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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經中央批准，中共江蘇省委在上海成立。江蘇省委的工作主要以上海市為重點，同時領導江蘇、浙江兩省黨組織的工作，還擔負開闢江浙敵後農村抗日武裝鬥爭的重任。
中共江蘇省委機關蒲石路舊址舊景（資料照片）
位於徐匯區永嘉路291弄66號（原西愛咸斯路慎成里64號），是一幢新式里弄三層石庫門房屋。1939年4月至1942年11月間，這裡曾是中共江蘇省委機關所在地。舊址現為徐匯區文物保護單位。
「三人團」與江蘇省委的重建
中共江蘇省委最早成立於1927年6月，此後在白色恐怖愈演愈烈的情況下，機關多次遭國民黨反動當局破壞，於1935年被迫停止活動。
1936年年初，黨中央決定抽調一批有城市工作經驗的高級幹部，分赴上海等國民黨統治區重要城市，恢復重建黨的領導機構。4月，與部分左翼人士頗為熟稔的馮雪峰先行抵滬，通過魯迅等人成功尋覓到周文、王堯山等在滬堅持革命鬥爭的中共黨員，上海黨組織終於重回中央懷抱。1937年5月17日，黨中央在延安召開白區工作會議。為迅速恢復和重建上海黨組織，會後，中央決定派劉曉赴上海，主持上海黨組織的領導工作。出發前，毛澤東、劉少奇、張聞天分別找他談話，指出在上海堅持鬥爭的重要性、艱巨性和複雜性，要求他到上海後堅持白區工作會議確定的基本方針和鬥爭策略，注意整頓和發展壯大黨的組織，做好群眾工作，隱蔽精幹，積蓄力量。
1937年6月下旬，劉曉到達上海。隨後，根據中央決定，成立了由劉曉、馮雪峰、王堯山組成的「中共上海三人團」，是為上海黨組織的最高領導機關，劉曉任書記。「三人團」從全國性抗戰的總任務出發，確定把黨的重建工作與領導群眾公開的抗日救亡運動，既嚴格區分又密切結合，使黨的政治影響和組織基礎在廣泛的群眾運動中發展起來。
1937年11月，經中央批准，中共江蘇省委在上海成立。劉曉任書記，劉長勝任工委書記（後任副書記），王堯山任組織部部長，沙文漢任宣傳部部長，張愛萍任軍委書記。江蘇省委的工作主要以上海市為重點，同時領導江蘇、浙江兩省黨組織的工作，還擔負開闢江浙敵後農村抗日武裝鬥爭的重任。此後，省委按照不同產業、不同系統，設立了工、職、學、婦等各個黨的工作委員會，全面領導上海的地下鬥爭。
與汪偽「76號」爪牙做鄰居
為適應白色恐怖下秘密工作的特點，改變此前「左」傾錯誤思想指導下建立的大機關作風，省委機關採取了「機關社會化」「機關家庭化」的做法。即所有各級領導機關都不以機關的名義出現，而以家庭親屬的名義相處，使機關在外表上同一般居民家庭一樣。
1937年11月至1942年11月，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王堯山的住處成為省委的主要機關之一。為確保安全，5年里，他的住處曾四度搬遷。其中，1937年12月至1938年秋，省委機關設在巨籟達路同福里（今巨鹿路211弄）16號。這是一幢坐南朝北的3層石庫門樓房。王堯山、趙先夫婦住在底層。趙先原在小學教書，搬來這裡後便辭去了教職，除承擔省委婦委的部分工作外，專職掩護省委機關。
當時，省委會議每周一次，多數是在這裡召開。會議一般開一天，如果是上午開始，就在這裡吃午飯，飯後必須打一會兒撲克牌，以掩人耳目。然而，同福里的環境並不理想。後來成為汪偽「76號」行動隊隊長的吳世寶，他家的前門正對著王堯山家的後門。吳家大門常常敞開著，有時候趙先在灶間做飯，吳世寶就站在她家後門口，找話題和她攀談。
為安全起見，省委機關遷到了蒲石路（今長樂路）504號。這處房子是沿馬路的，有許多方便之處，省委開會時，他們就把前門半開半閉著，作為表示安全的記號，在對面的馬路就可以看到。然而不久，因房客發生家庭糾紛，法租界巡捕房的包打聽常來調查案情。於是，王堯山和劉曉商議租幢獨家居住的房子，以方便保障機關內部的安全。
慎成里的兩次遇險
1939年4月，江蘇省委機關又轉遷到西愛咸斯路慎成里64號。由王堯山夫婦作二房東，劉曉一家人作三房客，掩護省委活動。住進慎成里的獨幢房子後，雖然沒有了左鄰右舍的干擾，房子內部的安全能夠得到保障了，但仍然發生過兩起不安全的事件。
就在王堯山夫婦剛搬來不久，一天早晨，他們在熟睡中被敲門聲驚醒，只見房間的氣窗上有個碧眼黃髮的外國人正在向室內窺視。打開門後，兩名法國巡捕闖了進來，拉開床頭的小櫃看了看，又打開大櫃、箱子翻了翻，接著又到二樓劉曉房間轉了一圈，沒有發現可疑的地方才走。當天，為了安全起見，王堯山買來油漆，將氣窗上的玻璃漆成和房間牆壁一樣的顏色。
還有一次是在1941年，劉曉和夫人去了重慶。王堯山夫婦便將二樓出租給一個自稱開廠的老闆。忽然一天半夜裡，他們聽到前門外有皮鞋跺地的聲音，接著又傳來敲門聲。打開門後，一名中國巡捕急速走進來，說著：「外面快凍死了！」原來，樓上所謂的老闆，其實是個漢奸。這名巡捕是來保護他的安全的。此後幾天，這幢房子的灶間裡夜夜坐著一名巡捕。所幸的是，沒過多久，這個漢奸就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