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事業和家庭難以兩全，該如何選擇？諾獎經濟學教授的研究，讓媽媽們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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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研究也讓我們發現，事業和家庭之間的平衡問題，其實讓每一代女性都在付出或多或少的代價。

哪怕是今天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女性，也面臨一些新的挑戰，比如工作性質的變化、教育壓力的提升、以及經濟環境的衰退，都需要女性群體重新做出選擇。

事業，還是家庭？

歷時百年的代際傳承接力棒

事業和家庭平衡的旅程，已經進行了一個多世紀。

一個世紀前，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必須在事業和家庭間做出選擇，且往往只能二者擇其一；如今，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數量大幅增加，她們看上去擁有更多的選擇，也更有機會同時擁有事業和家庭。

可現實是怎樣的呢？

基於數十年的開創性研究，戈爾丁將20世紀初至今受過大學教育的女性群體，分成了五組，深入研究了她們在事業、婚姻、子女等方面的理想抱負與現實中遇到的各種阻礙，以及代際的演變歷程。

圖：一個世紀的五組女性大學畢業生

戈爾丁發現，女性群體在優先事項和成就上的轉變，也映射了社會和經濟的發展。不同組別的差異背後，有個體無法控制的時代發展和社會力量。

與此同時，每個群體都向下一組群體傳遞了接力棒。上一代女性的經驗和遭遇，正在影響下一代女性的選擇。

第一組：成家或者立業

第一組女性出生於1878-1897年，並在1900-1920年之間畢業。這一組女性的終身成就在所有群體中最參差不齊。

其中，一半人從未生育過孩子；一半人生育了孩子。在沒有孩子的女性中，絕大多數人都在某個階段工作過。而另一半有孩子的女性卻很少有人就業。

寬泛地說，這個群體要麼組建了家庭，要麼成就了事業。正如這個時代有許多女性大學生，事業有成但終身未婚、或未養育子女。

比如，被收入《美國知名女性錄》上的女性，不到30%的人有子女，只有略超過一半的人結過婚。

第二組：先工作再成家

第二組是1898—1923年出生、1920—1945年大學畢業的女性群體。

因為結婚年齡相對較晚，她們可大致歸為「先有工作，後有家庭」。大部分人結婚前都會工作一段時間，但婚後她們不再外出工作。

她們當中很多人有過遠大的志向，只是被外部力量壓制了，包括大蕭條的爆發。經濟大規模衰退後，出現了一系列針對女性就業的限制性政策，比如禁止已婚女性從事文書工作、教學等公共部門崗位也擴大了類似的限制。

圖源：pixabay

第三組：先成家再工作

第三組女性出生於1924-1943年，這一組女性一般先有家庭，然後才談工作。

受人口浪潮的影響，這一組大學畢業生中90%以上都結了婚，且大多數結婚都很早，生育了更多的孩子。

有了孩子後，她們紛紛離開了勞動力大軍。她們希望在孩子長大後重返職場，但是因為缺乏必要的技能，多數人其實很難重返勞動力市場。這一代人中，婚姻岌岌可危的比例，也大幅上升。

第四組：先立業再成家

第四組出生於1944年-1957年，20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大學畢業。

這些女性在婚姻、子女、職業和就業方面，從前輩經歷中吸取了教訓，比如投資丈夫的事業，而不是自己的事業，有其危險性。

她們從小就意識到，擁有一技之長，不僅對職業發展有利，對自己和孩子的生計也很重要。「最糟糕的莫過於，人到中年，喪偶或者離婚，還沒有自己的身份和興趣愛好。」

因此，這一代女性開始追求更高的學歷水平，並渴望從事律師、醫生、高管等報酬最高、最有威望的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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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組：事業與家庭兼顧

第五組是1958年以後出生的女性，1980年左右大學畢業。她們延續了晚婚晚育的模式，相比上一代人，生育率卻大幅提高。

這一群體更渴望事業與家庭的共贏，整體的事業成功率也有所提高。

可是，即便如此，教育程度最高的精英女性，比如哈佛大學的畢業生，她們在實現事業和家庭目標上依然面臨著挑戰——為了照料年幼孩子，她們放棄全職工作，從事兼職。大學畢業15年後，只有一半有孩子的女性從事全職工作。

當然，如果從縱向來看，在勞動參與率上，不同年齡段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都在上升。

