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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篇刊載於《中國道教》雜誌2019年第六期，因文章的學術性較強，編者對部分文字進行了調整與刪節。文後有編者評述，僅為一家之言。
董奉杏林的方位
仙人董奉在廬山的事跡，首見於葛洪《神仙傳》卷十《董奉傳》。據此傳，董奉，字君異，侯官（今福建福州）人。曾在本縣為吏，又曾救治交州刺史士燮。後隱居於廬山之下，有「醫病癩少年」「致雨救旱」「斬大白鼉」「療疾種杏」等神異事跡。
《神仙傳》載其療疾種杏事跡曰：「君異居山間為人治病，不取錢物，使人重病癒者，使栽杏五株，輕者一株。如此數年，計得十萬餘株，郁然成林。」
稍後的釋慧遠《廬山略記》亦載此事：「其後有岩，漢董奉館於岩下，常為人治病，法多奇神驗，絕於俗醫。病癒者令栽杏五株，數年之中，蔚然成林。」所述事跡與葛洪《神仙傳》大體相同，而文字簡省。
董奉杏林在廬山何處？葛洪《神仙傳》卷十隻說「君異後還廬山下居」，未標明方位。慧遠《廬山略記》稱：「眾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跡之所罕經也。……其嶺下半里許，有重巘，上有懸崖，傍有石室，即古仙之所居也。其後有岩，漢董奉館於岩下」云云，所述方位亦難以確指。
除了《神仙傳》《廬山略記》之外，早期記載杏林的文獻還有北魏賈思勰所撰的《齊民要術》。《齊民要術》卷四《種梅杏第三十六》：「《尋陽記》曰：杏在北嶺上，數百株，今猶稱董先生杏。」《齊民要術》所引《尋陽記》難以論定出於何人之手筆，但此條材料應不晚於劉宋時期則是可以確定的。此條材料明確指出董奉種杏處位於「北嶺」，即廬山北麓。
此後，南唐徐知證《廬山太一真人廟記》繼而指出董奉在廬山隱居之地乃是山北蓮花峰下，「廬山董真君廟者，即晉永嘉元年真君種杏之壇，上升之地是也。……予撫江民之五稔也，爰考圖經，得杏壇舊址，靠蓮花峰，鎮詠真洞」。
至宋代熙寧年間，陳舜俞《廬山記》卷一《敘山北篇第二》亦明確記載杏林位於廬山山北：「由禪智五里，至大中祥符觀，舊日太一宮，祥符中賜今名。……是觀，即杏林之故地也。唐升元六年，徐知證作《真人廟記》，及有保大十二年記，今存焉。氣象肅然，過者敬而不敢褻。」
因此，參照《齊民要術》所引《尋陽記》及徐知證《廬山太一真人廟記》、陳舜俞《廬山記》等材料，可以確定，董奉杏林遺址應在廬山北麓蓮花峰下。
太一宮的興衰
廬山北麓蓮花峰下的董奉杏林故址，曾建立祠廟，奉祀董奉。
立祠奉祀董奉真人始於何時？史無明文。然至唐玄宗天寶元年（742）朝廷下制，要求江州地方官對董奉祠歲加修葺，按時祭祀。可以推知，之前在杏林故址建有祠廟以祭祀董奉，此後便納入官方管理序列之中。
然而在稍後的安史之亂中，董奉祠毀於兵火，之後由當地人士遷建於石塘橋。此次遷建是因為原址位於山谷中，路途稍遠，為往來方便計，遂遷建於臨近大路的石塘橋。至唐懿宗咸通九年（868），九江刺史苗紳又將董奉祠遷入山口，但依然不是董奉杏林故址，並且祠宇簡陋。
董奉祠於杏林故址的興建與鼎盛，離不開南唐高道倪少通的經營。倪少通，字子明，早年出家學道，弱冠遠遊四方，因愛廬山之閒曠，遂居於董奉杏林故址。
