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年初，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籌辦的國華印刷所和青雲路青雲橋印刷所，相繼遭警察抽查而暴露。負責上海地下印刷工作的倪憂天、陳豪千，反思一再出事的原因和教訓，認為閘北地區已不再安全，於是向中共中央出版委員會提議，將新的印刷廠址選在熱鬧且易於隱蔽的租界，並建議「印刷機構應一分為二，一個是綜合性的，排、印、制型和制本；而另一個是專業性的：澆版、印刷。這樣如果一處發生問題，另一處仍可繼續生產」。位於公共租界熱鬧地段的新閘路638弄23號，隨即被選為綜合印刷廠廠址，掛牌「文明印務局」。
除文明印刷所外，另一個專業印刷所——中興印刷所，也設在新閘路上，雖一西一東，但為安全起見，很長一段時間都互不往來。兩廠的總負責人均為倪憂天，毛齊華是具體經辦與聯繫人，兼任兩廠黨支部書記。文明印刷所的設備由原青雲橋印刷所搬遷而來，主要排印黨的內部文件和進步書籍，所有印件均交毛齊華專程護送給黨的秘密發行機關負責人毛澤民。
據毛齊華回憶，兩家印刷廠共20多名工人，「骨幹力量多數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學徒則多數為中共領導人員的子弟，政治素質較好，組織紀律性也比較強。」雖然勞動條件很差（如工房小、機器大，工人操作時幾無立身之地，需在機器底下鑽來鑽去，十分危險），但大家的工作熱情都很高，一個個兢兢業業、恪盡職守、毫無怨言。為保守機密，工人們平時很少與親友往來，沒有加班任務時，就主動聚在一起學習。
隨著上海工人運動的日益高漲，軍閥政府和租界巡捕房對印刷所管制更加嚴酷，文明印刷所幾遇險情，所幸皆逢凶化吉。1927年年初，中央決定在武漢建立印刷廠，特調倪憂天赴漢口籌辦，上海地下印刷工作從此交由毛澤民、彭禮和負責。「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上海印刷機構屢遭破壞，廠址也數次遷移，甚至轉到了吳淞口外的長江民船上，但在印刷工人們的努力堅持與頑強奮戰下，黨的地下印刷工作始終未曾中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