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不同的大唐。
有的人的大唐是詩意的，有海上明月、灩灩江波，有長河落日、大漠孤煙；
有的人的大唐是明朗的，有李世民和魏徵的君臣相得，有房謀杜斷，有「神探」狄仁傑和無敵李元芳……
有的人的大唐是鐵血的，逐突厥於大漠，開都護於安西，江山一統；
有的人的大唐是浪漫的，有風塵三俠，有傳奇故事，有吳道子、閻立本的畫……
剛剛熱播的《長安十二時辰》，又給大唐文化做了一波活廣告……
大唐的興盛讓人心生嚮往，但它後期的衰落，也讓人扼腕嘆息。
短短一篇文章，講不出浩蕩的大唐歷史，只能管中窺豹。
大唐打過無數次大仗，這次只講兩次小仗，兩次小規模的對外戰爭。
而從這兩場小規模的戰爭里，卻能窺見大唐因何而盛，又因何而衰。
盛，不是道德高尚；衰，也不是道德墮落，而是一個有機體的生長過程而已。
這場水戰的過程很簡單，但形勢不簡單，影響不簡單。
1，一邊倒的勝利
戰鬥紅方：大唐、新羅
戰鬥藍方：日本、百濟
紅方兵力：13000人，戰船170艘
藍方兵力：42000人，戰船1000多艘
最後戰損：日本亡1000多人，戰船剩餘0……
這是一場一邊倒的勝利，在人數、船隻處於劣勢的情況下，大唐軍隊依然把日本軍隊殺得大敗。
有評論說，這一戰，一舉奠定了一千多年東亞的格局，一直到十六世紀，豐臣秀吉才敢自朝鮮而窺中國。
確實如此，我們看這一戰，應當回到那個時代，看一看大唐到底強盛在什麼地方。
2，日本學習大唐，不止是崇拜，也是剛需
最開始的時候是漢字——造字技術最能體現一個文明的發達程度，同時，也可以看作是技術。
有了技術，理念就跟了過來，漢字的字義解釋，之後的倫理道德，儒學的慢慢滲透……
而這些，又與政治體制密切相關。
公元五世紀，因為中原大亂，不少中原人渡海來到日本。
日本統治者重用這些中原人，特別是財政方面，幾乎都是中原人在運作，這就形成了不少大陸移民集團。
這些人，是天皇的天然盟友。
因為無論什麼地方，政治博弈的戲碼大體都差不多，怎麼制衡貴族們的勢力？要麼是外來的勢力，要麼是起於草莽的勢力。
當然，貴族勢力也不會坐以待斃，也在竭力拉攏大陸過來的移民集團。
爭鬥的結果，還是貴族勢力被打壓下去，然後發生了著名的大化革新，學習唐朝的制度。
白江口之戰，就在大化革新的五年之後。
戰敗之後，日本恐慌，為了應對大唐可能的入侵，又接受了大量的朝鮮半島移民。
這是新的外來力量，這些力量站在君主一邊，就進一步加強了天皇的力量，尤其後者在鎮壓了貴族反抗的「壬申之變」後，進而更需要有利於集中權力的官僚制度，學習唐朝便成為了剛需。
戰敗這一點，可以算是直接的刺激。
政治環境一樣，還這麼強大，不學習大唐學習誰？
認識到這一點，日本開始大規模派出遣唐使，逐步建立了以律令為基礎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國家，仿照均田制制定了扳田收授制、租庸調製。
可以說，建立了一個「小唐朝」。
3，大唐化育東亞，是帝國的特質，也是副產品
一個強大的帝國，在建立之初，它是不去考慮怎麼傳播文化，怎麼去影響其他國家的。
它需要兩樣東西，一是生存，二是秩序，歸根結底是秩序。因為秩序是更好的生存。
人們經常把生存看作最基本的需求，實則不然。生存也有其複雜性。
一億目標王健林的生存邏輯，肯定跟一位外賣小哥的生存邏輯不一樣；
一個小國的生存邏輯，跟一個大國的生存邏輯也不會一樣。
大國必須考慮各方面力量的均衡，這需要軍事力量，需要財政支持，而在這之上，還需要合理的制度支撐，能達成共識的價值觀念。
而文化，是這些的副產品，也可以說是載體。
軍事力量，大唐採用的是北朝逐漸演化而來，在隋成熟的府兵制；財政方面，同樣是凝聚北朝智慧的均田制。
這是起源於農耕—草原過渡地帶的制度。而漢之後的中國歷史也有這樣一個規律，如果開創一個兼容中原和草原的大帝國，其制度一定源於這樣的地區，隋唐、元、清皆如此。
由此產生的價值認同，也是超越中原的。