倪少通在杏林故址修葺祠宇，辛苦備嘗，後在江州刺史徐知證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順利進行。南唐昇元三年（939）六月，祠廟建成，徐知證上表奏聞，奉南唐敕命，名曰「太一真人殿」。至南唐保大十一年（953），中主李璟又賜錢三百萬，敕建太一觀。
至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16）年間，太一觀賜名日大中祥符觀。宣和二年（1120）二月，廬山大中祥符觀道士習致一上奏，陳述董奉真人遺蹟，乞賜封號，宋徽宗遂誥封董奉為升元真君。
數年之後的靖康之亂（1126），使得廬山的寺院宮觀多被焚毀，而太一觀未遇兵燹，幸免於難，然自此漸就荒廢，乏人問津，在時人的紀游詩文中已經難覓其蹤跡了。
元至正十一年（1351），江南一帶陷入戰亂。廬山地處戰爭漩渦之中，難逃兵燹。據吳宗慈《廬山志》記載，能仁寺、西林寺、大林寺、天池寺、五乳寺、太平宮、白鹿洞書院等廬山南北諸名勝皆毀於此次戰亂。太一觀在這次劫難中遭到徹底地毀壞，蕩然無存。
「山南杏林說」的發端
然而在北宋時期，又產生「或曰真人杏林在山南」的說法，陳舜俞《廬山記》卷二《敘山南篇第三》：「過重岩三里，至謝景先草堂。景先以醫技游公卿之門，丞相韓魏公及台閣名士往往贈之詩，自雲所居即杏林之故地。杏林在山北，事具太一觀。」
陳舜俞明確指出，董奉杏林遺址是在廬山山北；而山南杏林的緣起，則是名醫謝景先寓居廬山山南，自稱所居之地為董奉杏林故地。謝景先於嘉祐年間（1056—1063）始至廬山，築草堂以居。而陳舜俞於熙寧五年（1072）謫官監南康軍酒稅，撰《廬山記》五卷，與謝景先築草堂的時間僅相隔10餘年，更容易詳考謝景先築草堂之始末。因此陳舜俞所論謝景先「自雲所居即杏林之故地」之事，真實可靠。由此可見，所謂「山南杏林說」顯然是謝景先托古附會而臆造出來的。
至南宋乾道三年（1167），周必大遍游廬山南北，其《泛舟游山錄》稱：「又三里，有謝景先草堂，乃杏林故地。天氣未佳，且有鄉導，不果遍游。杏林者，後漢董奉治人疾不敢貲，使愈者人植杏五株。然奉自有太乙觀在山北，或日杏林在此，而上升太乙觀耳。」文中以山南為董奉種杏之處，山北為董奉飛升之處，意在調和廬山南北兩處董奉遺址之說，這反映了山南「杏林」影響漸大，轉有坐實的趨勢。
「山南杏林說」的影響
「山南杏林」說的濫觴與泛濫，恰是廬山文化景觀的重心由北而南遷移的實時映照。自北宋設立南康軍之後，廬山在行政區划上一分為二，山北屬江州，山南屬南康軍。星子由原屬江州的一個鎮升為縣，並成為南康軍治所。
背山面湖，控扼南北水路孔道的地理優勢使南康軍的地位日益上升，舟車駢湊，人文薈萃，其經濟、文化、宗教等地位也日益突顯。以宗教為例，在唐代，廬山山北有東林寺、西林寺、大林寺及九天使者廟等著名宗教場所，而山南僅簡寂觀這一所著名宗教場所而已；至北宋中期，「山北老子之宇二，同名觀；佛之宇五十有五，或曰寺、曰院、日庵、曰蘭若」，「南山老子之宇九，佛之宇九十有三」。廬山山南社會文化發展之迅猛可見一斑。
