔」呢？
其實說起來，漢文帝還真是冤。
根據《史記》的記載，漢文帝登基的第二年（公元178年），分別在十一月「晦日」（三十）和十二月的「望日」（十五），連續發生了兩次日食。
這在當時的人們看來，可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
我們知道，「天人感應」學說的集大成者，是漢武帝時的董仲舒，他當才還只是一歲大的嬰兒，要在四十四年之後才能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不過他所推崇的「天人感應」思想誕生併流行的時間要遠遠早於他。
最早的文字記載可追溯到儒家經典《尚書·洪範》中。孔子也曾經說過「邦大旱，毋乃失諸刑與德乎？」這樣的話，還勸誡君王要「正刑與德，以事上天。」
《左傳》中更是有「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的說法，所謂日月之災，指的就是日食和月食。
《漢書·五行志》中將日食與國政亂象相附會的例子比比皆是。劉昭注《續漢書·五行志》則引李郃上書：夫至尊莫過乎天，天之變莫大乎日蝕，地之戒莫重乎震動。可見在漢代，日食是非常不祥的天象。
由於自己和母親薄氏並不受劉邦寵愛，以藩王身份繼位大統的漢文帝劉恆一直都是「戰戰慄栗，恐事之不終」。如今半月之間日食繼現，乃是亘古未見的異象，不論是漢文帝還是母親薄太后，恐怕都寢食難安。
深受黃老學影響的劉恆母子，顯然很清楚「卑弱以自恃」的道理。既然上天對他發出了如此強烈的譴責，他怎能不有所表示呢。於是漢文帝主動承擔了天變的責任，下詔曰：
朕聞之，天生蒸民，為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以菑，以誡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於天，菑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於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朕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飭其任職，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史上最早的「罪己詔」就此誕生了。然而它的誕生，並非緣於皇帝或大臣的罪過，更多的還是因為皇帝內心深處的不安。
不過，這件事裡有一個烏龍事件，連續兩次日食的記載，其實是太史令的失誤。當然，如果我們厚黑一點的話，也可以想像或許是太史令故意給這位新皇帝來個下馬威。
從科學的角度看，半個月時間裡連續發生兩次日食，根本是不可能發生的事，違背了自然規律。其實古人應該也發現了這一點，班固著《漢書》時就沒有將第二次日食記錄進去，顯然是意識到這個連續發生日食的記錄有問題。
《罪己詔》下了以後，漢文帝又做了三件積德的事，一是親率耕種，二是將百姓因犯罪而被罰的勞役以及百姓拖欠官府的種子全都免去，三是廢除了肉刑。
漢文帝的做法當然是無可挑剔的。雖說「天人感應」並不科學，但最初的出發點還是好的，就是為了誡勉君臣。然而，一年之後，即漢文帝三年，日食又發生了。
不過此時的漢文帝已經開始有了帝王的氣概，他沒有再把責任歸咎給自己，而是把鍋甩給了丞相周勃，並借這個機會免去了周勃丞相的職務。鑒於當時還有很多列侯生活在長安，漢文帝要求周勃作出表率，回到自己的封國去。這樣一來，漢文帝的權力又得到了進一步的鞏固。
回頭再看漢文帝的《罪己詔》，我們會發現，他的低調背後，其實也未嘗不是一種謀略。
參考書籍：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劉次沅《中國古代常規日食記錄的整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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