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遺傳學家哈登：基因高達40%決定孩子的上限，但教育的下限取決於環境

哈登教授的著作《基因彩票》（The Genetic Lottery）一經問世，便引起相當熱烈的反響，並被《經濟學人》評為年度最佳書刊。

凱薩琳·佩奇·哈登，及其著作《基因彩票》

問題來了：倘若基因彩票真的存在，那些「手氣不佳」的普通孩子，是否還有努力的必要；孩子是否天然地要被劃分為優生、差生；所謂教育公平，又是否只是如夢幻泡影？……這些問題，可謂關乎我們對於教育最本質的信念。

基因抽彩：70萬億分之一

遺傳學涉及到海量學術詞彙，很容易使人讀得頭腦發昏，但完全不觸及，則連探討之門都進不去。這裡我們不妨只去涉獵最要緊的幾個概念，其中之一，便是「多基因指數（Polygenic Index）。

說起來，這個術語在某種程度上，有著政治正確的考量，目的是儘可能地避免討論基因時預設價值判斷。此前廣泛的說法，叫「多基因評分」（Polygenic Score）——從字面上也更容易理解，比如，「身高多基因評分」低的人，就很難長成姚明。

「多」字，則提醒我們注意遺傳學近十年來的一個共識：遺傳表征不可歸結到某個特定的、單一的基因上，而是與千上萬個基因的變異有聯繫。舉例來說，即便是身高這樣高遺傳率（80%由先天決定）的表征，決定它的也並非某個「巨人基因」，相關基因至少有10萬個。

總之，從社會群體層面來看，多基因指數呈現拋物線式的分布規律。自低評分起、到高評分落，越靠近兩個極端的人數越少。

多基因指數呈現「高爾頓板」式的正態分布

哈登很喜歡舉NBA身高之霸（2米29），球員肖恩·布拉德利的例子。肖恩的增高遺傳變異數量，高過普通人4.2個標準差，比全世界99.999%的人高。他落在了拋物線稀稀落落的最右極里。

NBA球星肖恩·布拉德利

即便我們不去否認肖恩的籃球技術抑或勤奮努力，如此驚人的身高，無疑對他那2700萬美元的優渥資產有著重要貢獻。

而在基因抽彩環節中，肖恩可謂連續中獎：

首先，他恰巧投胎到一對高個子的雙親家庭，父親2.03米，母親1.83米；

其次，即便有父母遺傳的加持，也未必能保證後代一定高。很多親兄弟姐妹之間，身高差異大的也很普遍。例如哈登自己便遺傳了高個子基因，而她親弟弟的身高則低於美國平均值。

肖恩的奇特之處在於，令他拔高的基因比普通人多，而有變矮風險的基因又比一般人少——據遺傳學家估計，產生肖恩這種基因組合的機率接近於零，即便在「巨人」群體中，機率也僅為10%~30%。

如果我們討論的不是身高這樣遺傳率較高的表征，抽彩的不確定性就更大了。要知道，任何一對父母基因型（genotype）的組合數量，都多達70萬億個——這還是不考慮基因突變的情況。

因而，把一個孩子所遺傳到的表征稱作抽彩，真是毫不誇張。無數的組合在冥冥中影響了孩子的人生，這不是運氣又是什麼？

正如哈登所說：「運氣不僅僅是降臨到我們身上的外部事物。它也被『縫』在我們體內。任何一對父母可能產生的獨特基因組合是70萬億種，而父母的每一個基因組，又是他們父母的DNA所有可能組合中的70萬億分之一，以此類推到人類歷史的最早期。」

