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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李昌道先生的學術思想及方法，我認為其精髓就是：運用法學原理思考社會問題，學以致用，為社會服務。從李先生各個歷史階段的學術研究和參政議政的成果來看，理論聯繫實際，跳出純學術的思維來研究社會問題，是其旺盛的學術生命力所在。
李昌道，著名法學家，第八屆、第九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七屆上海市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上海市委原副主委，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原副院長、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原主任，復旦大學法學院原院長，2021年11月20日因病醫治無效去世，享年90歲。
李昌道先生是我敬佩的長者。他一生以教師為業，以治學為本，無論在從政崗位還是身居要職，無不展現了其謙虛、勤奮、嚴謹和博學的學者本色。
我與李昌道先生相識於20世紀80年代，1982年改革開放後舉辦的外國法制史第一屆年會上。作為恢復高考後首批畢業的大學生，我那時剛剛走出學堂，是第一次參加全國性的學術會議。跟隨西南政法學院的進修導師林向榮教授來到武漢大學，見識了不少學界大家。無論在會上還是會下，來自復旦大學的李昌道教授侃侃而談。初出茅廬的我，一切還在學習之中，提交了一篇會議論文《美國違憲審查權的歷史考察》，而李先生在英美法系領域的研究已有了相當的積累和影響。之後，有幸追隨李先生的學術足跡，通過研讀先生撰寫的《美國憲法史稿》《美國憲法縱橫論》，引領我走進比較憲法史的研究領域。
我向李昌道先生學習和交流最多的領域，還是在「『一國兩制』理論和實踐」的研究方面。由於比較法的學術基礎，可以說，我們成為國內最早涉足「一國兩制」理論和港澳基本法的學者之一。記得1987年，李先生接受重任，將赴香港新華社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制定和研究工作，臨行前專門與我聯繫，探討香港問題及法治的背景。實際上，我那時還未去過香港，但之前與同仁通過查閱資料寫了本《香港法簡論》，從這一件小事，足見李先生不恥下問的謙虛和好學。李先生在香港期間，結交港人，研究港情，很快融入香港社會，在香港報刊上發表了多篇文章，其犀利的分析、精闢的觀點，震動了香港法律界。在港短短几年時間，先後出版了多部作品：《香港法制漫談》《30常用香港法例新解》《香港基本法透視》。
1990年，香港基本法頒布後，李昌道先生從香港回來，立即投入了迎接香港回歸的法制準備工作。李先生組織和帶領上海中青年學者，先後出版了《香港政制和法制》《香港法律實用全書》《香港政治體制研究》等，在相當程度上為宣傳香港和填補國內對香港法治研究的空白作出了貢獻。在香港回歸前後，李先生主要開展了兩方面工作：一方面深入推進香港基本法的理論研究，如《教師認識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預委會委託香港浸會大學的項目，由華東師範大學主持）、《創造性的傑作：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等，為基本法教學和研究提供了紮實的文獻資料；另一方面，為駐港部隊與上海各界宣講和普及香港基本法，作「香港回歸」輔導報告達80多場，發揮了積極的社會效應。我也有幸參與了上述著作的撰寫和社會宣講，從中領略大師的風貌，感受豐富的法治內涵，同時也獲得了社會歷練。
1998年，由於李昌道先生的引薦，我成為香港法律教育信託基金的訪港學者，能夠深入香港實地觀察研究香港法治，為後來的獨立研究作了很好的鋪墊。2005年，我發表專著《演進中的香港法》，李先生欣然作序，他在序文的結尾說：「香港回歸後，研究香港法熱潮似乎已消退，但應當認識到，香港回歸後，還有更多的理論和實務問題亟待研究和解決，需要兩地法律界和司法界同仁研究和溝通。『一國兩制』也對中國社會主義法學提出了許多挑戰性課題」。今天細細領會，先生可謂深思熟慮，高瞻遠矚。
學習李昌道先生的學術思想及方法，我認為其精髓就是：運用法學原理思考社會問題，學以致用，為社會服務。從李先生各個歷史階段的學術研究和參政議政的成果來看，理論聯繫實際，跳出純學術的思維來研究社會問題，是其旺盛的學術生命力所在。從李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一個法律人的社會責任。也正是如此，李先生運用法學原理，在參政議政上提出了諸多真知灼見。通過言傳身教，我認為，從李先生身上汲取的不只是學養和精神，還有良好的學習方法。學以致用的研究思維和基本方法，在我後來承接的幾項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委的課題研究中十分受用。
「一國兩制」是一項開創性事業，不僅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也是中國發展的基本國策。香港回歸已有24年，「一國兩制」實踐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如何豐富和完善「一國兩制」2.0版，需要不斷探索。已步入耄耋之年的李昌道先生，依然思維敏捷、堅持探索。前幾年，李先生在復旦期間，就香港發生的一些案例，我們常常會一起討論和交流意見。2019年年初，李先生送了我一套珍藏多年的資料，叮囑我研究基本法一定要理解立法背景，了解每個條文形成時的爭議意見，牢記「一國兩制」方針政策的初心。疫情期間，李先生心繫祖國，每次通電話，他總會提到香港局勢及基本法研究動態。我們認為，「一國兩制」構想是理想的，其實踐有完善的空間，因此，堅持「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把握香港的戰略定位，思考「香港再出發」的治理思路，應成為基本法學者新的歷史任務。
李昌道先生既是法學大家，又是社會知名人士，曾擔任過諸多社會職務和領導職務，在中國改革開放的發展進程中，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1991年，李昌道先生被任命為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成為全國民主黨派人士擔任省級司法領導的第一人」。
李昌道先生曾經對自己的青年、中年、壯年、老年進行概括：青年時期——勤奮工作，中年時期——坎坷之旅，壯年時期——轉折人生，老年時期——忙碌無悔。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了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歷史新時期，神州大地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對他而言，得以成為真正對祖國有用的法學專業人士，「有使不盡的力，做不完的事」。「人總會老，這是不可抗力；但心不能老，心中永遠要有陽光、青年。事業需要我，統戰需要我。我的個人力量有限，猶如大海中一滴水，但是，沒有一滴滴的水，何來汪洋大海呢？」他樂此不疲，情系「一國兩制」偉大事業勇於探索。
文章來源: https://twgreatdaily.com/zh/f8f5b07ba7b639dc4e46a140397830c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