在此大背景下，隨著時間的推移，「山南杏林說」影響越來越大。至明代嘉靖間，桑喬編纂《廬山紀事》，已經分不清南北杏林孰真孰幻，只能存疑：「慧遠記董奉事不標嶺名及南北所在。《集仙傳》《真仙通鑑》諸書亦只雲居廬山，今莫能的知其處。而《南康志》則雲杏林去府西二十五里醉石東。《九江志》則雲杏林在蓮花峰下，今二峰下俱有奉之遺蹟。宋謝景先則又以為在上霄峰。三說莫能別其是非。……然則今但知廬山有董仙神異之跡，而其所居則闕疑焉可也。」據此可知，到了明代中後期，董奉杏林不僅有廬山山北、山南之爭，而且「山南杏林說」也出現了般若峰、上霄峰之爭。桑氏在《廬山紀事》卷九中，明顯否認董奉杏林故址在山北的觀點。
清代毛德琦《廬山志》、民國吳宗慈《廬山志》皆沿襲桑氏之說，傾向於「山南杏林說」。如吳宗慈《廬山志》於「山北第三路」之「蓮花峰」詞條下徑直移錄桑喬《廬山紀事》卷九的文字，於「山南第六路」下列「董奉館、杏林」詞條，介紹董奉事跡。
然而「山南杏林說」本身存在諸多缺陷：一是文獻晚出；二是有般若峰、上霄峰之爭；三是缺乏其他文獻及遺址作為旁證。故而吳宗慈只好存而勿論：「夫神仙之說，本屬渺茫，其時代、年齡、居址似不必拘泥求之，加以考證，更屬無謂。但察其事跡，有利於人群，則存之可耳。」
在這背景下，世人大都認為董奉杏林在廬山山南。因此，自明代以來，吟詠廬山杏林的10餘首詩歌，皆為「山南杏林」而作；文人遊記中的杏林遺址，也全部指向廬山山南。由上可知，自北宋謝景先自稱山南為董奉故址之後，「山南杏林」說影響逐漸增大，既而方駕「山北杏林」說， 嗣又凌駕 「山北杏林」說，成為山志採納之成說，被社會廣泛採信。
結論
綜上所述，董奉杏林故址本在廬山北麓蓮花峰下，舊有祠廟奉祀，唐宋兩朝更是迭加修葺，屢有敕命。然而隨著廬山山南社會文化的不斷發展，「山南杏林」的影響力徹底覆蓋「山北杏林」的歷史史實，成為新的社會認同。可以說，「山北杏林」是真實的、歷史的杏林，而「山南杏林」則是傳說的、文化的杏林。
滑紅彬（作者像）
【作者簡介】滑紅彬，1983年生，河北內丘人，九江學院廬山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兼任江西省書院研究會理事。主要從事地方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讀後記】杏林本在山北（大概在龍門溝到蓮花洞一帶），因南宋起廬山經濟文化重心的改變而移至山南。滑老師的這篇文章是不是在給如今山南轟轟烈烈的杏林文化建設潑冷水？編者卻有另一種看法。
《神仙傳》中的董奉，就是飛劍斬黃龍的呂洞賓一類的道士，是個如假包換的神仙。全是神怪故事的《董奉傳》中只有這麼一句：「君異（董奉字）後還廬山下據。」董奉到底住在廬山哪裡？當然是哪邊人多勢眾願意出力肯宣傳還能弄到香火錢，董奉的杏林就在哪裡。1600年前的劉宋是這樣，800年前的南宋是這樣，如今還是這樣。
還是近代編撰《廬山志》的吳宗慈說的好：「夫神仙之說，本屬渺茫，其時代、年齡、居址似不必拘泥求之，加以考證，更屬無謂。但察其事跡，有利於人群，則存之可耳。」
以編者看來，董奉是不是神仙，住在哪裡並不重要，重要的那片在從醫者心中的「杏林」，它是最高的道德標準，它代表的不僅僅是「醫者父母心」，而是賑濟天下、治病濟貧的聖人之心。這才是杏林文化的意義之所在。
關於神醫董奉的故事，編者寫過一篇文章：《九江歷史上的今天 · 9月16日 · 神醫董奉的杏林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