基因彩票給幸運兒大開「外掛」

遺傳影響身體特徵很好理解，但基因對於孩子能否在學校取得成功，真的也有影響麼？

面對這個問題時，很多人在感性上會覺得很不舒服。不論是西方人崇尚的「白手起家」，還是東方人常說的「天道酬勤」，都強調奮鬥而非先天的價值；

同時，人們在理性上也會懷疑：教育是如此複雜，受環境之影響千變萬化，豈能與身高、血型、瞳孔顏色等膚淺的表征相提並論？

哈登表示，一點沒錯，孩子的教育結果受很多因素影響，其中關聯確實很難捕捉。

比如在一項家庭研究中，為了更好地排除噪音，超過160個科學家團隊來了場頭腦風暴，試圖羅列出所有可能影響孩子的變量。

結果令人震驚。每一個科學家團隊，都提供了關於孩子及其家庭超過1.2萬個的變量。

可儘管困難重重，科學家們仍通過各種方式捕捉到基因的影響。

01

關聯是微乎其微，還是很大？

首先是「全基因組關聯分析」（GWAS）。

人的基因那麼多，但有一些是具有代表意義的、最常被分析的個別元素（SNP）。科研團隊就把它們，跟人的可測量特徵關聯起來。

前幾年，有研究小組通過超110萬人的樣本量，捕捉到1271個與受教育程度有顯著關聯的SNP。

所謂關聯，可以用R²值（關係強度）來表示。從受教育程度GWAS中創建的多基因指數，通常能捕捉到教育結果中10%~15%的差異。

10%~15%的R²值，看上去不多，但也絕非微不足道，不信，我們對比另一些關係強度：

男性比女性的體重通常更重，關係強度（R²）為12%;

海拔高的地方通常更冷，關係強度（R²）為7%；

出生在富裕家庭的孩子更容易從大學畢業，關係強度（R²）為11%……

基因的R²值，已經可以跟家庭經濟狀況因素打擂台了！

哈登進一步提醒我們，正如經濟優勢是影響教育結果的結構性力量——在教育軌跡的每個節點上，富裕家庭都可以動用「鈔能力」，使得他們的孩子獲得更好的成果——DNA也是如此。即便是一個不算大的R²值，經過一次又一次優勢的重複，小的影響也會慢慢積累到大。

更何況，在另一種研究方式里，基因影響教育的程度顯得更大，這就是雙生子研究。

雙生子，簡單來講就是同卵和異卵雙胞胎。調查雙生子的好處顯而易見：最大程度地控制了變量（剛才我們已經提到，至少有1.2萬個）。

雙生子研究出的R²值是多少呢？高達40%！

兩種研究方法的估值為何存在如此不同，學界尚無定論，並因此留下被稱作「missing heritability」（遺傳率缺失）的問題。但無論如何，DNA差異會導致教育水平的不同，已是無可辯駁。

02

有哪些先天教育「外掛」？

假如孩子的教育多基因指數，幸運地落在拋物線的右極，他會獲得哪些「超能力」呢？

外掛一，智力/認知能力

智力？沒錯，不過哈登的表述為「綜合執行能力」，在內涵上更豐富一些，包括多種重要的認知能力：

孩子更善於調節自己的注意力；更善於從一種規則切換到另一種規則；能很好地實時更新信息，並擅長在工作記憶中只保存少量的信息。

「綜合執行能力」與學生考試成績的相關性，高達40%~50%，可在很大程度上預測孩子在學校的表現。哈登對數百名8~15歲的雙胞胎測試後發現，「綜合執行能力的遺傳率，與眼睛的顏色或身高的遺傳率相當。」

外掛二，社會情感技能/非認知技能

不止如此，遺傳效應也涉及非認知技能，或稱社會情感技能。

部分勵志作家熱衷於宣揚：對孩子成功非常重要的性格優勢，並非運氣或基因的結果；孩子真正的天賦，是勤奮地練習……等等。然而，多條研究路線顯示，在理解遺傳如何影響與不平等相關的特徵時，非認知技能並非一張「免罪金牌」，它也受到遺傳的影響。

被捕捉到的社會情感特質包括：

堅毅：追求遠期目標的激情和毅力；

成長型思維模式：相信智力是可塑的；

求知慾：願意思考難題或新問題；

掌握取向：為了學習而學習的動力；

自我概念：相信自己很聰明、有學習能力；

測試動機：在測試中努力。

是的，你沒有看錯，這些通常被認為是後天達成的認知能力，其實也能被遺傳。

當智商、情商、學商……各種能想到的「商」的密碼，早已暗藏在DNA之中，我們所說的平等，究竟意味著什麼？

基因並無「優劣」之分，

環境更為重要

講了這麼多基因帶來的先天性不平等，顯得哈登教授像個種族主義者似的（她確實被一些人這樣誤解）。但作為約翰·羅爾斯（《正義論》作者）的鐵粉，她當然不會是「優生學」的擁躉。