比如，太宗皇帝被草原民族尊為「天可汗」，這不只是一個稱號，而是真的在遵循草原的統治邏輯。唐太宗是中原人的皇帝，是草原人的可汗，在這之上，是大唐帝國。
也只有這樣容納多元，才成就了一個胸懷廣大、強盛無比，物質和精神文化都很豐富的大唐。
這場戰爭最吸引人的地方，就在於它是大唐與阿拉伯帝國的一次碰撞。
1，好像並沒有造成多少影響的失敗
這場戰爭，發生在公元751年，當時的大唐在西域不斷擴張，高仙芝帶兵斬將滅國，所向披靡。而阿拉伯帝國，也在準備進攻安西四鎮。
雙方就在阿拉伯人控制下的怛羅斯城展開了激戰。
唐軍的戰鬥力，在中國歷史上絕對能排到前三，而那時候，也是阿拉伯帝國也處於強盛期，雙方相持，不分勝負。
這時候，改變力量對比的是叛徒。
葛邏祿部眾突然反叛，與阿拉伯軍夾擊唐軍，高仙芝戰敗，據說兩萬多唐軍只剩下數千人。
不過，這場戰爭在當時，似乎並沒有產生多大的負面影響。
首先，唐軍給阿拉伯人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雖然從戰鬥結果上是唐軍敗了，但唐軍面對的是數倍於己的敵人。
據說，阿拉伯傷亡七萬，遠高於唐軍的一萬五千。
其次，怛羅斯本身就在阿拉伯控制之下，唐軍沒有奪取，但依然在中亞擴張地盤，影響力一直持續到安史之亂之後。
那麼，這場戰爭又有何象徵意義呢？
2，文化價值觀的暗流涌動
一直以來，我們是用中原視角看待唐朝的，把唐前期的興盛，看成是一個朝代的上升期；把唐後期的頹敗，看成是一個朝代的沒落期。
這麼理解也沒錯，但是，任何事物的發展，都基本呈現正向分布曲線。而看這個曲線，是沒法區分隱藏在趨勢之後的有趣原因。
唐帝國的逐漸衰落，與宋的衰落，是有很大區別的。
宋只是東亞大陸一個區域性國家，以儒學為本，其統治的普遍性，可能還不如兼容遊牧和農耕的遼。
而唐，雖然同樣確立了儒學的地位，但儒學的發展，依然延續了南北朝時的尋章摘句，在對帝國的文化精神引領上，與其地位並不相稱。
唐之所以這麼強大，這麼幅員遼闊，就是因為超越了中原儒學，容納了多元價值觀，成為了一個普遍性的帝國。
古今中外，有帝國特點的國家，都是如此。
比如羅馬、波斯等等。
多元價值觀塑造了帝國，但也帶來了帝國的隱憂。
這個隱憂，就是精神價值觀的衝突。
3，大唐內部的精神價值觀之爭
這是一場爭取世道人心，影響人精神世界，進而影響統治秩序的競爭。
競爭是多方的，有儒家，有佛道，還有景、祆、摩尼等等。
儒學並不占優勢。
雖然太宗命孔穎達成五經正義，儒學定於一尊，但儒學本身並不適應變化了的形勢與政策，很多是繁瑣的章句學問，僵化生硬。
而佛教在玄奘歸來後，更加系統化，獲得了廣泛的傳播。
佛教在人的精神世界方面，比儒學更有普遍性。後來儒學的發展，很大借鑑了佛學。比如，著名的「月印萬川」。
此外，伴隨繁榮的對外貿易，跟隨西域商隊而來的，還有景、祆、摩尼等教，比起當時儒學來，都更普遍性。
而西域的道德風氣，也隨之而進。
就像現在我們經常說的，社會價值多樣，各種思潮湧現。
大唐社會在充滿活力的同時，也存在諸多的不安因素。
而唐玄宗及之後的繼任者，在這樣複雜的背景下，逐漸依靠儒學進行治理，丟失了太宗、高宗的帝國視野，具體說是草原視野。
還是以怛羅斯之戰為例。
這場大戰的導火索，是高仙芝攻打石國，在敵人投降的情況下，還攻擊石國的軍隊，並且殺俘，在城裡燒殺擄掠。
如果大唐朝廷明白當時中亞的局勢，就應該懲罰高仙芝的行為，爭取中亞其他勢力的支持。
但是大唐並沒有，從而使高仙芝的行為讓小國們的離心，並引來了阿拉伯大軍。
而到了怛羅斯之戰前夕，朝廷輕視反唐聯軍，高仙芝知道仗不好打，但沒人聽他的。
就這樣，怛羅斯之戰大唐敗了，它雖然沒有產生戰略上的直接後果，但它是一種象徵，也傳遞了一個信號。
它是大唐失去帝國視野的象徵，後來果然逐漸失去對西域的控制。
它的傳遞了大唐可以被擊敗的信號，間接鼓舞了安祿山。
兩次小的戰役，背後卻是國家實力、戰略視野以及社會治理等一系列問題的反映。
歷史，就是用來給人們當事後諸葛亮的。
事後看歷史，更能獲得知識和啟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