從第一組到第五組，事業與家庭平衡上發生的巨大轉變，在戈爾丁看來，本身就是代際傳承的一部分。

「每個小組都接過接力棒，闖關通卡，跑出一段路程。每一代人都著眼於用更佳的方式，實現自身的目標，拓展自身的價值。」

事業需要時間，

照顧孩子也需要時間

通過受教育女性的百年接力，到今天，事業和家庭似乎不再是一個無法兼顧的問題。可是，真的如此嗎？

研究顯示，近60年過去，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雖然大都走上了職業道路，但是相對於男性，她們的收入和晉升始終有差距，且隨著結婚和生育，差距在擴大。

戈爾丁特彆強調，剛走出校門的男性和女性的工資其實極其接近。在大學畢業約10年後，當年輕人開始組建家庭、迎接下一代，收入差異才變得明顯。

更準確地說，當女性懷上第一個寶寶，休完產假之後，回到工作中，男女差距的拐點就開始出現了。

阻礙女性追求事業和平衡家庭生活的真正問題，究竟是什麼？我們腦海中可能會浮現出很多耳熟能詳的詞彙：性別歧視、性別偏見、職業天花板……

書里還提到了一個非常形象生動的描述——「媽媽軌道」。

何為媽媽軌道？當女性成為媽媽以後，她們的生命中就多了一條需要付出極大心力的育兒軌道。

在這條軌道上，她們需要思考孩子的養育問題、教育問題、親子陪伴，並被這些責任推著走：

「我需要花時間陪伴家人。」

「我的小孩好像一直受保姆的影響，所以我覺得最好還是留在家裡。」

「誰來準備午餐，誰來接送參加游泳培訓的孩子，接聽學校醫務室打來的電話？」

有讀者媽媽表示，「太有共鳴了，僅僅看到這裡，就止不住淚目了......終於有了被看見和被理解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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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擔母職工作，特別是當孩子處於年幼階段，已經成為職場女性的一大牽絆。

美國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社會學教授曾花費整整5年時間，走訪了瑞典、德國、義大利以及美國的135位職場媽媽，發現有一點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國家裡，都是共通的——職場媽媽們，活得太不容易了！

美國媽媽薩曼莎是一位律師。生孩子的時候，她所在的律所只讓她休息了九周，就要求她在家辦公。由於實施的是剖宮產，她的傷口還未癒合，就不得不趁著嬰兒睡覺的時間，接聽會議電話和工作了。

薩曼莎說：「在我所處的行業，年輕能幹的女性合伙人，大多數最多只敢要一個孩子。那些真的有了第二個孩子的媽媽，通常會因為這樣或那樣的理由，六個月之後就從律所消失了。」

韓劇《未生》的截圖

職場媽媽的困境，導致很多像薩曼莎這樣的高知女性，只能暫時回歸家庭，或者選擇可以兼顧家庭的靈活工作。

在這基礎上，戈爾丁認為，導致媽媽們放棄職場的，還有一個現實原因——找不到負擔得起的高質量託兒服務。

對於收入不高的媽媽來說，年幼孩子的託兒費用、保姆費用，往往是一筆很大的開支。很多女性會算一筆帳，與其將每月工資，用來支付託育、保姆費用，不如自己親自帶娃，還更放心。

除此以外，克勞迪婭·戈爾丁還進一步反思了工作本身存在的問題——工作的 「貪婪」，使得事業和家庭難以平衡。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收入不平等不斷加劇，貪婪工作的價值大幅飆升。收入分配最頂端的人的收入日益膨脹，躋身高層的人能得到更大的獎勵。

貪婪的職位與靈活的職位，在收入回報上的差別

想要勝任貪婪的工作，就需要付出更多的工作時長，加班成為常態，甚至隨時待命，也就是所謂的996福報。當然，這樣的工作薪酬也很高。

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金融業。過去是十年里，金融行業的收入增幅最大，同時，它也是需要付諸時間和精力最多、工作彈性最低的行業之一。

據一位金融圈已婚已育的女性表示，自己從懷孕期間一直戰鬥在工作一線，頻繁地出差，生孩子的前一天還在為項目忙碌、剛出月子便繼續投入到工作中……這可能是很多金融圈媽媽的常態。

這也是為什麼，在金融、諮詢等高強度行業里，女性不結婚、不生孩子的比例也很高。

問題來了。為了兼顧家庭，且最大限度提高家庭的潛在收入，夫妻雙方不得不進行妥協和平衡。

戈爾丁指出，最後犧牲事業回歸家庭的，大多數是女性。「即便是胸懷抱負、才華橫溢的女性，也覺得自己有必要為了家庭而放緩自己的事業發展步伐。」

且夫妻分工的結果，其實是雙方都有所失：女人放棄了部分事業；男人放棄了陪伴家人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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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警醒的是，眼下正處後疫情時代，經濟下行，失業率飆升，會不會加劇女性主動或被迫放棄追求事業，退守家庭？畢竟，歷史上的經濟大蕭條，曾使已婚女性的就業情況持續惡化。