哈登反覆呼籲的，是社會一定要客觀理性地看待基因。既別做基因盲，故意忽略一切先天因素；也別太神話基因、搞尊卑那一套。

首先我們要明白，所謂好與壞、優與劣，實則都是社會預設的種種框架。

憑什麼高個子才是「好的」?無非是社會的經濟、文化各層面，普遍對高個子有偏向，所謂顏值、體型等亦如是。可是換個社會環境如何？比如電影里的「霍比特人」國度，倒又以高為極不便利了。

哈登批評現代社會的評價機制太簡單粗暴，將人的內在價值，與特定能力（例如教育成就）掛鉤，並由此將人分成三六九等。然而，人的內在價值沒有優劣之分，大自然創造的每一種基因組合，都有各自的作用。

例如，一些軍隊專門聘自閉症青少年，去從事衛星圖像掃描，因為他們對視覺細節和圖案的靈敏度和專注度遠超常人。

Harden強調，「人不是需要解決的問題。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社會頑固地不願以一種允許他們參與的方式來安排。」

何況，研究發現，很多看似「優勢」的遺傳變異不見得一定是好事——與非認知技能相關的SNP，被證明與若干精神疾病存在關聯，包含精神分裂症、雙向障礙、神經性厭食症、強迫症等等；

又或者，某些「優勢」的基因一旦多複製或少複製了一個，就會轉而成為身體里的隱形炸彈。（故而哈登指出，通過基因編輯來提高兒童的智商，在科學上不僅是不可行的，也是荒謬的。）

其次，先不說有沒有必要拉著99.9%的普通人，和那0.1%的「天選之子」死磕——如果把基因的重要性放到整個大環境中談，只能說還是太「嫩」了點：

01

環境決定教育的下限

如果說基因彩票產生了一些天才（姑且稱為教育的上限），決定教育下限的，一定是環境。

哈登講了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在冷戰期間，愛沙尼亞的學生幾乎沒有任何自由選擇，大學學位也不怎麼受到重視，整體的教育環境「壓抑匱乏」。

猜猜怎麼著？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基因彩票差不多失靈了，即便是那些幸運兒，也更多地泯然眾人矣。

再比如，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教育多基因指數與女性受教育程度的關係很微弱——理由很簡單，以前的環境壓根不鼓勵女性接受教育。

正如哈登指出：「可遺傳的表型，對社會變革（環境）是沒有免疫力的。」

所以，我們當然還是希望教育環境變得更好，而不是「向下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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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決定不了孩子人生的底色

哈登把基因比作食譜，而多基因就像是一個龐大的食譜集。

但是孩子的人生是什麼呢？是一整座餐廳。不光是飯菜好不好吃、做得漂不漂亮；餐廳內的裝潢、服務態度、座位的布置乃至播放的背景音樂……都會影響到它在「大眾點評」上的評分。評分高的餐廳，絕不只是因為食譜高超。

這個比喻很生動地說明，基因做不了「算命先生」，也決定不了孩子人生的底色。

即便沒有遺傳到所謂的「優勢」基因，當然也不意味著孩子失去了未來。身高沒有優勢的，未必做不了作家；理科沒有天賦的，未必做不了畫家；學說話比別人慢的，未必做不了詩人……

華東師範大學哲學博士張笑宇評價：「好的理想社會，是發掘每一個人的每一種可能性，而不是讓那些在基因上贏了的人贏兩次。」

03

環境也是一種結構性力量

我們之前提到，基因和財富一樣，是一種結構性的力量，會在不斷累積中顯現作用。那環境又何嘗不是呢？

很多時候，我們以為是基因起作用的，未必不是環境在暗中影響。

比如，基因抽彩的幸運兒在幼年時期，可能比同齡孩子更早、更多地說話，一開始只是牙牙學語，很快越來越有模有樣；但是注意，這樣的孩子往往也得到了父母更多的互動，亦即家庭為他創造了一個不斷刺激的外部環境；到了學校和社會上，環境和資源向他的傾斜，也會進一步放大他的優勢。

