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是中國歷史上中央集權制國家的奠基時期，傳統社會的諸多制度和文化特色都在這一時期奠定。「受命改制」論及其政治實踐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旨在解決傳統王朝的合法性建構，在政治運作中具有重要地位。
受命改制思想源遠流長
戰國秦漢是傳統政治社會結構發生劇烈變革的時期，面對首次出現的大一統政權，無論當政者還是學術界都迫切需要對此作出回應，為其合法性、正當性做出適當說明，「受命改制」思想就是集中體現。面對高祖劉邦平民稱帝的歷史巨變，司馬遷這樣解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班固則這樣評價漢武帝的功績：「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曆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后，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前者強調的是漢王朝的「天命」，後者強調的則是漢王朝「改制」的成果。「受命改制」思想很好地滿足了秦漢專制政權建立初期確立政權合法性的需要。
「受命改制」思想的形成，既有現實社會政治結構變遷的原因，也有傳統思想文化積澱的因素。伴隨春秋戰國時期傳統思想的整體變遷，西周以來的天命觀念發生了質的變化，再經諸子百家的相互激盪，傳統天命思想最終成型，成為型構傳統中國文化特色的重要一環。「改制」理論的歷史淵源同樣悠久，均源自上古三代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實踐，又不斷吸收諸子百家的思想精華，逐漸成為系統的「改制」理論。可以說，秦漢時期「受命改制」思想源遠流長，是上古三代傳統政治和文化長期積澱的結果。
成就「聖王」的必由之路
「受命改制」思想興起的前提是「天命有德」觀念的確立。西周以前，「天命」高高在上，具有絕對權威。西周以後，「天命」逐漸具有「德」的內涵，「德位相配」成為時人共識，至此，「天命有德」的政權合法性理論基本形成。秦漢時期，更多地體現為利用「天人感應」理論予其形式化處理。此後，經過讖緯之學的推波助瀾，逐漸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以「德」為核心，以天人感應、祥瑞災異為表現形式的「天命有德」理論。這套理論一方面繼承了儒家「天命靡常，惟德是輔」的理念，另一方面利用祥瑞災異給予「天命」以明確的表達形式，滿足社會各階層的共同需要，成為秦漢時期占據統治地位的政權合法性論說。
「受命改制」思想的形成和鞏固，還與傳統中國對「聖王」的崇拜有關。春秋時期，天下無道，孔子通過撰作《春秋》寄託其「王道理想」，孟子已將他與禹、周公等聖人並列。此後，為進一步提升儒家的地位，公羊學家對孔子不斷予以神化，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成為孔子的「受命之符」，孔子遂成為「天命在身」的「素王」。兩漢之際，讖緯思潮進一步構建了一個從「河圖受命」到「為漢製法」的「玄聖素王」形象。孔子「素王」形象的確立和「為漢製法」理論的提出，為「受命改制」理論提供了神聖依據。從此，「受命改制」就不再僅僅是歷史性事件，而成為後世成就「聖王」的必經之路。
從「受命改制」到「制禮作樂」
「受命」之後就要進行「改制」，首先是「改正朔」。在傳統社會，以「正朔」為代表的「曆法」是神秘天命的直接體現，「正朔」也因此成為政權合法性的重要標誌。其次是「易服色」。在古代社會，「色彩」具有重要的政治意蘊，「易服色」就是根據自身政權相對應的「德運」對車馬、服飾等進行全面「改色」，以上應天命。再次是大規模「制禮作樂」。「禮樂盛世」承載著儒家全部的治世理想，「受命改制」思想繼承了這一歷史文化使命，於是全面的「復古改制」就成為必需。
「改制」還需要遵循一定的「天道」和「歷史」規律，此即「三統五德」。「三統論」認為夏、商、周各代表「一統」，夏為黑統，商為白統，周為赤統，此後的朝代更替都應遵循這一順序，周而復始。「五德終始論」認為每個朝代各據一「德」，朝代更替遵循土、木、金、火、水五行的演生次序，每個朝代都應占據相應的德運，並據此進行改制。「三統論」和「五德論」都具有機械循環論的色彩，與前述「天命有德」的理念看似矛盾，其實均體現了秦漢時期「奉天法古」的思想原則，一方面模擬「天道」循環往復、周而復始的規律，另一方面又延續了上古三代政權更替的神聖歷史脈絡。
構成完整的理論體系
「受命改制」的最終目的是通過一步步「撥亂反正」，最終達致「天下太平」。「撥亂反正」理論確立於春秋公羊學，這一理想背後體現出秦漢時期強烈的更化改制精神。在儒者看來，春秋戰國以來的社會政治變遷嚴重破壞了三代以來延續已久的社會文化秩序。於是，「撥亂反正」就成為非常急迫的政治和文化任務，而「撥亂」的手段就是「改制」。
「撥亂反正」的最終目標則是「天下太平」。東漢公羊學家何休曾將春秋歷史劃分為「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個階段，表達的就是這種理想。漢儒的「天下太平」理想雖然充滿理想主義氣質，但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目標，卻具有非常強大的社會動員能力，這與「受命改制」理論的興起和盛行都有密切關係。
秦漢時期的「受命改制」思想是一個有機整體，是一套完整的關於傳統王朝政權合法性的理論建構。「天命有德」是「改制」的前提，「玄聖素王」是「改制」的神性依據，「制禮作樂」是「改制」的核心內容，「三統五德」是「改制」的原則。通過「改制」逐步「撥亂反正」，最終達致「天下太平」則是其最終目標，「天下太平」又成為「受命」的重要表征。以上方面環環相扣，構成完整的理論體系。
成為統治思想的重要部分
「受命改制」思想體系在戰國晚期已初步成型，漢武帝則是第一個大規模實踐者，其「改制」實踐為傳統王朝確立了基本的禮制模式。西漢末年，王莽篡位成功，其改制規模遠超武帝。兩漢之際，讖緯流行，「受命改制」思想得到進一步發展。東漢雖沒有進行大規模的改制實踐，但「受命改制」背後蘊含的政權合法性思想則無時無刻不影響著東漢政治的發展。
除了在具體政治實踐領域之外，「受命改制」思想背後蘊含的傳統文化精華對秦漢時期文化發展也發揮過重要影響。例如「天命有德」所蘊含的「天下為公」理想、「玄聖素王」所展現的「崇聖尊儒」取向、「制禮作樂」所指向的「禮樂盛世」追求、「三統五德」所體現的「奉天法古」特色，以及「撥亂反正」所展現的「更化改制」精神等，這些傳統文化中的精華均誕生於上古三代，通過「受命改制」理論的吸納而成為統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刻參與了秦漢時期政治文化倫理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形成。
「受命改制」思想是秦漢時期政治思想的總綱，通過對「受命改制」理論的深入研究，對於我們認識傳統政治文化中「政權合法性」理論的重要內涵，以及傳統王朝的運作機制都有重要意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2014年一般項目「政治神話與秦漢學術思想研究「（14BZS016）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原標題：秦漢王朝受命改制思想與實踐
作者：向晉衛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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