這幾年，在我們身邊也經常看到，越來越多高學歷的精英女性，開始傾向於謀求一個穩定的體制內崗位，或者乾脆回歸家庭，相夫教子。這裡面既有基於個人主動選擇，也有迫於現實壓力的權衡。

當女性生產力，轉入家庭教育投資

在戈爾丁教授的研究之外，今天，束縛媽媽們在職場大展拳腳的，其實還有一個不容忽視的時代因素：教育壓力。

精細化育兒和教育內卷，不僅是「吞金獸」，需要消耗大量家庭財富，同時它也需要父母一方付出比過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放棄潛在的提升收入的機會。

這也被很多家庭視為「隱性教育投資」。

當然，在「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文化觀念影響下，母親會將更多精力用於規劃和陪護子女。因此，絕大多數家庭的隱性教育投資行為，來自於母親。

國內權威經濟期刊發表的一項研究顯示，教育陪護等對母親的收入有著顯著影響，子女升學壓力越大，母親收入下降越多。

子女升學壓力會使母親月收入顯著下降近兩成，而父親收入沒有顯著變化；

高學歷、非國有行業、育有男孩或獨生子女的母親收入，更容易受到子女升學壓力的影響；

此外，重點高校錄取升學壓力越大的地區，母親收入下降幅度越大。

有意思的是，這項研究還調查了不同升學階段對母親收入的影響。

其中初升高階段的子女升學壓力會對母親收入產生顯著負面影響，使母親收入平均下降 37% 左右。這是因為教育分層主要發生在中考階段，因此家庭往往會更加重視子女的中考結果。

為了孩子的成長成才，轉型「全職雞娃」的媽媽們，也不在少數。

全球範圍里，母親的職責已經突破了照料和養育的範疇，越來越呈現出 「教育經紀人」的特徵。

甚至有人說，無論是藤校、牛劍畢業海歸，清北、985畢業學霸，還是500強總監、央企體面又有前景的工作、年薪百萬千萬……這些光鮮的背景，在孩子的成績面前，通通都靠邊站。

雖是調侃，卻也透露著幾分真實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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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媽媽們的生活重心，傾向於精細化養娃之後，究竟是否值得？答案或許見仁見智。

從正面來看，一項收集了全球106個國家與地區的179萬人的調研數據顯示，母親對於孩子教育成就的影響正變得越來越重要。尤其是擁有高學歷背景的母親，她們對孩子的高強度投入與付出，促進了孩子升學和教育成就。

研究人員表示，如果母親教育程度比較高，她可能更容易幫孩子輔導功課、報各種輔導班、把孩子送去國外參加夏令營。高學歷母親在孩子的教育問題上，確實有很多知識和經驗。

然而，「精細化育兒」的效果，可能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大。

美國勞工部聯合俄亥俄州立大學以及芝加哥大學，曾開展了一項名為「全國青少年縱向調查」的研究。他們從全美範圍內召集了12000多名14至22歲的青少年，並對他們進行追蹤訪問。

研究人員綜合大量數據，最後發現：母親不工作，對孩子考試成績確實有積極影響，但影響非常微弱。

另一方面，女性追求職業成就，對子女「適當放養」，也並非沒有益處。

有研究發現，身為職業女性的母親，對女兒的影響會更深。因為女孩更傾向於將母親作為榜樣，如果母親在職場上有更好的表現，女兒也會更敢於打破刻板印象，追求更高的職業成就。

外灘君也曾經採訪過很多成績、品格各方面都很卓越的學生，他們的內驅力和自主學習能力很強。提起父母和家庭教育，他們中的大多數都表示，父母在工作上的努力、對事業的追求，以及自由寬鬆的家庭環境，對他們影響很深。

無論全職媽媽，還是職場女性，其實是非常個人化的取捨，畢竟每個家庭的情況不同。

當兼顧家庭和事業變得困難，媽媽們能做的，或許就是放下患得患失的心態，全力以赴於當下的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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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紐約時報Claudia Goldin Wins Nobel in Economics for Studying Women in the Work Force；

2.the 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3.《性別、教育擴張和代際：全球教育流動性》，錢岳、胡揚，發表於《自然》雜誌子刊《Nature Human Behavior》；

4.《看不見的家庭教育投資：子女升學壓力與母親收入損失》，王偉同等作者，發表於《經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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