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出現大約可以溯源到東漢末年，當時在漢中一帶流行五斗米教，據說便是現在天師道的前身。不過在那個時候，影響最大的還是黃巾，即所謂的「太平道」。
天師道與太平道其實都脫胎自黃老道。但是請注意，黃老道與黃老學說其實並不完全是同一回事。
雖然黃老學說在漢代很流行，但很長時間都是以一種學術存在。直到東漢後期，才開始出現黃老道的說法。黃老與黃老道這一字之差，便是學術向宗教過渡的一個標誌。
《後漢書》記載：桓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在桓帝之前，漢朝的皇室是沒有祭祀過老子的，是的，你沒看錯，雖然好黃老之學，但漢室的皇帝並不祭祀老子。
桓帝的迷信是道教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桓帝不但祀老子，同時也還祀浮圖——也就是佛，用現在的話說，信仰有點混亂。但在當時，佛也好，老子也好，都屬於神的行列，相互間並不排斥。
從這個記載我們也可以看出，在桓帝時，原始的道教已經將老子作為祖師來供奉了。但正如文章標題所說的那樣，這其實只是個表象，只是為了投皇帝所好。
我們不要看到有個道字，但想當然地覺得道教與道家有著天然的關聯，其實還真不是這樣。佛教當傳入時，人們稱之為浮屠道，也是用道來命名，但佛教顯然與道教是兩碼事。所謂的道，在當時那個語境中，應該理解為信仰，浮屠道就是信佛的意思，黃老道就是信黃老，那麼太平道，自然就是信太平經及其創造者了。
根據史書記載，漢成帝時，有個叫甘忠可的道人向皇帝獻上了《天官曆》和《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並揚言「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
到了東漢順帝時，道人宮崇獻上《太平清領書》，則託言是後聖李君所授了。後聖李君，指的就是老子。從赤精子到後聖李君，顯然是傳道者有意為之，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碰黃老之學的瓷。
然而，只要稍稍深究一下，便不難看出，其實道教的很多宗旨與老子和《道德經》是不同的。比如道教有「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說法，認為通過修煉，可以獲得長生。而老子則講清靜無為，看淡生死，《道德經》中有「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的說法，這在今天看來簡直太唯物主義了。老子顯然是不可能認同「我命由我不由天」的。
既然道家並非道教真正的思想源頭，那麼道教究竟源於何處呢？
我們如果客觀分析一下先秦的各種學術流派，不難發現，道教其實更接受於陰陽家，其真正的發源應當是盛行於民間的神仙學說才對。
說到這就，就不得不提到一個人——鄒衍。
鄒衍對現代人來說幾乎已經是個陌生的名字，或許只有看過《尋秦記》的人會對他有印象。但在戰國時期，鄒衍的影響力非常之巨大。
作為稷下學宮的著名導師，陰陽學說集大成者，鄒衍系統性地提出了「五德始終說」和「大九州說」。不論官方或民間都極大地受其影響。
在官方層面，「五德始終說」深刻影響了後世的王朝更替思想，直到宋代才漸漸式微。漢代董仲舒又將陰陽五行理論與儒學相結合，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開了儒學神學化的先河。
而在民間，尊崇和效仿鄒衍的人更是不計其數，按《漢書封禪書》記載：鄒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
鄒衍是齊人，官至上大夫，又曾仕於燕國，燕昭王甚至親自抱著掃帚為他掃地，因此燕齊之士最受其影響，後世尤其是秦漢之際的方士多出自燕、齊之地，與鄒衍有著直接的關係。
前面提到向皇帝獻《太平經》的甘忠可和宮崇，一個是齊人，一個是琅邪人，宮崇的師父于吉也是琅邪人，三國時著名的方士管輅則是平原人，均未出當年齊國的範圍。
宮崇自稱《太平清領書》是其師于吉得於曲陽泉水上，說明燕齊怪迂學說在往周邊擴散，發動黃巾起義的張角是巨鹿人，亦是燕、齊神仙學說輻射的結果。
創立天師道的張道陵則是豐邑人，豐邑亦曾是齊國領土，後歸楚國，但在地理和風俗上顯然非常接近。
正是這些古代方士們為了達到將其學說發揚光大以及參與政治的目的，將眼光瞄準了漢室所尊崇的黃老，這才導致原本只是學術人物的老子，搖身變成了道教仙人。
秦始皇熱衷於長生之術，使得方士大興其道，這種風氣自然也流傳到了漢代。漢桓帝熱衷於信神，則直接導致了太平道的興起，為黃巾之亂埋下了種子。
黃巾之亂的剿滅以及張魯被曹操征服，都極大地打擊了道人們干預政治的企圖，在老子清靜無為的思想影響下，道人們終於低調了許多，加上儒學正統被不斷強化，從此道教便走向了歸隱山林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