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政部部長李紀恆近日撰文表示，我國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實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事關國家發展全局，事關百姓福祉，對「十四五」和更長時期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大和深遠的意義。
李紀恆在文章中指出，目前我國適齡人口生育意願偏低，總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線，人口發展進入關鍵轉折期。只有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提高人口素質，才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持續保持社會活力。因此要制定長期規劃，引導生育水平提升並穩定在適度區間，增加勞動力供給，實現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相協調。
2019年我國出生人口1465萬人，比2018年減少58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0.48‰，是自2000年以來的最低值。
自2015年十八屆五中全會實施全面二孩政策後，我國的生育率並沒有明顯提高。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雖然取得了控制和減緩人口增長的效果，但也付出了極高的社會代價。儘快放開二胎，提倡適度生育，才是促進我國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繁榮的根本。
當然，任何一項社會公共政策的後果都是有利有弊，計劃生育政策也是社會公共政策之一，評判其歷史功過，要堅持一分為二，要在充分尊重政策的歷史環境與特殊國情的基礎上進行證券，才是科學的。
新中國成立時，我國總人口約為5.42億，之後便進入了快速增長期。我國1969年總人口超過8億，1974年超過9億，人口數量呈現"爆炸式"增長。
中國人口達到九億時，正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當時經濟社會受到巨大衝擊，生產力不足，物質資源匱乏，人口增長與經濟社會關係極為緊張。當時我國用消費限制去應對人口激增與經濟社會的矛盾，採取配給制進行管制，所有商品均按按人數限額配給。
六七十年代，我國的人口學研究尚不深入，國家為了控制人口增長，開始採取嚴格的行政干預手段，改變人們的生育行為。1980 年 9月，中央發表了 《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產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 ，獨生子女政策正式出台。
當時社會上著重宣傳 「只生一個好」的計劃生育政策，很少有人認識到生育政策在人口發展中的作用以及人口與生育之間的辯證關係問題，只是簡單的把生育問題當做代化發展的障礙，認為人口增長率越低，經濟增長率就越高。
進入新世紀以後，計劃生育帶來的各種人口問題開始集中顯現。但是在2007 年，由國內 300多位專家學者推出的 《國家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雖然承認我國當時的總和生育率已下降到 1. 8，但仍然做出了人口在未來 30 年還將凈增 2 億左右的錯誤判斷，仍然認為人口數量仍然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障礙。
實際上，當時我國 60 歲以上人口已經突破 2 億，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國面臨的主要問題不再是簡單的人口數量問題，而是人口的結構失衡問題，以及這種結構問題帶來的養老、少子化以及適齡青年的婚姻等社會問題。
一些堅持計劃生育政策的專家，只看到「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少，人口對資源環境的壓力大，不利於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這樣的影響，而不知道人口資源在世界競爭中的重要性，更忽視了人口能給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巨大紅利，更沒有考慮到人口老齡化、新生兒性別比、勞動力短缺等人口安全隱患。如果不及時調整，當社會嚴重老化時，必然會導致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乏力。因此，當時的誤判，為我國人口政策的調整留下了隱患。
中央宣布實行全面二孩生育政策，符合絕大多數人民的期望，絕大多數中國人認為理想的家庭應該有2個孩子。以前農村家庭可以適當多生，城鎮家庭必須少生，這種城鄉差別化的生育政策，既不公平，對人口素質提升也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
據國家統計局人口和就業統計司司長張毅介紹，2019年我國二孩及以上比重達59.5%，比2018年提高2.1個百分點，說明「全面兩孩」政策已經在持續發揮作用。
低生育水平已成為今天中國必須面對的國情，中國的生育政策正處於一個關鍵的十字路口。我們現在制定的生育政策，應該至少要和 30 年後中國經濟的發展相適應，切不可再只聽某些專家的「研判」了。