這是不是反過來提醒我們，大部分普通的孩子，才更缺乏這樣結構性的環境推動？這也是為什麼，很多普娃到了具有良好支持的教育環境中，照樣全面開花。環境中的腳手架，或者說腳手架搭建起來的環境，對於孩子的成長非常關鍵。

面對基因：謙遜與正視

對於如何使用遺傳信息來幫助「手氣不佳」的人，哈登並未給出操作手冊般具體的指導意見。不過，她提出的對基因應有的態度，頗值得我們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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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把幸運誤認作有德

有的孩子天生更聰明，也更努力，甚至性格更好、更堅毅。但在哈登看來，這些幸運兒「在本質上並不更優秀，也並不因此就是更好的人」。

她認同約翰·羅爾斯的觀點，認為天賦的分配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社會的共同財產，並對西方主流的優績主義觀念做出批評。

哈登認為，建立一個更有同情心的社會，意味著高學歷的、在社會中占優勢的人們（包括她本人），應該提醒自己「運氣」是多麼重要，「為自己的好運心存感激，並承擔相應的義務」，而非沾沾自喜。

有人會反駁，為什麼人一定需要有同情心？不是所有人都買道德的帳。

哈登舉出羅爾斯著名的思想實驗「無知之幕」：

既然基因是一種抽彩，每個人的結果都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幕布拉開後，才知曉自己（或後代）幸運幾何——如果沒有公正的機製作保障，社會豈非人人自危？

美國總統柯林頓，曾以人類基因99.9%的相似度，作為「人人生而平等」的經驗依據，但仔細想想，這個邏輯的出發點便是錯的，平等不是實然問題，而是應然問題，不以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和多樣性為轉移。

02

不應迴避遺傳差異

哈登強調，基因造成了事實上的不平等，我們應該做的，不是閉上眼睛迴避遺傳差異，而是在此基礎上，尋求最有效的補救措施，促成更公正的社會。

比如，當一個人的近視是遺傳因素造成的，那麼這種視力缺陷就是「不應得的」，而補救的方法便是為他提供眼鏡。

然而，政策和輿論界的辯論，並沒有觸及如何使用基因數據改進政策，仍反覆無謂地爭論要不要考慮遺傳因素。

後果之一便是，很多社會科學的研究，刻意將基因數據排除在外，輕則會誇大其他因素的影響，重則會將問題的癥結歸結到無關的事情上。

比如哈登的故鄉德克薩斯州，對於「青少年性行為和心理健康」的研究，直接繞過了有關基因的合理假說。哈登則一針見血地指出，為什麼一定說，基因對青少年的性行為和心理健康沒有關聯？如果缺失了這個變量，研究有多少參考價值？

與之而來的後果之二，是哈登觀察到，很多有關教育的干預措施缺乏成效。哈登的同事，干預研究專家大衛·耶格爾說道：「幾乎所有過去的高中項目，包括輔導項目、學校重新設計等，都沒有顯示出對客觀結果的明顯改善。」

哈登直呼，基因盲和優生主義者同樣可怕。對基因數據的漠視，不僅使得社會科學多走彎路、浪費資源精力，且使得一些貌似善意但實則無效的干預政策大行其道。

總之，哈登認為，教育公平不是對每個人都一視同仁，而是給那些最有可能在學習上遇到困難的孩子——無論他們是由於家境還是基因抽彩的偶然性——提供針對性的強化支持，使他們的學習儘可能達到更有優勢的同齡人，更容易達到的水平。

「我女兒的學前班教室有一張彩色招貼畫，寫著『公平不是每個人都得到同樣的東西，公平是每個人都得到他為了成功而需要的東西』。這是5歲孩子也能理解的公平概念。」

如果說DNA是一部生命之書，每一個孩子都是孤本，每一本書都可以寫得很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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